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73990
在此，我回到我对于历史思想的基本问题最初的表述上来，它意在建构一种历史过程或者其中某一部分的言辞模型。由于它作为一种语言产品的地位，这种言辞模型能够分解成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诸层次。如果我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我就可以断言，不同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同一个历史领域、同一组或同一序列的事件中的不同方面，因为他们在此处确实看到了各不相同的对象，暂时地将这些对象聚合成历史存在的不同类别和种类，以不同的术语来构想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按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些关系的转化，以便通过他们写作这些对象的叙事结构，描述出它们的不同意义。这样理解的话，历史努力地以构成不同话语世界的方式来使用语言（日常语言或技术性语言，但一般是前者），在其中，通常所说的历史之意义，或者有关整体历史过程的不同片断的意义，都能加以陈述。
1707573991
1707573992
语言综合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如，从简单的命名行为开始；通过一方面是共时性的分类模型，另一方面是历时性的模式——由此才能确定历史现象的类别以及它们作为某个过程中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再到它们用来理解整个历史过程具有的“意义”。根据单个史学家承认这种或那种各不相同的研究工作对于构成一种全面的“历史话语之语言”的必要性的重要程度如何，语言综合的这些不同层面本身就史学家的任务产生了不同的概念。专注于词汇层面的史学家代表一个极端，其成果本质上是编年史，尽管它比中世纪编年史家撰写的编年史更“丰满”；而若有一位史学家急于想要找到整个历史领域中的终极意义（语义的层面），他就将写出一部“历史哲学”。
1707573993
1707573994
如果我把词汇归类行为当作历史编纂活动的一极，而把语义学行为看作另一极，那么，我就能看到，19世纪职业史学家谈到“真实的”历史时所意指的东西，将被定位于这两极之间的某处，或是定位在语法层面，该层面一般分类行为占优势，并且目的在于表现历史领域的共时性结构；或是定位在句法层面，该层面动态的历史领域被视作一个过程，它是分析的主要对象，并且对历史存在的历时性维度进行的表现也能得到理解。当然，每一项历史学工作会在所有四个层次上进行操作，只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适当的话语世界，以便在其中能够有意义地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过程。而不同种类历史编纂的产生，更多是由于强调了这种或那种语言学构成，不是由于排除了哪个意义层面。
1707573995
1707573996
如果历史学话语太过于局限在单纯为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客体命名，并且只是按照它们在其中呈现的顺序将其编排在一条时间线索上，历史学著作就将降格为编年史。然而，如果它为了澄清那些假定存在于一切类别的所有历史客体之中的关系而删减事实性细节，其结果便会是丹托所说的“观念性叙事”或“历史哲学”。这即是说，关于历史之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真实的”历史记述应是这样的，它一方面停留在材料的共时性分类层次上，另一方面停留在材料的历时性表现层次上。这样就能说明，19世纪职业史学家主流倾向于把有关历史领域的形式描述和历史过程的叙事性表现看作写作“历史”的适当方式。此外，它也能提供一条途径，能把他们自己对“历史编纂”的描述表现为一种话语，它界于空洞而单一的编年史和无法无天的“历史哲学”之间。
1707573997
1707573998
若按如此理解，“历史记述”应是有关过去的任何记述，其间占据着历史领域的事件得以正确命名，归入了某个特殊“历史”种类的类属之中，而且进一步由普遍的因果概念相关联，正是通过这些因果概念，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变化才能得到说明。上述行为将预先一种关于历史意义的一般概念，假定一种历史领域及其过程之本质的观念或概念；简而言之，它们将暗示一种“历史哲学”。但是，这种“历史哲学”惟有作为“被置换”、被净化或被扬弃的东西，才能呈现在一种给定的关于过去的“历史学”记述中。它只会出现在实际用来说明历史领域中“发生了什么”的解释模式中，出现在常常是把叙事中实际讲述的故事转变成某种特定类型故事的情节结构中。这种被转移了的“历史哲学”，被预设在过去或现在的任何适度可理解的记述中，它就是被批评家们确定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对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特定“解释”，或者在对致力于任何特定时期政治领域的团体有着特别兴趣的一连串事件中找到。但是，既然一方面在可能是由某个特定史学家选定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有机论、情境论、机械论、形式论）之间，或者另一方面在史学家可能用来构成其叙事的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之间没有办法做出公断，历史学领域就显得格外丰饶而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它就同一组事件产生了诸多不同可能的记述，以及为描述其多重意义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与此同时，历史学面临诸多冲动，它要么是步入历史领域的完全概念化层次，就像历史哲学家倾向的那样；要么沉迷于对一片混沌的把握，就像编年史家那样。历史学将从它抵制的这些冲动中得出任何它应当具有的完整性。
