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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和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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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托克维尔认为，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可选择的社会观念之间以及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调和，还要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调和。在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两极之间有若干可供考虑的可能性，从精英专制到暴徒专制。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表明这些可能性作为未来确定选择是如何具体化的，并且通过阐明历史存在的悲剧本质，在面对这些选择时激发起一种适当而充满希望的混合情感。托克维尔一刻也不怀疑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在欧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将如何在这种民主化的未来中塑造他们的存在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约到了1835年，在托克维尔给一位《美国的民主》评论者写信时，他相信自己正“竭力使人们［其读者］接受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这样，使得部分冲动和部分反抗的暴力倾向趋弱，社会才能朝着实现其目的的方向平缓前进。这是本书的主导观念，它包括了其他所有观念”（《回忆录》，I，第398页）。他希望，这种“命运”既不同于贵族制，也不同于民主制，而是二者的结合，它保持了旧秩序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也保留了对一切新事物之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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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此时，托克维尔的倾向是辩证的；他寻求某种方式来证明在历史中存在着对立要素相互综合的可能性。但是他运用的分析方法排除了任何综合的可能；他主张采用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去建构起一种还原的、二元的类型。这样，他进行的分析越是完美，要使相互冲突的因素得以综合的可能性也就越是遥远。由于托克维尔以转喻式的语言来构想历史，其想法必然会不得已地认为，在一个不是思想就是实践的可以想象的体系内，要将分析中辨别出的主要成分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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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为肤浅的方式来看的话，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没有资格称为一部历史叙事。它的年代框架完全是一种推测；其细节知识对于解释民主社会诸现象时运用的分析范畴并不是必需的。美国民主的发展或演进完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演进的观念并非一种说明的组织原则。从第一位欧洲殖民者最初定居到杰克逊时代，美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过是表现出该系统内一种稳定因素的纯粹化和清晰化，这样，在该过程终结时，即在托克维尔身处这个时代，最后产生的东西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个怪物，一个单一牢固的系统，其中消除了任何可能用来制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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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导论中说，他“在一种宗教敬畏的影响下”写这部书。这种敬畏产生于反思“伟大的民主革命”。“数百年前，人们就不顾任何阻碍提出了”这种“伟大的民主革命”，“并且在它导致的毁灭之中仍旧不断提起”（I，第3、7页）。他说，民主的成长表现为“一种神意的事实……它是普遍的、持久的，它一直避免一切人类的干预，而所有的事件和所有的人都促成了它的进步”（第6页）。它正是悲剧性命运具有的本质。欧洲社会已经听到这种民主革命的第一声惊雷，但是，它“在法律、观念、习俗和道德之类能使这种革命有益的必要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变化”（第8页）。欧洲已经为一个新的社会扫清了道路，但现在却迟疑不前：“我们已经摧毁了贵族制，我们看来也倾向于满足审视这些废墟并接受它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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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指出，在首次革命热情冷却下来之后，人们寄希望于将过去的记忆理想化，这很自然。“我们被置于激流当中，固执地注视着或许在离去的岸边仍能看到的废墟，此时，水流将我们迅速带走，并把我们拖向深渊”（第7页）。但往回走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相信，在我们正步入的这个时代中，所有想要把自由奠基在贵族制特权之上的人都将失败；所有试图在一个单一阶级之中得出并保持一种权威的人都将失败”（II，第340页）。因此，随之而来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重建贵族制社会，而是如何从上帝将我们置入的社会民主状态中获得自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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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鼓吹那似乎不可避免的东西。他相信，“平等的原则”对“人类的独立”而言充满了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最为可怕，也是在未来会有的情况中最少预见到的”（第348页）。但是，他希望这些危险并非不可克服。民主社会中的人可能“对规则缺乏耐心”，并且“甚至对他们自己喜欢的环境一成不变而感到厌倦”。他们将热爱权力，倾向于憎恨那些挥舞着权力的人，并易于躲避握有权力者的控制（同上）。但他也试图相信，对此，没有什么根本上恐惧的东西。他指出，“这些倾向将一直表现自身……它们产生于社会基础之中，不会经历什么变化；长此以往，它们将不容许建立任何专制，并且，将为后来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每一代人装备新的武器”（同上）。因而，对现在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恰当的历史观很重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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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一种从已经逝去的社会状态中得出的观念来判断正在形成的社会状态；因为这些社会状态的结构差异非常大，不可能得到一种公正或公平的比较。要求我们当代人具有源自祖先的社会环境中特有的美德，这也难说更有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本身已经沦落，并且成为包含了为它所有的善与恶的杂乱废墟。