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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继续描述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把它描绘成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含有在自身之内自己消解和自动转变的种子。马克思以反讽的方式描述了现代中间等级在其追逐利益时，以何种方式成功地颠覆、贬低、耗尽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它自己最珍惜的自觉的信仰和忠诚。他指出，这种发展不仅“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以及“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且“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并且“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第9——10页）。简而言之，资产阶级制造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人们最终必须以清晰而明亮的眼睛直面他在“社会”中存在数千年的堕落情形。因此而构成了这样一种意识模式，在其中，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真实本质的“实在论”得以形成，此种“实在论”在改变“实在”自身的能力方面，与那种使得为着开发物质世界的近代科学得以构成的实在论同样强大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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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反讽在于，它“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第10页），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革命的冲突是由“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同上）激发的。在马克思说明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中，其成就真正是英雄式的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但其目前的处境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冲突，即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导致了资产阶级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第13页）。从这种矛盾的状态中，产生了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周期性爆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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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生活的内在矛盾发生了“瘟疫”，尤其是这样一种瘟疫，它“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会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同上）。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产阶级为治愈这些瘟疫采取的做法将导致瘟疫在未来以更为致命的方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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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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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同上）但是，由资产阶级造就，并必将使其发生自我毁灭的力量并非无中生有，是以新的生产体系被创造出来的方式，作为在其环境中机械运作的某种原因的结果而出现。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力量，将由所有阶级一切被异化的成员构成，他们通过资产阶级本身最有效率的成员的剥削行为，被降低为纯粹“商品”的地位，也就是说，降到非人类的或自然的地位。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极端异化了的“渣滓”构成的新的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它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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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可以想象无产阶级的起源最是多样。它最初是在完全分散的状态下存在，甚至对于他作为“渣滓”的身份不存在任何意识。然而，在无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渣滓变成了黄金，世界上可怜的人被塑成了人类解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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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历史当作一部悲剧情节化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便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剧结构内，其结果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消解，以及将人类转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毫不奇怪，马克思会将这部喜剧按四幕剧方式编排情节，它对应的是古典戏剧的四个阶段，即依次是痛苦（pathos）、冲突（agon）、分裂（sparagmos）、突转（anagno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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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情节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进展，但开始一幕“是个别的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形成为分裂的群众”，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相反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第15页）作斗争。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只是一种情感（痛苦）。无产阶级纯粹是自发地存在，而不是自为地存在，也没有存在于其他人的意识中。然而，随着工业的出现，“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第15页）。工人们开始形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工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他们的剥削者公开抗争。这些抗争把工人团结为政党，即在政治领域中有组织的斗争集团。这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此时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要反对资产阶级。因而，它自为地存在，栖息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中，在其中，暴力被视为达到群众能够想象的惟一目的的方式，这目的就是：为改善他们自身的物质条件以反对来自其他人的威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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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不断地被破坏。这样，紧随冲突阶段之后的是分裂，无产阶级崩溃为它的诸多要素。但这种分崩离析（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将意识到它自身潜在的联合。马克思说道，无产阶级“总是一次又一次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第17页）。无产阶级从它因冲突而陷入的分散情形中再度崛起，这得益于资产阶级自身中发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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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因为受到传统贵族阶级残余的反抗，以及受到自身之中转变而成的反抗分子的干扰，不得不时常呼吁要求无产阶级在它反对敌人的斗争中给予帮助。无产阶级获得政治教育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那些成为资产阶级秩序中更强有力者的牺牲品的贵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沦落到了无产阶级的境地，与它联合在一起，将无产阶级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且“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同上）。这样，无产阶级逐渐发生了转变，不仅是转变成所有其他阶级渣滓的贮藏库，而且转变成认识到自己将是这样一个贮藏库的阶级，因而在其自身的期望中，无产阶级被变成世界主义的和无阶级的。无产阶级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它不仅是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也是同时既自在又自为的阶级，因而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那个解决“历史之谜”的阶级。马克思将这个转变过程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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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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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长和意识的转变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成了惟一“真正革命的阶级”、超阶级、一切阶级的阶级，所以，当“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时，无产阶级成了这种大工业“特别的和根本的产物”（同上）。马克思写道，这个革命阶级的“特别的和根本的”本质将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即无产阶级将在社会和历史中占据某种位置，但它不会“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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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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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并且，当无产阶级获得一切时，结果就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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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无产阶级的这种四重运动是一种历史性描述，它并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实际经历的四个阶段，而是马克思认为的，如果他想象为一切历史发展终点的这种社会将成为现实的话，无产阶级就必然要经历的四个阶段。