1707573999
1707574000
因为历史哲学家被驱使着挑明仍然暗含在专业史学家著作中的解释和叙述策略，这样，历史哲学便成了历史学的一种威胁。但是历史哲学家还代表着一种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历史哲学就其特征而言，是一种愿望的产物，这种愿望即改变专业认可的那种给历史赋予意义的策略。19世纪专业史学家反对历史哲学的恶意，以及那个时代历史哲学家看待专业史学家时的那种蔑视，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哲学家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专业历史学好比“历史哲学”本身，同样地承载着价值，并且同样地是从概念上确定的。对学术性或专业性历史学最强硬的批评者认为，历史学的“学科化”在极大程度上出自于一方面排除某些类型的解释观念，另一方面又运用某些情节化模式。尼采对专业史学家“平庸无能”的责备，最终乃是对他们那种庸俗艺术观的真正批评，就像马克思对这些史学家的“奴性”的指责，归根结底是对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科学观的批评。
1707574001
1707574002
这些指责构成了马克思和尼采对学院派史学思想的“激进”指责的成果。因为，尽管其他像孔德和巴克尔这样的历史哲学家设法将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观念和技艺传入历史学之中，并且针对专业史学家在其“叙事”中呈现的同一批材料机械地运用这些观念和技艺，但马克思和尼采挑战的正是艺术和科学的观念，而19世纪全部的高水平文化就是从这些观念中获得其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设想把科学和艺术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这就暗示着，历史研究在转入职业化时，也变成了一种受规则支配的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思索时下言语的用法，以便说明该言语的规则，随后将正确的用法界定为遵循那些规则的言语。于是，语言本身变成了由规则支配的东西。在这样作为正统而被铭记的正确用法的观念内，许多不同风格的策略成为可能，它们或许都多多少少遵循如此确定的“规则”。
1707574003
1707574004
在19世纪的史学思想中，被赋予正统地位的不同风格的规则分别是由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表现的。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实在论”感到自豪，为自己在一定的限度内发现了最适合描述一个历史事件领域的方式而自豪，这种限度正是由他那个时代历史编纂的“学者”圈子推崇的“正确”用法的观念来确定的。
1707574005
1707574006
但是，对同一组历史事件的解释存在的真正差异，是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话语世界这种历史学观念允许的，它不可能不令最具哲学睿智的观察者想到，也可能对“游戏规则”进行不同解释，并且，也有可能构想出一个描绘历史领域的不同的话语世界。在马克思和尼采那里，这种历史知识之本质的概念化被推向其逻辑终点。他们两人都设法改变历史学游戏的语言学规则，马克思是以批判历史思维中的科学性成分为基础，尼采则是通过批判其中的艺术性成分。于是，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的话，马克思和尼采以各自的方式企图做的是贯彻（黑格尔的）指令，将不同类型的反思性历史的洞见转变成一种真正的哲学性历史的基础。这种哲学性历史对于历史过程而言，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本身如何知其然，并且，它能够以哲学化的正当性语言为其认识方式辩护。
1707574007
1707574008
在黑格尔和克罗齐之间出现的历史哲学的主要形式，表现出努力避免（或超越）历史编纂中的反讽含义，这种历史编纂被视为通过描述来进行解释。在这期间，历史哲学最为深刻的两个代表便是马克思和尼采。他们是在对历史思想中官方职业化的正统派（以兰克及其追随者为代表）、以及根据正统标准可以接受的异端形式（以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为代表）的反讽含义有了充分认识后，而开始他们对于历史知识的反思的。当然，马克思和尼采不像兰克、托克维尔或布克哈特那样，他们都没有转向浪漫主义史学的可能性。在历史学方面，马克思和尼采与其史学界同行相似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实在论”在于，一方面是努力超越以浪漫主义方式研究历史带来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努力超越启蒙时代晚期那些理性主义前辈们的天真的机械主义。在这种“实在论”的观念上，他们继续的是黑格尔的道路。
1707574009
1707574010
但马克思和尼采也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知识看作一个意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此外也像他那样坚持有必要把历史知识转变成当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并不渴望那种有关过去的“沉思”知识。二者都知道一种纯粹沉思的历史学将带来的虚弱效果，虽然这还说不上是一种悲剧性效果。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仅仅瞥到过一眼的东西，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那就是，人们回想过去的方式与思考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他们将历史意识的问题直接置于其哲学的核心。除了黑格尔本人以外，19世纪再没有别人像他们两个那样对历史问题如此着迷，或者还对历史“问题”的问题更着迷。他们作为哲学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能够被理解为有赖于他们对历史“问题”的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进行的探索。
