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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共产党人“以反讽的姿态”加入一切革命运动。这种反讽的姿态不仅是针对资产阶级，而且还针对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姿态使得马克思避免了任何乐观主义错觉，不会认为这个时候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要武装无产阶级，它本身也是一个反讽式文件，因为马克思自己在写作时，对于《宣言》热切宣扬的革命之成功并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知道，革命不可能成功，因为他明白，革命预期目标所预设的那种意识的提喻式阶段，在欧洲无产阶级那里至今还没有获得。事实上，在《神圣家族》（1845）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吸收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第243——244页）。整体同化了它的一切，并且将部分的总和转变为一个统一体。这种同化和转变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难以完成，马克思自己在1848年描绘的共产主义意识只包含有限的目标，因而也表明了这一点。对此，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中还有进一步说明，此文写于1850年，包括一系列评论他们此前卷入的事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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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1）写的导言中，评论了马克思的才华，即他“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第349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将1848年的革命运动说成是一部“悲喜剧”，它对无产阶级的益处只在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因而也创造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第281页）。简而言之，在此，革命被描述为主要是通过否定、反对，或者反题，当成发展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一种途径。单单是反革命政党的创立便使得革命政党能够界定自身，它与反革命政党既相似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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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意识的本质及其实际历史条件要求它失败。因为，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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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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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在二月为了对付路易——菲力浦曾与资产阶级并肩作战，而这里揭示出，六月事件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是它“真正的”敌人——无产阶级的失败。这很像是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的货币形式所做的辩证分析。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还原和通过还原进行的澄清。通过反讽式的否定“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以明确的隐喻形式表述的虚假等式“革命=二月起义”得到了更正。因而，马克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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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是一次漂亮的革命，是一次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这只是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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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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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革命则是一次令人讨厌的丑恶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怪物的脑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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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六月起义真正的受益者乃是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巴黎取得了胜利，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有了“自信”。据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的胜利准确地说为颠覆资产阶级本身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暴露出它是一个怪物。而制宪国民议会制定的新宪法中包含的矛盾就呈现出它的怪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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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在法兰西不同阶级之间分配政治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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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宪法要求前一个阶级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一个阶级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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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形中，只有像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才可能在法国选举中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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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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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路易·波拿巴治下法国的情形正好像是“货币拜物教”风行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恰恰被认定为代表了一切集团的利益，因为每一个集团的特定利益都通过宪法的灵活性被否定了。法国社会被委托给了这样“滑稽的”情形，由此而成为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更为广泛分析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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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笑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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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月十八》以一段著名的话语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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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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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作为1789年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促使拿破仑上台的那个真正的悲剧性事件的一种反讽式音位切换，在马克思著作的第一段中就被预构了。尽管1848年时，法国社会认为正在贯彻1789年的革命计划，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却是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第323页）。自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发生的所有事件，在马克思的描述中，正如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描述的那样，是一部“悲喜剧”、一种革命的文字游戏，它将法兰西民族置于一种比之它1789年从中解放出来的还要更加压抑的束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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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思否认有理由可以“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说明“为什么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3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呢”（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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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马克思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至少，它不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的问题是写作方面的，他不得不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叙述来呈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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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正式回答，必须与他用来获得此问题答案的分析方法区分开。形式上，马克思简单地论证了路易·波拿巴的胜利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的结果，以及农民怨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结果（第332、339页）。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是怨恨，它们的原因被认为是“物质条件”，它是1850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波拿巴党政府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和表征。在此，就如在《资本论》中分析价值那样，也是一个要对所分析现象的形式与内容进行区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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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为第二帝国提供了那种特定形式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要求马克思揭示出法兰西1848年至1851年间构成重要历史事变之编年史的事件背后的“真实故事”。反过来，揭示出这种真实的故事，又要求对事件进行情节化，把它编成特殊种类的故事。在马克思一开始的评论中，这个故事就已经被描述成了一部“笑剧”，这意味着，他已经将故事塑造成了一种讽刺剧的模式。简而言之，1848年至1851年的事件不存在任何悲剧意味，此时，法兰西将自己托付给了“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马克思描述的那些从二月革命迈向第二帝国建立的事件，表明法兰西正持续落入一种束缚中，看不出有什么雄心壮志可以挽救这种情形，可以使得人们把那些事件描述成为一个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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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此所做的描述不同于他描述的1789年事件，即法国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行为。谈到1789年革命时，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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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最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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