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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尼采不是提倡仅仅崇拜酒神；如果酒神，或者说是对混沌的意志完全战胜了太阳神，那会导致人类退化到那种“未开化的蒙昧状态”，即那种希腊人通过最艰苦的努力才使自己摆脱了的蒙昧状态。但是，太阳神在人们中间那种未受挑战的统治意味着僵化、压迫、压抑以及梦游者的生活。没有了太阳神那种梦想帕纳索斯山[3] 之梦的能力，人们无法生活；但是把某种特定的形式当作现实、将创造意象的能力转过来对人类自己不利的冲动，最终对人类生活的破坏作用不亚于酒神的统治。此外，太阳神的未受挑战的统治预示着，当酒神一旦再一次坚持他的权力时，会有一种最为激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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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尼采的观点，制造幻象破坏力最大的形式是先把幻象转化为一种概念，然后把意象凝固在这一概念提供的术语中。尼采指出，一切形式最终是隐喻性的，而不是实际存在，并且当隐喻被创造性地加以使用时，比如被悲剧诗人使用时，它就是“代替了概念而具体地立于他面前的一种表现意象”（第55页）。这样，戏剧中的一个人物就不仅仅是“费力地串在一起的个人种种特征的集合，而被看作是诗人眼前一直是活着的一个人，与画家画的肖像人物不同，戏剧中的人物能持续生活、行事”（同上）。这种动态的塑造意象的能力既是酒神又是太阳神的馈赠，因而也是形式、运动、结构以及过程活生生的综合。那些由懂得使用隐喻的诗人创造的意象，乃是来自于阿波罗在根本混沌之中或者穿过、围绕根本混沌而“划出分界线”，从而使个人得到安抚的能力；但是诗人知道，隐喻中包含的意象必须由酒神来摧毁，“以免太阳神把所有形式都凝结成埃及式的呆板的倾向”（第65页）取得彻底胜利，并切断条条通向维持生活的力量的道路。当一种意象凝结成概念时，一般而言的生活并没有受损（因为生活本身无法被否认），但是人类生活会受损。把阿波罗或者酒神实体化，这对人性是有破坏作用的，因为人性只能存在于划分这两位神各自王国的边界线上。在这一样式中，人类意识担当这两大力量之间的平衡物；人们将其微不足道的力量有时投向太阳神，有时投向酒神，这样就使得两神彼此都无法消灭对方，人类得以在两神之间的空间繁荣稳定地发展，就像以色列在亚述和埃及之间那样。但是不幸的是，有时其结果也和以色列所遭遇的同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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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意识的消亡，一方面是由于反讽（“冷漠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战胜了“太阳神式的沉思”，另一方面是因为浪漫主义的“强烈感情”战胜了“酒神的激情”。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助长了对悲剧精神的背叛。在苏格拉底身上，“阿波罗式的倾向僵硬地变成了逻辑图式”；在欧里庇得斯身上，存在“一种相应的转化，使酒神情感成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情感”（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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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式的背叛尤其有破坏力，因为它鼓舞了人们中间的虚假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是以三种苏格拉底式的幻象为基础的：“美德即知识；一切罪恶都是由无知而产生；只有有德之人才快乐”（同上）。这些幻象的影响激励人们相信“在因果关系线索的指引下，思想或许能测量出存在最遥远的深渊，甚至弥补它”（第93页）。这是希腊文化生活的一个致命转折，因为它怂恿希腊人徒劳地追求最后真理以及对生活的彻底控制。酒神曾“让我们意识到任何产生的事物都必须准备面对它痛苦的毁灭”，在这一过程中它被遗忘了（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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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试图通过让人们更有理性而使他们为善，这一尝试的失败甚至也没有促使古典世界注意到这种追求绝对的荒谬。在柏拉图身上，世人找到了救助他们的愚蠢的一位思想家，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此处在世上的生活转向了对一种“善”、“真”和“美”的追求，后者被认为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只能通过拒绝任何人体内的生理冲动才能获得。这种柏拉图式的信仰为基督教教义铺平了道路，基督教否认人类有着苏格拉底所认为的那种获取最终安宁的意志和理性的力量，这样做就完成了人的堕落。在基督教对最后救赎的渴望中，人们找到了替代品以代替使他们遭致失败的理性，但是他们必须否定自己就在此时此地生活的意志。基督教的胜利代表了遁入一种特别压抑的反田园式生活，这种生活不是喜悦而是痛苦，它不是基于相信“纯结的、具有艺术感受力的人类的原始存在”，而是基于相信人类本质上是病态的、虚弱和无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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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为尼采所称的西方人“隐蔽的”历史提供了基础。