［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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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预先确定正在形成的世界状态会比以前的更好还是更坏，二者都表现出了美德与恶行。新时代和旧时代的人们就像“人类两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都有自身的美德和缺陷，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邪恶”（同上）。托克维尔注意到，在他身处的时代，有些人能够“在平等原则中认识到的仅仅是它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人“害怕自己的自由行为，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恐惧”。另一些人的观点相反：“除了从平等原则出发最后形成无政府状态这条道路之外，他们至少还发现一条似乎会引导人们走向不可避免的奴役的道路。他们事先按这种必要条件来塑造自己的灵魂，并且，由于对仍保留的自由感到绝望，他们在心中已经屈从这种即将出现的主宰。前者因为认为自由是危险的而放弃自由，后者则因为认为它是不可能的而放弃它。”（第348页）托克维尔想找出拒斥这两种选择的理由。一种正确而充分宽泛的历史图景能够显示出对平等原则的天真信仰与不假思索的恐惧都是愚蠢的。托克维尔用劝诫来结束《美国的民主》，他要公众“以一种有益的敬畏来企盼未来，这种敬畏之心能使人们守望并保护自由，而不是以胆怯和无益的恐惧来期待未来，后者总是令人沮丧和消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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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过程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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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说，他并非因为“仅仅满足于一种好奇心”而着手研究美国的民主，相反，他首先是想要构想一幅“民主本身，以及它的偏爱、特征和成见的图景，以便认识到在其过程中我们担心和希望的东西”（I，第14、17页）；其次，他要为“新的政治科学”打好基础，这是“新世界所需要的”（第7页）。托克维尔的真正主题是自由的理念，它从一开始就渗透在欧洲文化生活中，并且贵族制和民主制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此做出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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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克维尔有关美国的民主观念是一种畸形的产物。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表现出西方文明的构造中的一种断痕和分裂。自从16世纪封建社会的崩溃以来，这种片面而极端的发展倾向就在欧洲存在了。美国提供了一个单纯民主类型的例子；在此，“第一次……至今不为人知或认为是不可行的理论将展示出一幅新景象，而世界根据过去的历史还没有为它做好准备”（第26页）。美国丰富的自然财富，以及缺少任何原先存在的社会秩序，使得仍然潜在于欧洲的某种思想和行为传统有可能成长、繁荣，并且在自由的理想中表现出它所有的创造和破坏的潜能。这样，美国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温室环境，而这种系统只是最初形成于欧洲，后者“仍然因在腐朽中衰落的世界残余而被拖累”（II，第349页）。但是，恰恰是这些旧社会的历史残余的存在，为在欧洲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可能性，它要优于在美国形成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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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正写作《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时，美国社会开始显示出他所认为的某些潜在的致命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其变化而无发展。托克维尔在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现一种沉闷的阻滞现象，它阻碍创新，无力将变化转变成进步。这样，他认为，美国人民将自己呈现给同时代观察者，其处境与两个世纪之前人们从欧洲抵达美国时本质上是相同的（第7页）。托克维尔也为美国生活中盛行的物质主义而感到沮丧。在许多地方，他表示出对美国将形成富豪统治的担忧，这种统治在动摇平等理想的同时，将不可能替代健康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后者正是欧洲贵族制在其早期和富有创造性的阶段中具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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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声称，美国的民主中并没有什么本质上是“美国的”东西，这就表明，欧洲也潜在地受到类似危险的威胁。他认为，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欧洲源起。因此，他写道：“如果我们在研究了美国的历史之后，仔细核查一下它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我们仍然会深信，没有哪种记录在案的观点、习俗、律法，甚至事件是人们不能说明其［欧洲的］源起的”（I，第29页）。托克维尔将美国生活的静态性大部分归因于缺少一种“民主革命”的传统，在那种传统中，确立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接受周期性的批判和评价，并保存它的进步性变革的动力（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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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缺少这种革命传统，才使得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生活真正区分开了。在美国，民主的理想仅仅是被确立了，而在欧洲，这种理想必须确立自身以应对贵族制的反抗，以及抵制中央集权政府，它是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同敌人。这种反抗使得贵族制文化的某些片断去拥抱民主制的理想，它导致平等原则和革命性动力融为一体，并因此创造出那种民主革命的传统。有了这种传统，欧洲就被赋予了一种进步性变革的潜能，这是美国的民主所没有的。这样，对于理解美国历史而言，只要考虑两个因素（令人鼓舞的社会理想和它赖以发展的自然环境），理解欧洲历史却有四个因素需要研究。它们是贵族制社会理想、民主制社会理想、集权国家和革命的传统。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美国的剧情表现为人类只是为了确立平等原则而与自然的斗争，因而是可怜的；欧洲的剧情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斗争，牵涉到社会观念的冲突、凌驾和反对这些观念并用它们为自身服务的国家力量，以及一种革命传统，它反过来对抗国家权力，并且在忠于自由理想的过程中周期性地消解它。