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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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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并且，当无产阶级获得一切时，结果就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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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无产阶级的这种四重运动是一种历史性描述，它并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实际经历的四个阶段，而是马克思认为的，如果他想象为一切历史发展终点的这种社会将成为现实的话，无产阶级就必然要经历的四个阶段。除了《宣言》明显的辩论性目的之外，马克思以他实际所描述的那样来刻画这四个阶段，其根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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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表述的是处在酝酿中的情节结构，涉及到历史中一切重要过程，其中运用的术语也使得马克思能够将无产者发展的最后阶段设想成部分在整体中的提喻式联合。其分析则运用转喻性模式，也就是说，明显运用了机械性或因果性语言。但是，它所描绘的是一种情形的转变，这种情形一开始是以隐喻模式叙述的，经过在转喻式简化状态中对它加以描述，转变成各部分以提喻的方式联合成一个整体。马克思以这样一位思考者的立场来写历史，他有意识地运用转喻策略，将事件发生的领域简化为机械式因果力量的基质，后者则以严格的决定论式的关系来影响这种转变。但是，马克思使社会秩序免受因果力量的完全决定，以此作为理解其内在结构属性之动力的方式。尽管整个社会秩序随着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中产生机械作用的原因而变化，并且其总的构造方面是由这些原因决定的，但上层建筑的内在动力都将在提喻式的关系模式中得到理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不过是以一种完美的提喻式整合模式来设想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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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法与他（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分析商品的方法，其结构上的类似性显而易见。历史记录的意义也被分成两个层次，一种是明显的，另一种是隐含的。作为真实内容的表现形式，它们彼此相连。历史的内容以渐进的方式变化，即量变，它先要通过生产资料的变化，而后者要求生产方式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因果性力量，生产方式的首要地位决定着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在一切变化中这一点始终保持稳定。人们在努力满足其特殊的需求时，所确立与自然界关系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必须采用的形式。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例如从原始共产主义转变到剥削奴隶劳动的农耕制，或者继而转变为劳动力的封建组织形式，再转变为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这样的变化对于从一种宏观的概念化层面来观看的历史戏剧而言，正是为描绘该戏剧各不相同的一幕提供了标准。与生产方式中发生的这些改变相适应并为意识遵循的途径，是由隐喻意识经由转喻意识和提喻意识，转变成对一种社会组织的根本矛盾本质进行的反讽式理解。这种社会组织在富足的状态下导致了贫穷，在和平能够获得的情形中引发了战争，在富裕的情况下造成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匮乏。并且，这种对于现代人状况的反讽意识为人类意识的转变准备了基础，该转变将使人类意识具有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隐喻式联合的新的、更高的（因为它更为自觉）形式，也就是达到这样一种意识状态，在其中，共产主义对人们来说，在他们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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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在他们自身之中发现的这种反讽情形，恰恰就类似于人们遵循《资本论》首章所做的分析，认识到货币拜物教的真正原因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形。对于价值形式进行辩证分析是可能的，因为马克思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确信而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加以区分。同样，对于历史过程的形式也可能进行一种辩证分析，因为基于马克思相信经济基础是重要历史变化之力量的首要动力，他区分了历史的形式与内容。这种辩证分析构成了一种形式论证，它为马克思有关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做的独到解释提供了辩护；它也为在《宣言》中作为一种普遍历史形式的意象而对历史过程所做的那种情节化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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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历史的戏剧中，正如马克思实际上认为的那样，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剧幕占主导地位：先是奴隶主与奴隶，接着是贵族与农奴，随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过，无产阶级被赋予这样一种作用和本质，就好像让他成了整个戏剧中真正的主角，好像整个的历史过程自开始以来就倾向于此。按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描述，很明显，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就是整个的人性，这是历史过程中不同部分的人性以其各式各样的化身努力（而没有成功地）追求的。并且，由于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特殊的位置，他也就不得不在历史戏剧中赋予资产阶级本身一个特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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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历史情节中，资产阶级成了悲剧式英雄。资产阶级的没落促使无产阶级上升，并且在世界历史中意识到它独特的喜剧式命运。也就是说，由于无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兴起与没落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旁观者，整个历史过程才能够被赋予一种喜剧的结局作为其注定的目的。就如在《资本论》中，说明价值形式是为了证明劳动价值论，因此，在《宣言》中，说明社会形式也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对于社会和历史本身的即将来临的胜利。这正是马克思将传统上称为“历史”的东西降格为“史前历史”地位的原因。他预言，人类真正的历史，其开端只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压迫者、阶级差别的消解、国家的消亡以及社会主义的建立。而社会主义作为交换体系，是以接受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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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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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经以一种为了鉴别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基本结构的眼光，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篇章。在我分析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我强调了普遍认为的他的“辩证”方法的比喻性质。我指出，无论马克思分析什么，无论他分析的东西在社会演化中处于哪个阶段，是哪种价值形式，或者社会主义本身的形式，他都倾向于将研究的现象分为四种范畴或类型，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比喻。为此，我可以再举一例。