尼采主张，自从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的历史一直是自己引发的疾病的历史。从那时起，曾经是混沌和形式之间桥梁的人，呈现出被宰杀了的牛的模样，被捆绑在他自己自我欺骗的两极之间。一极上站的是基督教，它否定生活向人提要求的权利，坚持人要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他自己的目标，而另一世界只有在时间尽头才会显示给他；另一极上站的是实证主义科学，它乐于通过把人还原成野兽的形象从而使人失去人性，让人认为自己仅仅是机械力量的一种工具，对于这一力量，人无法施加任何控制，也不能从中找到任何解脱。悲剧精神衰落以后的西方历史描述的是这两种否定生活倾向的轮换；先是一个，再是另一个，轮流让人退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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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意识的历史看起来只是一种位置上的摆动，即在两个有关人类生活和思考能力的同样具有破坏力的观念之间，作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永恒回归，它是一个否定生活可能性的循环，在即将发生的未来没有任何逃脱这种循环的希望。以后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从所有这种人类的自我损毁中找到一种积极的价值，它在于心智敏锐性的生长，这种敏锐性一旦攻击科学和宗教的持久神话，就会揭示出他们的贫乏。但是，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他满足于指出科学灭绝宗教，批判哲学又灭绝科学的事实，把它作为脱离神话及文化衰落这千年历史过程的证据。通过指出科学消解了一切同时既是压抑性的又是解放性的神话的基础，尼采解释了现代人历史自我意识增强的原因。透过这种循环，尼采注意到，这种摆动是一种真正发展或进步的证据，尽管到那时为止这种发展或进步还只是负面的，即借助历史意识和批判这些自欺的工具摧毁自欺本身。这样，按照尼采的观点，这种历史的情节就是反讽的，因为那些破坏了人们享受生活的能力的因素现在转而对付它们自己。并且，在特定意义上，其结果也是反讽的，因为人们现在反讽地生活，完全知道自己在神话和批判两个方面都很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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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结尾，尼采指出生活不会也不能证明它自身是正当的；它没有必要这样做。只有人类才感到需要证明他存在的正当性，因为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意识到他存在的荒谬性。尼采坚持，只有艺术能向人们证明生活的正当性，但不是任何“实在性”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模仿性质的艺术。相片似的实在主义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科学。他认为，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意识到它的形而上学目的的艺术；因为只有艺术，而不是哲学或科学，能够为人提供有关生活的形而上学式论证。“艺术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它的形而上学补充，它在自然旁边产生以征服自然”（第142页）。此外，艺术提供了人所能希望的惟一的先验存在，它做到这一点不仅是通过创造梦想，而且也通过消除已经萎缩了的梦想的伪实在。真正的艺术立即会告诉人“‘只管看！看仔细点！这就是你的生活。这是你存在之钟上的时针’”（同上），并会同时将所有的丑陋和分歧变为一种“审美的游戏，这是意志在精力充沛时与自己玩的游戏”（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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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问，如果人不是“一种不和谐的化身”的话，人是什么?如果人是这种化身的话，他需要一种非凡的幻象用美的面纱来掩盖这不和谐。尼采认为他自己的时代已经到了人类自我孤立的漫长过程的终结，准备进入一个破坏性批判它所有萎缩了的幻象的新时期。这个破坏性世界预示着一个暴力和冲突时期，类似于西方世界以前只在希腊化时代看到的那种，当时，面对悲剧意识的消失，人们开始沿着使他们变得“现代”的自我毁损的漫长道路出发。因此，尼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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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经历同样的对知识的极大渴求，同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同样剧烈的世俗化，游牧式的流浪，贪婪地冲向异邦的餐桌（如希腊化时代一般），对现在的轻率尊崇或者茫然否定，以及种种属于世俗范围的东西——就好像昭示着我们自己文化中相似的缺乏，这种缺乏同样摧毁了神话。［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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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乐观地面对未来：“每当酒神的力量变得太暴烈时”，他写道：“我们可以肯定，太阳神即将到来了，他不过是被一团乌云遮住了，他的美产生的巨大影响将被下一代目睹。”