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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的问题取决于用于描述历史的结构及其过程的解释模式的问题。这与他那种把历史视为科学的观念是一致的。比较而言，在尼采的思想中，问题在于为创造性地说明某个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规律制约的现象域而选择的情节化模式。两人都承认，当不同的解释模式和情节化模式之间的选择摆在史学思想家面前时，他们必定受制于某些外在历史原则或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价值中立的基础能客观地证明在不同的解释策略和情节化策略之间所做的选择，结果是，“客观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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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马克思和尼采对于19世纪末期“历史主义危机”的贡献在于，他们将客观性观念本身历史化了。对他们来说，历史思想并不是人们能够在历史领域的材料上简单利用的客观性标准的结果。他们要质疑的正是客观性本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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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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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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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以转喻模式来理解历史领域。他构想的范畴是分裂、区分和异化。因而，历史过程在他看来是“罪恶与苦难的全景”，这正是在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结束了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之后声称的历史的真正意义。马克思从他们的终点处起程。他们的反讽正是马克思的出发点，其意图在于确定，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现实地期待历史领域中那些力量和对象的最终融合。马克思认为，米什莱和兰克所称在历史过程中发现的那种融合倾向是幻觉、虚假融合或仅仅部分的融合，其利益只是被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所分享。他感兴趣的是确定这种人性的分裂是否必定被视为人类的动物性的不可避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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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喜剧概念本质上是基于他认为生命的权力超越死亡的信念；对黑格尔来说，“生命”保证了一种贯穿历史性未来的更为充分的社会生活形式。马克思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喜剧观念；他憧憬的完全是某种“社会”的瓦解，在那种社会中，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冲突不得不被一切时代的人们当作一种命运来接受。因而，将在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理论化的过程中激励着他的那种最后的历史图景描绘成浪漫主义的，这应该不失公允。但是，他的观念并没有把人性的救赎看成是从时间本身之中解脱出来。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救赎采取的是人与自然相调和的形式——那个自然被祛除了它那神奇而令人恐惧的力量，而服从于技术规则，并转向创造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其目的是创造出自由的个体，他们之所以自由，乃是因为他们不再为了自身利益而与别人斗争，而只是与自己斗争。这样看的话，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代表着一种完美的提喻，即部分融合为整体，该整体本质上优于构成它的任何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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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维柯提出来了，卢梭百思不得其解，而柏克有所接近，最后黑格尔将其阐述为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这就是“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存在那问题丛生的本质”，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被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不再或者是被围困的人性和混乱的自然之间惟一的保护性屏障（像柏克认为的那样），或者是个人及其真正的“内在本质”之间的障碍（像卢梭和浪漫主义者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社会同时就是这两者，既是人类从自然那里获得解放的工具，又是人们彼此疏远的动因。社会同时既统一又分裂，既解放又压迫。马克思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表明在人们的生活中，社会如何以这种两重方式发挥作用，然后证明，这种情形所表现的悖论如何必然会及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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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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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习惯上是为了确定：（1）他的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前者代表作首先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小册子；后者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雾月十八》）和《资本论》；（2）在其社会意义中，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成“人本主义的”，或者相反，描述成“极权主义的”；（3）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的各种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解释，都有资格说是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诸多现代批评者在反思此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澄清了马克思与思想界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思想界之中并且针对它，马克思的成熟思想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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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论家关注的中心是这样一些问题，例如：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其著作的连贯性如何；在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时，其思想的适用性怎样；以及马克思想象未来历史必然经历的过程，其有效性如何。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家及其反对者而言，都一样有必要确定马克思主义是否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是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危机的分析是否可以应用于当代的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于随着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交换体系而言，是否代表了对它的最好的可能解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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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要将这些问题中的多数置于讨论的边缘位置。我的目的在于说明马克思关于一般历史结构和过程的思想的主要风格。我对马克思感兴趣，主要是把他看作一种特定形态历史意识的代表，和19世纪欧洲人的意识中与他争夺霸权的其他形态的最佳代表相比，他既不更“正确”亦不更虚假。在我看来，“历史”作为证明所发生事件的文献，就“过去发生过什么”而论，它能够整理成许多不同但同样合理的叙事性记述。根据这些记述，读者或历史学家本身对于现在“必须做什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以其他历史哲学，如黑格尔、尼采和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为指导所做的更多或更少，即便人们在信仰某种哲学真理的基础上，可能倾向于做不同类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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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采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来提供一种视角，并愿意这样来观察自己在历史生成之流中的位置，或者人们也能以类似的唯意志的理由拒绝它。我们根据所感觉到的最终是个人的需要和期望，理解过去和一般历史的整体景观，它与我们看待自己在现行社会建制中所处地位的方式、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恐惧，以及我们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那种人性的意象息息相关。随着这种感觉到的需要和愿望的变化，我们相应地调整对于一般历史的观念。历史和自然不一样。就那些为了使得自然界发生变化，或者尝试控制自然界时必须采用的知识原则而论，我们没有任何选择，要么运用科学的分析原则并且理解自然的运作，要么在控制自然的努力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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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却并非如此。理解历史现象有不同的可能途径，因为社会的世界是我们创造的，并且，它为我们的历史经验本身提供了基础，对它加以组织有着不同并且都同样看似合理的方式。