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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此所做的描述不同于他描述的1789年事件，即法国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行为。谈到1789年革命时，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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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最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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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悲剧，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被遮蔽了。1848年至1851年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它准确地说是“笑剧式的”，因为理想屈从于现实，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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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英勇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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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帝国的建立代表着1848年二月起义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最后阶段。这便是将要解释的资料，而马克思将其“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来进行解释：二月革命时期；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即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28日；立法国民议会时期，即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以及最后，第二帝国时期，即从1851年12月2日到1871年巴黎公社推翻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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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这些阶段的描述对应了他在《资本论》中对于四种价值形式的分析。这样，他把二月革命时期描述为“革命的序幕”，因为在这期间，每一个涉足起义的人，鼓舞他的都只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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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第326——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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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情形的表面现象和实际彼此存在最强烈的对照，但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就像在价值的简单的形式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差异被遮蔽了，结果内容受到了损害。这样，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第326页）。“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革命］。”最终手持武器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从而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与……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同上）。与此同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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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理想与“能够立刻、直接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的对比，对应的是《资本论》中对价值“形式”和其真实“内容”之间的对比。1848年二月革命的情形中，真正的内容被意识的普遍情形掩盖住了，在严格意义上，这种意识的普遍情形应当说是隐喻式的。隐蔽的东西实际上呈现出来了，只不过是以一种被扭曲的形式呈现的。革命的真正内容将在使二月革命成为可能的物质条件中找到，但是，这种内容的存在与1848年场景中呈现的社会活动的形式是相矛盾的。其实，参加革命的政党暗中认可了这种情形，这从二月政府被指定为“临时性的”这一事实就表明了。马克思说：“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第326页）在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政变成功后，法兰西陷入的那种均势状况足以令马克思证明，存在着一种实际上的矛盾，它只能用暴力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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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矛盾在第二个阶段解决了。这个阶段是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它从1848年5月4日持续到1849年5月28日，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第327页）。马克思说道，国民议会的功能是“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同上）。简而言之，第二阶段的目的在于解决包含在第一阶段的矛盾，其方式是将革命的普遍内容降格为特殊的内容，将一般规律降格为资产阶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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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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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件“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具有的历史价值是因为它的失败。无产阶级惟有通过失败才有可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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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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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起义的失败因而被描述成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件，但很难说是悲剧性的事件，因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时，并没有就其目的形成清晰的观念，或者对获胜的前景有任何现实的估量。在马克思看来，无怪乎促使无产者的事业复兴的尝试时常受挫。“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第328页），总之，一直要到一切阶级合为一体之际才能如此。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事实，不能模糊了其最重要的事实，即它的失败“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同上）。对于资产阶级秩序而言，“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第329页），这一事件揭示出了资产阶级秩序的简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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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标志是系统地背叛了它在1789年革命时所代表的理想。当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呼吁这同样的理想，试图为他们的支持者获取令资产阶级上台的所谓的“自由”和“进步机关”时，这些理想就被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它自己的理想被当作对资产阶级设法建立的“阶级统治”的威胁而被抛弃。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没有认识到“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通过目前按其自身的秩序首先渴望“安宁”这样的因素，也将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第332页）。资产阶级曾经是竞争、讨论、辩论、多数统治等等的支持者，当其他人要求这些时，它就不再支持这些措施了。因而，它也必然拒绝这些措施，连同拒绝它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以及议会民主制的原则。具有讽刺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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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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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讽式的颠倒提供了戏剧性的原则，藉此，马克思“辩证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者的自我毁灭行为，其作用是充当了“历史的狡计”。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转变为第二阶段，这正是从隐喻的存在模式转变成转喻的存在模式。在第二阶段，或者说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被转喻式地确定为“资产阶级的”；即部分替代了整体。议会共和国加上资产阶级，冒用了这整个阶段之名，它满意自己作为全部的存在。但是，到1851年12月2日，这个共和国“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被埋葬了（第333——334页）。埋葬它的是路易·波拿巴，他使得革命从转喻阶段转向为提喻（普遍化）阶段。马克思这样描述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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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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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政权力”（波拿巴）的成立对法兰西民族及其不同阶级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价值的一般形式时麻布对于所有其他的商品那样。因此，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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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一个人的专制。［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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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有讽刺性的是，法国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之前了”（同上）。“总和的”或“扩大的”阶级冲突情形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特征，现在，它让位于资产阶级专制的“普遍化”情形，并且其结果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在1789年热切追求的政治权力也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归于单个人，波拿巴：“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以至［波拿巴］可以做它的首脑”（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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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的成功依靠的是法国小农的支持，但他注意到，伴随这种成功的并非小农阶级上升为政治力量。正如在分析价值形式中，货币拜物教造成了价值的一般形式，在政治形式的演化之中，对波拿巴的盲目崇拜造成了由波拿巴据有的总统职责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一般形式。波拿巴是“一个从外国来的冒险家，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同上），他不仅背叛了农民，也背叛了所有其他的阶层。波拿巴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第345页）。他也自命为“农民的代表”和“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也背叛了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学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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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的计划是一个狡诈和矛盾的杰作。于是，当法国资产阶级嚷道（正如在马克思的笔下他们所说的）：“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第345页），他们是正确的。马克思后来描述的“货币拜物教”那种同样的“荒谬”在此用来描述整个社会。因而，就波拿巴与各种社会阶级相互矛盾的关系，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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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袭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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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政权的自相矛盾恰恰类似于充塞于价值的货币形式之中并使得它天生就不稳定的那种种矛盾。而这也正使得马克思能够非常自信地预言，这个政权最终将解体。马克思以一段有关政权的描述来结束《雾月十八》，这段描述预示了马克思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中回顾性地得出的判断。《雾月十八》这样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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