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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体化产生了人们在先前每一次为了理解历史的意义而做的尝试中经历的那种“恐怖”。因为社会力量被看成是自然力量，“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于是，人类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历史的牺牲品而不是历史的统治者。这样便产生了所有的历史决定论，它们将人还原为比他自身更强的力量的奴仆，因而促成了大部分人的堕落，与此同时也为少数人的升华做出了证明，例如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决定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柏克的传统主义决定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粗糙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甚至原则上还有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性质的决定论。这也是那些善意的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唯美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朴素反叛的起源，他们坚信个人意志的自由，以及人们通过转变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便具有了改变其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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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没有哪种掌握了根本真理，即社会秩序同时具有必然性和暂时性，同时具有强制性力量和解放性力量。简而言之，没有哪种观念把握住了社会的动力和整个社会过程的发展模式。有人在面对从一开始就主宰着他并要求他彻底将个人利益服从于群体的必然性时，就消解了人的自由；另一些人则只是悲叹这种必然性，并且逃避到对于自由的幼稚的梦想之中，这种梦想只有在社会本身被消解时才可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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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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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马克思声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获得的机械论关系中，发现了一种动态的历史科学的观念基础，以及在过渡性的社会阶段中预言历史结果的工具。“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与费尔巴哈认为一切知识必然始于感知经验的信念之结合，是马克思的“新科学”，它为自原始社会以来历史各阶段所了解的“社会”生活必定会消失这样的信念提供了科学的证明。进而，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资本主义组织生产资料的模式所具有的上层建筑形式中，发现了这种社会生活的最后阶段，以及摧毁它的力量。如果以前所有的历史都像《宣言》中声明的那样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序言》，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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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本身被超越的转变过程的动力学，在《宣言》（1848）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述。在《动机的语法》中，肯尼斯·伯克用“戏剧性”术语分析了《宣言》，强调马克思在此著作的历史表现中，“情景”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表面上构成社会过程的全部事物的“行为者、行为和行为方式”。在伯克看来，这种“情景”超越“行为者”获得的提升揭示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根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也揭示出他是一位霍布斯传统上的决定论哲学家。并且，伯克将马克思与黑格尔那样的真正的辩证思想家区分开，因为对黑格尔而言，“行为方式”和“目的”在理解历史的真实意义中起着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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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分析就其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是正确的，但一定程度上，他却不清楚，在《宣言》中，就如其他著作中那样，马克思通过诉诸机械论的和有机论的这两种实在观念，并且运用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规则，即一方面是转喻的规则，另一方面是提喻的规则，他的思想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这样，马克思也就把历史过程结构成两种情节模式，即同时是悲剧的也是喜剧的模式；但是，他运用的方式是使前者的情节化成为后者之中的一个阶段，以至于他能够声称自己是“实在主义者”，同时又维持了他那种乌托邦式的梦想，即超越社会状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自人们经过社会分工而落入社会之中以来，悲剧情形便在历史中盛行。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扬弃这种悲剧情形，对于他声称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激进的政治立场而言，便构成了一种科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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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宣言》第一部分阐述的历史理论做一个简短分析，便能说明我在用前述语言描述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心里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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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一开始描述了以前所有历史阶段的结构的确定本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有以前的社会中的不同阶级“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第7页）。马克思认为，这种从不间断的斗争，有时便导致爆发整个社会秩序决定性的革命改造。但是，任何这样的改造都不会产生和平，每一种都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第8页）。尽管如此，这个过程导致了“阶级对立”的“简单化”。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阵营，形成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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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根本性的结构关系是对立，但是发展过程的诸阶段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因而，马克思在谈到阶级的承继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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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hervorspringen］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entwickelten］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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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图景是有机论的，关系模式是提喻式的。然而，在经济基础演化的不同阶段中，其关系形态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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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那种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verdrängt］；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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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这种意象是机械式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模式是转喻式的，并且，社会秩序进一步转变的条件都用本质上是机械因果律的语言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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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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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该文的序幕部分，描绘了历史领域诸要素，并根据它们的历史作用将其分成不同类型，马克思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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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同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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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继续描述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把它描绘成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含有在自身之内自己消解和自动转变的种子。马克思以反讽的方式描述了现代中间等级在其追逐利益时，以何种方式成功地颠覆、贬低、耗尽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它自己最珍惜的自觉的信仰和忠诚。他指出，这种发展不仅“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以及“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且“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并且“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第9——10页）。简而言之，资产阶级制造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人们最终必须以清晰而明亮的眼睛直面他在“社会”中存在数千年的堕落情形。因此而构成了这样一种意识模式，在其中，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真实本质的“实在论”得以形成，此种“实在论”在改变“实在”自身的能力方面，与那种使得为着开发物质世界的近代科学得以构成的实在论同样强大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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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反讽在于，它“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第10页），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革命的冲突是由“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同上）激发的。在马克思说明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中，其成就真正是英雄式的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但其目前的处境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冲突，即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导致了资产阶级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第13页）。从这种矛盾的状态中，产生了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周期性爆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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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生活的内在矛盾发生了“瘟疫”，尤其是这样一种瘟疫，它“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会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同上）。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产阶级为治愈这些瘟疫采取的做法将导致瘟疫在未来以更为致命的方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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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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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同上）但是，由资产阶级造就，并必将使其发生自我毁灭的力量并非无中生有，是以新的生产体系被创造出来的方式，作为在其环境中机械运作的某种原因的结果而出现。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力量，将由所有阶级一切被异化的成员构成，他们通过资产阶级本身最有效率的成员的剥削行为，被降低为纯粹“商品”的地位，也就是说，降到非人类的或自然的地位。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极端异化了的“渣滓”构成的新的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它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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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可以想象无产阶级的起源最是多样。它最初是在完全分散的状态下存在，甚至对于他作为“渣滓”的身份不存在任何意识。然而，在无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渣滓变成了黄金，世界上可怜的人被塑成了人类解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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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历史当作一部悲剧情节化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便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剧结构内，其结果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消解，以及将人类转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毫不奇怪，马克思会将这部喜剧按四幕剧方式编排情节，它对应的是古典戏剧的四个阶段，即依次是痛苦（pathos）、冲突（agon）、分裂（sparagmos）、突转（anagno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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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情节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进展，但开始一幕“是个别的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形成为分裂的群众”，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相反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第15页）作斗争。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只是一种情感（痛苦）。无产阶级纯粹是自发地存在，而不是自为地存在，也没有存在于其他人的意识中。然而，随着工业的出现，“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第15页）。工人们开始形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工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他们的剥削者公开抗争。这些抗争把工人团结为政党，即在政治领域中有组织的斗争集团。这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此时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要反对资产阶级。因而，它自为地存在，栖息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中，在其中，暴力被视为达到群众能够想象的惟一目的的方式，这目的就是：为改善他们自身的物质条件以反对来自其他人的威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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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不断地被破坏。这样，紧随冲突阶段之后的是分裂，无产阶级崩溃为它的诸多要素。但这种分崩离析（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将意识到它自身潜在的联合。马克思说道，无产阶级“总是一次又一次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第17页）。无产阶级从它因冲突而陷入的分散情形中再度崛起，这得益于资产阶级自身中发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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