这也就是说，欧洲与美国比起来，是一部包含了一切真正的悲剧成分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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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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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在《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开头几章中勾勒出来了。在此，托克维尔将美国和欧洲民主思想的主要原则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者那里。但他指出，在欧洲，独立判断与批判精神从路德经由笛卡尔到伏尔泰得到继续发展，而在美国，这种精神堕落为对公共观点的接受。这样，在欧洲有着一种民主的哲学传统，它在文化、政治和宗教中支持并援助了革命传统；而在美国，哲学传统几乎完全不存在，甚至对哲学毫无兴趣。美国社会是宗教虔信的产物，它“从不怀疑”地接受那些信念，并且“不得不同样接受其中产生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大量道德真理”（II，第7页）。相比之下，在欧洲，贵族阶级和国家集权对平等原则的抵抗促进了哲学和革命的发展。相应地，思辨的自我批判传统和通过革命行动进行批判的传统在此都鲜活地保存下来了。它们提供了创造一种新社会的可能，这个社会在原则上平等的同时，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然倡导一种个体性，这是美国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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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最后，美国表现出来的只是二分之一的欧洲自由传统的一种奇异发展。欧洲文明的发展源自于两种社会理想（贵族制和民主制）和两种政治趋势（国家集权和革命）之间的对抗。相比之下，美国文明缺少贵族制社会理想来充当民主理想的制衡物，也缺乏革命传统来充当国家集权的制衡物。这样，在美国，未来对于自由的主要威胁在于国家集权与民主社会理想的可能联合，它将创造一种多数人的专制（第13页）。在欧洲，贵族制独立的传统以及革命传统将制衡可能利弊俱在的民主理想的发展，这有赖于它们如何运用。如此，托克维尔便向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同胞指出：“我们时代的国家不能阻止人们的处境变得平等”，但是，“平等原则将他们引向奴役还是自由、引向文明还是野蛮、引向繁荣还是恶劣”，这仍然有赖于“他们自己”（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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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反思很少可以视为绝对赞许，多数可看作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是极富反讽的。他置身于美国之上，并从各个方面做出判断，把美国看成各种条件和过程的联合体。这些条件和过程很少提供什么理由让人们希望美国能够产生任何对普遍的人性而言有价值的东西。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历史的情节不像任何浪漫主义式的上升，甚至不像通过其主角遭受苦难而在意识中获得提升的悲剧性兴衰。美利坚形式的民主，也就是说，对其倾向专制的内在冲动不存在任何限制的民主，最后只能得出一种可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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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托克维尔提醒我们，国家并非完全受制于“由先前的事件、这些国家的人种，或者土壤和气候中产生的一些不可超越的和不可理喻的力量”。他批判信仰这些决定论的原则是“错误的和胆怯的”；它产生的只能是“虚弱的人类和怯懦的国家”。虽然神意并没有为人类创造全面的独立或完美的自由，但想象一种每个人都能主宰自己的自由之境还是有可能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表明，虽然“在每个人周围画出了他无法跨越的命运之圆”，但是，“在这个圆圈的广阔范围内，他是强大的，也是自由的。”并且，“对人是如此，对社会也是如此”（同上）。但托克维尔很少劝说人们对美国的未来及其民主抱有更多的希望，这有可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对他的著作没有多少兴趣。穆勒认识到了托克维尔在思想中对民主的这种敌意；并且，尽管他称赞托克维尔的历史见识与社会学考察的深刻性，针对美国和欧洲民主的未来，他却否认由这位法国贵族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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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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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文明的戏剧而言，托克维尔相信，他正在经历第一幕或贵族制那幕的最后一场，而他在美国看到了正在拉开的第二幕或民主制那幕的一种可能后果。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幕如何可能在欧洲以喜剧结束，而不是一种悲剧结局。他研究美国民主的原意不仅仅是对下一个欧洲时代做出猜测性的描述，而是要帮助欧洲避免铁板一块式的民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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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克维尔看到的那样，在他那个时代，欧洲文明是以一种割裂、分离的情形存在，也就是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是个庞然怪物；另一方面，欧洲在冲突的观念之间挣扎，无法做出选择，它自身的力量不能确定，对自身复兴的资源缺乏思考，优柔寡断、踌躇不前和缺少自信。在完成了对美国社会的诊断，以及预言美国即将堕落为一种暴民专制之后，托克维尔转而分析欧洲社会，想估计一下欧洲的千年传统哪些已经消逝了，哪些还活着，以便确定其未来的前景。他的《旧制度》是计划阐述大革命对欧洲社会影响的多卷本研究著作的第一部，它意在成为为贵族制文化理想辩护的著作。这部作品的策略与《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样，但其做法却多少有些不同。对美国民主的研究被当作解毒剂注入到了奥尔良派治下的法国的静态社会中，一方面，它平息了对民主的恐惧，另一方面冷却了不假思索投身民主的热情。它意在表明民主在何种程度上是欧洲历史中特有的，以此来缓和保守分子的恐惧，并且，同时也想通过揭示新大陆发展的那种纯粹民主具有的缺陷来缓和激进分子的热情。《旧制度》也有类似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它表明民主人士自身珍视的革命传统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贵族制社会的创造，并且，革命如何（反讽式地）恰好是它试图颠覆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产物，由此而调和了民主人士的激情；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反讽式地）强调了新旧体制之间的连续性因素，尤其是在集权政府的成长中更是如此，这威胁到了革命者为之奋斗的自由的原则。托克维尔自始至终深信，历史的时钟不可能退回到以前的时刻，在他自己思想中，无论什么时候，使时光倒流的念头都是要根除的。但是，托克维尔冷静地评估了人们必须为平等主义付出的代价，并且，也意识到了人类文化在平等主义推动的社会进步中要受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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