如同吕西安·戈尔德曼指出的，促进客观自然科学的成长符合每一个近代阶级，事实上符合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因为拓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符合当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利益，这种“自然”作为资源摆在他们面前，而“社会”便是通过这些资源构成的。但是，作为社会存在，我们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作为对自然进行科学开发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社会潜在地将会成为现实。这就意味着，我们意在推动的这种社会科学将以某些关键的限制为特征，这些限制恰恰施加在我们设想中该科学促进或阻挠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成长的能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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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定有着可替代的，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设想社会科学所必须采取之形式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我们认识到一种特别的激进的社会分析概念的合法地位，马克思无疑是它在19世纪的杰出代表。但在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各种类型。这些社会分析观念中的每一种都伴随着或产生出一种有关历史过程及其最重要结构的特定观念，特定个体有可能因为认识论的、审美的或伦理方面的考虑而受其吸引。因而，至少在我看来，像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企图的那样，想在声称本质上价值中立的认知基础之上就有关历史过程本质的彼此竞争的观念之间做出公断，将是徒劳无益的。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最佳理由是道德上的，正如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最佳理由也一样。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诉诸“历史证据”的话，既非可以确证的，亦非不可确证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在于：准确地说是什么算是证据，什么又不算，资料是如何组织成证据的，以及对于理解当前的社会现实，从这样构成的证据中会得出什么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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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既不是为了社会调解（托克维尔的方式）也不是为了社会融合（兰克的方式）而撰写历史。他是社会革新的预言者，并且，他把历史意识看作人类解放的工具的那种方式，再没有19世纪水平相当的思想家曾经尝试过。当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69页）[2] 他暗含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们不应努力理解世界，而是指惟一能够检验其理解的是他们改变世界的能力。这样，他攻击每一种旨在创造纯粹静观的（contemplative）历史学的计划，例如兰克名下那种在整个欧洲大学里被确立为正统的历史学。对马克思来说，科学乃是转化知识，在自然领域内是自然的转化，在社会领域内是人类意识和实践的转化。他将自己的历史理论设想成一种工具，它把人类从无穷级数的无限接近中解放出来，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以便人们最终可以完全认识到自己的人性。在黑格尔和托克维尔那样的思想家看来，这种人性将向未来无限地拓展。对马克思而言，正确理解了的历史不仅提供了一幅人们进入地上王国的图景，它也是令他们最后赢得地上王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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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思考的语境中，我也会考虑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的连贯性问题。就马克思关于历史的一般理论而言，我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假问题。思考19世纪40年代间的事件，以及马克思在当时与某位思想家的际遇，琢磨它们对于构成那种表现在《雾月十八》或《资本论》中的体系有所影响或许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这是些圣徒传式的关注，而不是理论的关注。我的观点是，马克思作为将历史以独特风格哲学化的代表，他的思想表现出对一套比喻性结构的持久追求，这种结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到《资本论》（1867），一直赋予其思想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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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思想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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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历史、关于它的结构与过程的思想的精髓，与其说在于他试图结合黑格尔、费尔巴哈、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有益的东西，不如说在于他努力在一种关于历史世界的可以理解的想象中，将转喻和提喻的比喻策略加以综合。以这种方式说明马克思著作的特征，将准许我阐明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的机械唯物主义因素和有机唯心主义因素之间的那种关系，阐明应当是从他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得来的实证主义，以及应当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而来的辩证法。它也准许我区别马克思用来批评论敌的策略和他用来表述自认为在历史记载中发现的历史真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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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的变动有一个范围，一端是转喻式地理解人类在其社会状态中的分裂处境，另一端是提喻式地暗示他在整体历史过程的终点发现的统一。人们何以能够同时被决定了而又有着潜在的自由？他何以能够在生成中是分裂和片段，而在存在中又能是整体划一呢？这是与马克思有关的问题。他需要两种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些不同的状态和处境。并且，马克思有效地将历史记载在水平方向上分成了两个层次的现象，一个层次的现象以转喻的描述策略获得完整的叙述，另一个层次以提喻的描述策略得到叙述。这样，马克思的问题便是叙述这样区别了的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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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转喻式地以一种因果关系来叙述它们；这正是马克思根本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志和标尺。当马克思说他的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时，他的意思是指，他以机械论的方式想象社会经济基础的过程，而以有机论的方式想象上层建筑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结合使得他相信，最终，本质上是外在的和机械的人类关系结构能够导致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结构，若就其联系部分与整体的方式而言，那是内在的和有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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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克思在两个层次上，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层次上对历史过程进行情节化。在经济基础的层次上，存在的不过是一连串独特的生产方式及其关系模式，一种类似于在自然中获得的受严格因果律支配的自然演进。然而，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上，存在一种真正的进步，即一种人与人关系形态的演进。在经济基础的层次上，在生产方式形成之处存在着进步，自然，这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界及其过程有了更多的确定理解和控制。相比之下，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上，构成进步的是人类意识加深了对人与自身及同伴的异化的认识，并且，能够超越异化的社会环境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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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人类历史一般而言表现了一种双重的演变：一方面就人类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获得更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而言，是一种上升；另一方面就人们越来越与自身及同伴产生异化而言，则是一种下降。这种双重运动令马克思相信，历史的整体正朝着一种确定无疑的危机前进，危机中存在的冲突是，人类要么实现其地上王国要么毁灭自身，而对于自然，人类既是从自然中来，又在为自身人性而奋斗之中反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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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包含了一种共时性分析，也包含了一种历时性分析，前者针对的是一直保留在历史中的关系的基本结构；后者针对的则是超越这种结构并构成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态的重大运动。对马克思而言，这就暗示了，历史不得不同时以两种方式情节化，即悲剧的模式和喜剧的模式。因为，当人们处于一种社会状态中，就其建构一种可行的人类社会的努力总是被支配着历史的规律挫败而论，人们是悲剧性地存在着。尽管如此，人们也是喜剧性地存在着，因为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逐渐地使人们接近于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社会本身将消失，而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一种共产主义的存在模式将建立起来，这就是他真正的历史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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