除了《宣言》明显的辩论性目的之外，马克思以他实际所描述的那样来刻画这四个阶段，其根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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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表述的是处在酝酿中的情节结构，涉及到历史中一切重要过程，其中运用的术语也使得马克思能够将无产者发展的最后阶段设想成部分在整体中的提喻式联合。其分析则运用转喻性模式，也就是说，明显运用了机械性或因果性语言。但是，它所描绘的是一种情形的转变，这种情形一开始是以隐喻模式叙述的，经过在转喻式简化状态中对它加以描述，转变成各部分以提喻的方式联合成一个整体。马克思以这样一位思考者的立场来写历史，他有意识地运用转喻策略，将事件发生的领域简化为机械式因果力量的基质，后者则以严格的决定论式的关系来影响这种转变。但是，马克思使社会秩序免受因果力量的完全决定，以此作为理解其内在结构属性之动力的方式。尽管整个社会秩序随着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中产生机械作用的原因而变化，并且其总的构造方面是由这些原因决定的，但上层建筑的内在动力都将在提喻式的关系模式中得到理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不过是以一种完美的提喻式整合模式来设想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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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法与他（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分析商品的方法，其结构上的类似性显而易见。历史记录的意义也被分成两个层次，一种是明显的，另一种是隐含的。作为真实内容的表现形式，它们彼此相连。历史的内容以渐进的方式变化，即量变，它先要通过生产资料的变化，而后者要求生产方式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因果性力量，生产方式的首要地位决定着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在一切变化中这一点始终保持稳定。人们在努力满足其特殊的需求时，所确立与自然界关系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必须采用的形式。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例如从原始共产主义转变到剥削奴隶劳动的农耕制，或者继而转变为劳动力的封建组织形式，再转变为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这样的变化对于从一种宏观的概念化层面来观看的历史戏剧而言，正是为描绘该戏剧各不相同的一幕提供了标准。与生产方式中发生的这些改变相适应并为意识遵循的途径，是由隐喻意识经由转喻意识和提喻意识，转变成对一种社会组织的根本矛盾本质进行的反讽式理解。这种社会组织在富足的状态下导致了贫穷，在和平能够获得的情形中引发了战争，在富裕的情况下造成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匮乏。并且，这种对于现代人状况的反讽意识为人类意识的转变准备了基础，该转变将使人类意识具有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隐喻式联合的新的、更高的（因为它更为自觉）形式，也就是达到这样一种意识状态，在其中，共产主义对人们来说，在他们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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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在他们自身之中发现的这种反讽情形，恰恰就类似于人们遵循《资本论》首章所做的分析，认识到货币拜物教的真正原因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形。对于价值形式进行辩证分析是可能的，因为马克思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确信而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加以区分。同样，对于历史过程的形式也可能进行一种辩证分析，因为基于马克思相信经济基础是重要历史变化之力量的首要动力，他区分了历史的形式与内容。这种辩证分析构成了一种形式论证，它为马克思有关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做的独到解释提供了辩护；它也为在《宣言》中作为一种普遍历史形式的意象而对历史过程所做的那种情节化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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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历史的戏剧中，正如马克思实际上认为的那样，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剧幕占主导地位：先是奴隶主与奴隶，接着是贵族与农奴，随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过，无产阶级被赋予这样一种作用和本质，就好像让他成了整个戏剧中真正的主角，好像整个的历史过程自开始以来就倾向于此。按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描述，很明显，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就是整个的人性，这是历史过程中不同部分的人性以其各式各样的化身努力（而没有成功地）追求的。并且，由于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特殊的位置，他也就不得不在历史戏剧中赋予资产阶级本身一个特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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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历史情节中，资产阶级成了悲剧式英雄。资产阶级的没落促使无产阶级上升，并且在世界历史中意识到它独特的喜剧式命运。也就是说，由于无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兴起与没落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旁观者，整个历史过程才能够被赋予一种喜剧的结局作为其注定的目的。就如在《资本论》中，说明价值形式是为了证明劳动价值论，因此，在《宣言》中，说明社会形式也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对于社会和历史本身的即将来临的胜利。这正是马克思将传统上称为“历史”的东西降格为“史前历史”地位的原因。他预言，人类真正的历史，其开端只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压迫者、阶级差别的消解、国家的消亡以及社会主义的建立。而社会主义作为交换体系，是以接受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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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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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经以一种为了鉴别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基本结构的眼光，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篇章。在我分析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我强调了普遍认为的他的“辩证”方法的比喻性质。我指出，无论马克思分析什么，无论他分析的东西在社会演化中处于哪个阶段，是哪种价值形式，或者社会主义本身的形式，他都倾向于将研究的现象分为四种范畴或类型，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比喻。为此，我可以再举一例。在《宣言》结尾处，当马克思划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时，他谈到了四种主要的类型：反动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和（他自己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演化的进行是通过一种原始的隐喻（反动的）类型，经过转喻（资产阶级的）和提喻（空想的）的变化，转变成这种（他自己的）科学类型的社会主义意识结晶，它把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认定为片面的、不完整的或有缺陷的。这样，马克思说道，当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时，共产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并且］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宣言》，第41页）。这段文字暗示了，即使在1848年的高涨热情之下，马克思也并不幻想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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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共产党人“以反讽的姿态”加入一切革命运动。这种反讽的姿态不仅是针对资产阶级，而且还针对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姿态使得马克思避免了任何乐观主义错觉，不会认为这个时候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要武装无产阶级，它本身也是一个反讽式文件，因为马克思自己在写作时，对于《宣言》热切宣扬的革命之成功并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知道，革命不可能成功，因为他明白，革命预期目标所预设的那种意识的提喻式阶段，在欧洲无产阶级那里至今还没有获得。事实上，在《神圣家族》（1845）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吸收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第243——244页）。整体同化了它的一切，并且将部分的总和转变为一个统一体。这种同化和转变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难以完成，马克思自己在1848年描绘的共产主义意识只包含有限的目标，因而也表明了这一点。对此，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中还有进一步说明，此文写于1850年，包括一系列评论他们此前卷入的事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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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1）写的导言中，评论了马克思的才华，即他“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第349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将1848年的革命运动说成是一部“悲喜剧”，它对无产阶级的益处只在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因而也创造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第281页）。简而言之，在此，革命被描述为主要是通过否定、反对，或者反题，当成发展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一种途径。单单是反革命政党的创立便使得革命政党能够界定自身，它与反革命政党既相似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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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意识的本质及其实际历史条件要求它失败。因为，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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