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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1章第3部分，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价值的形式，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以便一方面阐明价值的货币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就解答“商品拜物教之谜”为其读者做好准备。正如他在这部分的导言中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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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第17页（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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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进而便区分了价值的四种形式：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形式、一般形式和货币形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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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分析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使用的策略。他在原始的交换形式中，从相对使用价值的一种普遍、自然的等式这一事实得出了他所谓的商品拜物教这样的事实。这种策略可以充当一种模型，它是马克思分析发生在一切发展过程，尤其是社会和历史过程（而非自然过程）的现象层面的转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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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或许本质上被认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策略；如果愿意，这四种价值形式也许可以看成是自在的价值，自为的价值，自在、自为的价值和自主、自在、自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就像福柯看到的，马克思对于价值表现形式的辩证分析代表的不过是“价值”一词扩充了的解释（福柯，第298页），并且，马克思所做的正是对人们在社会演化的不同阶段理解“价值”概念的途径进行的一种比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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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的简单的（偶然的）形式是一个等式，被解释为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一种隐喻关系。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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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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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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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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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等式并不是一个算术等式的简单陈述。一种深层的、更深奥的关系隐藏在其外显的算术形式中。马克思认为，“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同上）。因为正如他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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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的商品A和B，如我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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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明显的等价关系中将A和B连结在一起的系词是及物的、主动的，并且更明确地是，它是屈折而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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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A=B”中，A表示的商品价值被“表现为相对的或比较的”价值形式，而B表示的是商品的“等价形式”。系词在相比较的事物之间建立了隐喻的关系。它在同一时间表达了一种差异性和类似性，或者一种“相对的价值形式”和一种“等价形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或两极”（同上）。就如马克思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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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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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估价语言中，某商品是否被赋予相对的或等价的价值，依据的是它在隐喻性表述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的位置。在任何价值表现的核心存在的隐喻根据其他商品赋予某一商品价值，这正是“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本身的关键所在。该隐喻为理解纯粹的物质或数量实体如何被赋予了精神和品质的特征提供了钥匙。并且，对隐喻的理解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方法，藉此，一切商品虚假的精神性，尤其是黄金的，都被揭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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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价值形式（与任何特定商品的价值的真正内容，即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都是意识模式的产物，这在马克思分析相对价值形式时已经说得很清楚。马克思说道，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商品价值的初级表现是怎样“隐藏在两种商品的价值关系之中”，我们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他批评一些人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令两种不同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分析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第1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隐喻式表现中，这种假定的相同单位被隐藏起来了，而注意力惟独导向了等式中比较的对象的外部特征。然而，这种隐藏的相同单位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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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么，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其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第20页（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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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马克思认为，商品A和商品B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的“固化”形式，这种人类劳动的凝结是每一项人类生产的隐蔽内容。当一件外套在一种价值形式的表达中与一匹麻布等价时，“实际上就是把缝纫还原为”生产这两种商品“所必须的劳动中相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被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事实上，马克思“还说明，就织出价值而论，织也和缝毫无区别，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被表达在关于任何两种给定商品相等价的断言中。并且，此种断言“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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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们借助于语言学方法间接地颂扬他们自己的劳动，是它把价值赋予了所有商品。因此，理解了语言学还原的本质，也就把握了马克思所谓的“商品语言”的本质（第22页［第66页］），因而也理解了价值在不同的交换体系中呈现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语言是一种外在关系的语言，它遮蔽了任何两种商品之间实际上的一种内在关系（内在于任何商品的共同的劳动要素）。作为任何交换活动的基础，这两种商品被拿来相互比较，因而产生了这种关系。这样，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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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以缝的形式被耗费。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里面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B看来，陛下不具有A的仪表，B就不会把A当作陛下——这意味着“陛下”必须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像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性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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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的语言具有的想象力不应被当作与他分析价值形式的目的不相干的东西而抛弃。对于传达他关于意识以何种方式将（虚假的）意义赋予事物、过程和事件的概念而言，这种想象力是必要的。在马克思看来，万物的世界是一个孤立个体的世界，特殊的世界，它们彼此之间看上去不存在根本的关系。真正归属于某个特定商品的价值作为某种交换行为的基础，是一种意识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们将意义赋予事物，犹如他们通过劳动创造了商品并赋予它们价值。事实上，在注释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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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自己”，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第23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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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事物能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内在于它们本身”之物的现象层。除了在彼此的关系中，人们没有享受到任何确定的“人性”。同样，也就在人类意识中，通过将任何特定商品置于一种与其他商品的隐喻式关系中，发现了理解商品价值的线索。正如马克思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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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一旦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像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像，正如两颗豌豆相像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强烈。“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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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借助于隐喻表达式“A=B”中表述的“价值比率”，“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并且，由于“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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