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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六月起义真正的受益者乃是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巴黎取得了胜利，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有了“自信”。据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的胜利准确地说为颠覆资产阶级本身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暴露出它是一个怪物。而制宪国民议会制定的新宪法中包含的矛盾就呈现出它的怪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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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在法兰西不同阶级之间分配政治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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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宪法要求前一个阶级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一个阶级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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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形中，只有像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才可能在法国选举中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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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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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路易·波拿巴治下法国的情形正好像是“货币拜物教”风行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恰恰被认定为代表了一切集团的利益，因为每一个集团的特定利益都通过宪法的灵活性被否定了。法国社会被委托给了这样“滑稽的”情形，由此而成为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更为广泛分析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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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笑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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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月十八》以一段著名的话语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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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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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作为1789年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促使拿破仑上台的那个真正的悲剧性事件的一种反讽式音位切换，在马克思著作的第一段中就被预构了。尽管1848年时，法国社会认为正在贯彻1789年的革命计划，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却是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第323页）。自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发生的所有事件，在马克思的描述中，正如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描述的那样，是一部“悲喜剧”、一种革命的文字游戏，它将法兰西民族置于一种比之它1789年从中解放出来的还要更加压抑的束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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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思否认有理由可以“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说明“为什么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3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呢”（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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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马克思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至少，它不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的问题是写作方面的，他不得不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叙述来呈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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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正式回答，必须与他用来获得此问题答案的分析方法区分开。形式上，马克思简单地论证了路易·波拿巴的胜利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的结果，以及农民怨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结果（第332、339页）。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是怨恨，它们的原因被认为是“物质条件”，它是1850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波拿巴党政府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和表征。在此，就如在《资本论》中分析价值那样，也是一个要对所分析现象的形式与内容进行区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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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为第二帝国提供了那种特定形式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要求马克思揭示出法兰西1848年至1851年间构成重要历史事变之编年史的事件背后的“真实故事”。反过来，揭示出这种真实的故事，又要求对事件进行情节化，把它编成特殊种类的故事。在马克思一开始的评论中，这个故事就已经被描述成了一部“笑剧”，这意味着，他已经将故事塑造成了一种讽刺剧的模式。简而言之，1848年至1851年的事件不存在任何悲剧意味，此时，法兰西将自己托付给了“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马克思描述的那些从二月革命迈向第二帝国建立的事件，表明法兰西正持续落入一种束缚中，看不出有什么雄心壮志可以挽救这种情形，可以使得人们把那些事件描述成为一个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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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此所做的描述不同于他描述的1789年事件，即法国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行为。谈到1789年革命时，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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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最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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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悲剧，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被遮蔽了。1848年至1851年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它准确地说是“笑剧式的”，因为理想屈从于现实，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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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英勇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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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帝国的建立代表着1848年二月起义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最后阶段。这便是将要解释的资料，而马克思将其“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来进行解释：二月革命时期；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即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28日；立法国民议会时期，即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以及最后，第二帝国时期，即从1851年12月2日到1871年巴黎公社推翻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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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这些阶段的描述对应了他在《资本论》中对于四种价值形式的分析。这样，他把二月革命时期描述为“革命的序幕”，因为在这期间，每一个涉足起义的人，鼓舞他的都只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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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第326——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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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情形的表面现象和实际彼此存在最强烈的对照，但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就像在价值的简单的形式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差异被遮蔽了，结果内容受到了损害。这样，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第326页）。“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革命］。”最终手持武器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从而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与……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同上）。与此同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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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理想与“能够立刻、直接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的对比，对应的是《资本论》中对价值“形式”和其真实“内容”之间的对比。1848年二月革命的情形中，真正的内容被意识的普遍情形掩盖住了，在严格意义上，这种意识的普遍情形应当说是隐喻式的。隐蔽的东西实际上呈现出来了，只不过是以一种被扭曲的形式呈现的。革命的真正内容将在使二月革命成为可能的物质条件中找到，但是，这种内容的存在与1848年场景中呈现的社会活动的形式是相矛盾的。其实，参加革命的政党暗中认可了这种情形，这从二月政府被指定为“临时性的”这一事实就表明了。马克思说：“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第326页）在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政变成功后，法兰西陷入的那种均势状况足以令马克思证明，存在着一种实际上的矛盾，它只能用暴力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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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矛盾在第二个阶段解决了。这个阶段是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它从1848年5月4日持续到1849年5月28日，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第327页）。马克思说道，国民议会的功能是“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同上）。简而言之，第二阶段的目的在于解决包含在第一阶段的矛盾，其方式是将革命的普遍内容降格为特殊的内容，将一般规律降格为资产阶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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