在《宣言》结尾处，当马克思划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时，他谈到了四种主要的类型：反动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和（他自己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演化的进行是通过一种原始的隐喻（反动的）类型，经过转喻（资产阶级的）和提喻（空想的）的变化，转变成这种（他自己的）科学类型的社会主义意识结晶，它把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认定为片面的、不完整的或有缺陷的。这样，马克思说道，当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时，共产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并且］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宣言》，第41页）。这段文字暗示了，即使在1848年的高涨热情之下，马克思也并不幻想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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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共产党人“以反讽的姿态”加入一切革命运动。这种反讽的姿态不仅是针对资产阶级，而且还针对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姿态使得马克思避免了任何乐观主义错觉，不会认为这个时候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要武装无产阶级，它本身也是一个反讽式文件，因为马克思自己在写作时，对于《宣言》热切宣扬的革命之成功并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知道，革命不可能成功，因为他明白，革命预期目标所预设的那种意识的提喻式阶段，在欧洲无产阶级那里至今还没有获得。事实上，在《神圣家族》（1845）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吸收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第243——244页）。整体同化了它的一切，并且将部分的总和转变为一个统一体。这种同化和转变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难以完成，马克思自己在1848年描绘的共产主义意识只包含有限的目标，因而也表明了这一点。对此，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中还有进一步说明，此文写于1850年，包括一系列评论他们此前卷入的事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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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1）写的导言中，评论了马克思的才华，即他“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第349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将1848年的革命运动说成是一部“悲喜剧”，它对无产阶级的益处只在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因而也创造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第281页）。简而言之，在此，革命被描述为主要是通过否定、反对，或者反题，当成发展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一种途径。单单是反革命政党的创立便使得革命政党能够界定自身，它与反革命政党既相似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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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意识的本质及其实际历史条件要求它失败。因为，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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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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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在二月为了对付路易——菲力浦曾与资产阶级并肩作战，而这里揭示出，六月事件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是它“真正的”敌人——无产阶级的失败。这很像是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的货币形式所做的辩证分析。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还原和通过还原进行的澄清。通过反讽式的否定“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以明确的隐喻形式表述的虚假等式“革命=二月起义”得到了更正。因而，马克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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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是一次漂亮的革命，是一次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这只是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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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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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革命则是一次令人讨厌的丑恶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怪物的脑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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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六月起义真正的受益者乃是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巴黎取得了胜利，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有了“自信”。据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的胜利准确地说为颠覆资产阶级本身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暴露出它是一个怪物。而制宪国民议会制定的新宪法中包含的矛盾就呈现出它的怪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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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在法兰西不同阶级之间分配政治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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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宪法要求前一个阶级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一个阶级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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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形中，只有像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才可能在法国选举中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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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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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路易·波拿巴治下法国的情形正好像是“货币拜物教”风行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恰恰被认定为代表了一切集团的利益，因为每一个集团的特定利益都通过宪法的灵活性被否定了。法国社会被委托给了这样“滑稽的”情形，由此而成为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更为广泛分析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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