1707574011
1707574012
然而，马克思和尼采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对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构思的多种可选择的历史反思模式进行理论证明，而这些人被视为同一种语言实践传统中的成员。马克思在进行历史分析时，以及在批判他鄙视为“意识形态者”的学院式史学家和业余史学家时，用的都是转喻式语言。但他的最终目的意在表明，历史中的分歧和冲突是如何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扬弃，从而把下一个阶段的人类发展现实地构想成提喻式统一体存在的领域。简而言之，马克思的意图在于将反讽转化为悲剧，最终将悲剧转化成喜剧。
1707574013
1707574014
相比之下，尼采是以“反讽”眼光看待悲剧和喜剧，将两种想象都视为人类意识本身的构造，而非“实在地”理解现实之后的残余。与此同时，尼采断言，一切历史学公认的规律本质上都是虚构的，并且，人类知识从属于先于它们的价值系统。通过揭示悲剧和喜剧以及一切科学形式的虚构本质，尼采试图使意识恢复它自身在人类意志中的原始面貌。他设法愈合这种对自身能力疑虑重重的意志，一来是为了按赋予现实以生命的方式想象现实，二来是为了遵照现实自身的最大利益行事。这样，尽管尼采一开始探讨历史过程时，将它初步描述成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情形，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彻底的混乱，并且除了所谓的权力意志之外，不受任何规律支配；最终，尼采关心的是将人类的历史情节化，使之成为一部浪漫剧，一部人类自我超越和个人救赎的戏剧，尽管救赎并非是从一种荆棘丛生的“自然”中拯救出来，或者拯救到极大的先验神性那里，而是从人类自身，即人类在历史中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拯救到人类在自我和谐的环境下可能具有的状态中。这样，就像马克思那样，尼采预想从历史中得到解放，同时也从社会中得到解放。但是，按照他的表述，这种解放所采取的形式并非一种复兴的人类共同体的解放；毋宁说它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解放，只有超人可能做到，而群氓无能为力，他们再次受到自然和历史两个方面的管束。
1707574015
1707574016
马克思和尼采曾经试问，设想一种健康的历史生活脱胎于一种苦难和冲突的环境何以可能。对此，他们两人都很乐观，而他们的历史学同行没有谁会如此。兰克的乐观主义在能够说明个人罪恶可能转化为公众福利方面，并没有理论的根基。米什莱的乐观主义则根本未加辩护，它只是表现了一种情绪，一种他深深感觉到的需要，并且这种情绪支配了他在历史证明方面所做的任何努力。而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则更没有什么理由乐观了。马克思和尼采批判了浪漫主义者的乐观主义和学院派自诩的实在论者的乐观主义，也批判了那些业余同行们的悲观论调。他们两人试图使历史思想返回到对各种范畴的思考之中，这样，它才能够自称或者具有科学的（在马克思那里），或者具有艺术（在尼采那里）的地位。马克思反叛黑格尔（根本上是一种修正而非一种革命），以及尼采反叛叔本华（本质上更多地是一种修正，而非摈弃）都有近似的目的。他们都谋求一种有关历史领域及其过程的综合思想，这或许可以称作是对历史分析的语法和句法的一种建构，这样，历史的“意义”一方面能获得清晰的科学陈述，而另一方面能够获得一种清晰的艺术表现。
1707574017
1707574018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的问题取决于用于描述历史的结构及其过程的解释模式的问题。这与他那种把历史视为科学的观念是一致的。比较而言，在尼采的思想中，问题在于为创造性地说明某个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规律制约的现象域而选择的情节化模式。两人都承认，当不同的解释模式和情节化模式之间的选择摆在史学思想家面前时，他们必定受制于某些外在历史原则或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价值中立的基础能客观地证明在不同的解释策略和情节化策略之间所做的选择，结果是，“客观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便产生了。
1707574019
1707574020
于是，马克思和尼采对于19世纪末期“历史主义危机”的贡献在于，他们将客观性观念本身历史化了。对他们来说，历史思想并不是人们能够在历史领域的材料上简单利用的客观性标准的结果。他们要质疑的正是客观性本身的性质。
1707574021
1707574023
第八章 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
1707574024
1707574026
导言
1707574027
1707574028
马克思以转喻模式来理解历史领域。他构想的范畴是分裂、区分和异化。因而，历史过程在他看来是“罪恶与苦难的全景”，这正是在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结束了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之后声称的历史的真正意义。马克思从他们的终点处起程。他们的反讽正是马克思的出发点，其意图在于确定，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现实地期待历史领域中那些力量和对象的最终融合。马克思认为，米什莱和兰克所称在历史过程中发现的那种融合倾向是幻觉、虚假融合或仅仅部分的融合，其利益只是被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所分享。他感兴趣的是确定这种人性的分裂是否必定被视为人类的动物性的不可避免的情形。