（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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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了酒神和太阳神的进程在几代人之间的轮换，它形成的历史观念奠定了尼采大部分思想的基础。正如前面所说，人们有时主张，尼采认为历史描述了一种循环的运动，一种不断重现的运动，他把这一观点当作解药，来医治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历史线形过程的天真想法。这样无知的思想根本无法靠近真理。首先，甚至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区分了“未开化的蒙昧状态”的酒神精神和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他设想了一种由前者到后者、通过太阳神的或史诗性的中间文化阶段的进步。这三个阶段在生命意志的发展方面的区别可以描述成自在的意志、自为的意志以及自在自为的意志；这些在尼采看来是悲剧精神的“直接阶段”。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它们可以对应于意志空想、意志觉醒和意志意愿。意志对其自身的意识提供了纯粹悲剧的基础。简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意志自身之中意识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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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尼采的图式中，希腊悲剧的衰落之后，紧接着的不是回到了“未开化的”蒙昧状态，而是向前进入堕落，这种堕落本身经过了三个时期：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基督教时期——也就是，科学的、军事的和宗教的时期。这些时期被尼采看成是堕落的，因为每个时期不是把意志释放到破坏或者创造的工作中，而是惩罚它，约束它，最终使它的力量反对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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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文明，在尼采看来，确定无疑地正在经历着与之相反的过程：从“基督教”时期的超脱尘世，到“罗马”时期的黩武主义，到“希腊化”时期的批判主义，到一个新的悲剧时代，然后，从此可能进入一种新的蒙昧状态。但是，尼采相信，这种新的蒙昧状态不同于原来的那种，它会更大程度地让人获得一种他们在旧的、未开化的蒙昧状态中从未享受到的自由和力量。尼采的超人，如他自己所说，将不仅仅是破坏者，而且也是创造者，他把生活当作艺术品一样来生活，他在他自己身上就体现了希腊人只能够在悲剧的舞台形象上能体现的不和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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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历史循环论，那它确实是非常奇怪的“循环”。尼采认为，往下的路和往上的路只是表面上属于同一条路；他的信念是，我们往下走是为了显得纯洁、干净并摆脱我们以前有损生活的幻象。简单而言，对尼采来说，西方人从原始时代以来的整个历史是一个显著进步的运动，即从简单的存在通过异化再到和解，正如舞台上的悲剧冲突一样。但是，他设想的和解不是与“自然”或者是“社会”的和解，而是与自身的和解。悲剧斗争的收获将在一种新阶段的自我意识形成后获得，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的超人借助这种自我意识与混沌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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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去看的话，那么，历史就不是朝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进行的辩证式运动。尼采承认的惟一“绝对“是自由个体，它从任何精神超越的冲动中完全解放出来，这个个体在其超越自我的能力中找到了他的目标，通过为自己设立新任务给予他的生活一种辩证压力，将自己变成一个在希腊人看来只有神才拥有的那种生活的人类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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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尼采对悲剧精神的解释首先否定了关于实在本质的浪漫观点和反讽概念。其次，它包含了传统悲剧观与喜剧观的一种融合，这样，这两种观点各自分别所传授的两个真理，现在合并成了对生活和死亡的一种多重的接受。接下来，在这种悲剧与喜剧融合的观点中，所有道德蕴涵被排除了。这种观点被等同于“音乐的精神”——也即非宣叙调的音乐，这种音乐没有做任何关于世界的叙述，而只是作为纯粹的形式和运动与经验世界并列存在。音乐精神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对应物就是隐喻。通过隐喻性认同，现象被转化为在它们自己之外没有“意义”的形象。作为形象，它们只是相似而不同于环绕着它们的任何事物。在隐喻中，对个体性原则的提出和否定是同时发生的，正如在神话思维中那样。要想重新进入神话世界（没有了它英雄行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尼采建议以纯粹隐喻的方式来修正悲剧的概念。返回到隐喻意识，这会成为对于天真的复兴。