1707574029
1707574030
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喜剧概念本质上是基于他认为生命的权力超越死亡的信念；对黑格尔来说，“生命”保证了一种贯穿历史性未来的更为充分的社会生活形式。马克思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喜剧观念；他憧憬的完全是某种“社会”的瓦解，在那种社会中，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冲突不得不被一切时代的人们当作一种命运来接受。因而，将在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理论化的过程中激励着他的那种最后的历史图景描绘成浪漫主义的，这应该不失公允。但是，他的观念并没有把人性的救赎看成是从时间本身之中解脱出来。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救赎采取的是人与自然相调和的形式——那个自然被祛除了它那神奇而令人恐惧的力量，而服从于技术规则，并转向创造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其目的是创造出自由的个体，他们之所以自由，乃是因为他们不再为了自身利益而与别人斗争，而只是与自己斗争。这样看的话，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代表着一种完美的提喻，即部分融合为整体，该整体本质上优于构成它的任何实体。
1707574031
1707574032
有一个问题维柯提出来了，卢梭百思不得其解，而柏克有所接近，最后黑格尔将其阐述为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这就是“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存在那问题丛生的本质”，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被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不再或者是被围困的人性和混乱的自然之间惟一的保护性屏障（像柏克认为的那样），或者是个人及其真正的“内在本质”之间的障碍（像卢梭和浪漫主义者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社会同时就是这两者，既是人类从自然那里获得解放的工具，又是人们彼此疏远的动因。社会同时既统一又分裂，既解放又压迫。马克思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表明在人们的生活中，社会如何以这种两重方式发挥作用，然后证明，这种情形所表现的悖论如何必然会及时得到解决。
1707574033
1707574035
关于马克思研究的问题
1707574036
1707574037
如今，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习惯上是为了确定：（1）他的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前者代表作首先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小册子；后者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雾月十八》）和《资本论》；（2）在其社会意义中，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成“人本主义的”，或者相反，描述成“极权主义的”；（3）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的各种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解释，都有资格说是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诸多现代批评者在反思此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澄清了马克思与思想界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思想界之中并且针对它，马克思的成熟思想得以形成。
1707574038
1707574039
这些评论家关注的中心是这样一些问题，例如：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其著作的连贯性如何；在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时，其思想的适用性怎样；以及马克思想象未来历史必然经历的过程，其有效性如何。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家及其反对者而言，都一样有必要确定马克思主义是否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是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危机的分析是否可以应用于当代的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于随着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交换体系而言，是否代表了对它的最好的可能解释方式。
[
上一页 ]
[ :1.707573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