它将会引起对转喻和提喻意识方式的批判，放弃寻找现象背后的行动者和行为方式以及赋予它们以精神特质，那样会消除人类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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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寻求把人类带回到与现象世界的直接面对中，让他的视野得以净化，而产生创造性幻象的能力依然完好无损。他相信，仅靠人对经验世界做隐喻性改造的能力，就能够涤净记忆和健忘在人类生活中所潜在的破坏作用。隐喻意识的范例，那种在差异中看出类同之处、在类同之处看出差异的能力，反过来，又成了酒神——太阳神形象的范例，尼采把这一形象用作他的悲剧精神之兴衰的“历史”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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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是以反讽的笔调写成；尼采既关切又鄙视地向他的读者述说。但是关于它的对象，即悲剧精神，它决不是讽刺的。因为悲剧精神的“历史”同时是悲剧性和喜剧性的，即它情节上是悲剧性的而含义上是喜剧性的。悲剧精神兴衰史作为一种冲突被设计成情节，这种斗争为回归到喜剧意识的“快乐的智慧”创造了条件。写这本书的时候，尼采还处在狂热崇拜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状态中，尽管如此，书的结尾却是完全不同于这两位“浪漫主义者”的调子，一个喜剧性调子，它庆祝人类意识从因果关系和形式规则中、从悲观主义和天真的乐观主义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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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预示了后来作品中全面呈现的哲学，尤其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和《道德的谱系》等书中。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尼采关于历史思想如何能促成新时代开始的概念，以及他认为要赋予历史思想以悲剧艺术的解放性力量需要些什么。因此，我必须求助于尼采为《悲剧的诞生》提供的历史学式的结尾，即“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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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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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将人类生活放在混沌意识和形式意志之间；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他分析了这一思想在时间方面的含义。“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关注的是记忆和遗忘的力度，尼采把它看成是人类这种动物的独有属性。希腊舞台上上演的悲剧冲突毕竟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它存在于时间范围之外。人若要经历像悲剧艺术作品中那样的生活，则必须时刻觉察到时间的流逝；他必定生活在历史里。因而，问题就是确定历史感，即时间流逝感在特有的人类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中，是如何既创造性地又破坏性地产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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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尼采的许多谈论让人似乎觉得，人行事的能力依赖于他遗忘的能力——也就是说，依赖于他让自己摆脱意识、仅仅靠动物本能来做出反应的能力，事实上，尼采认为，人的遗忘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记忆消失。谈论动物的遗忘能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动物预先没有记忆的冲动。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尼采解释说，田野里的野兽活在永恒的现在中，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痛苦，没有意识，因此也没有人类所独有的遗忘冲动，这种冲动是一种意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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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尼采写道，当人责备田野里的野兽时，可能会问野兽：“‘你为什么看着我，而不把你的欢乐告诉我？’野兽想要回答——‘因为我总是忘记我想说的’，但是它连这个回答也忘记了，它沉默着；留下了人充满疑问。”人“也对他自己满是疑惑，疑惑自己无法学会去遗忘而总是抓住过去；无论他跑得多远，多快，过去就像锁链紧随着他”（第5页）。简单而言，人历史地活着；他意识到他不断地形成、未形成，意识到所有现在都消亡成了一个固定了的过去。过去以一种做了、结束了、完成了、无法改变了的事情的形象，不断浮现在人眼前。它的确难以驾驭，是人自我欺骗的源泉，也是人自我毁损背后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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