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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记忆的产生只受痛苦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文化记忆也和个人记忆一样是痛苦而不是快乐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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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种记忆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总是伴随着痛苦、流血和牺牲。最恐怖的牺牲和誓言，包括牺牲头胎；最可怕的残害，例如行阉礼，以及所有宗教礼仪中最残酷的仪式（所有的宗教归根到底都是残酷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一种本能，这种本能预言了痛苦是记忆术最强有力的帮助。［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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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之初，当人类记忆发展得还不完善的时候，就需要最可怕的激发记忆的方法：“严酷的原始刑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要克服健忘并且让这些受一时冲动和欲望奴役的人们记住一些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这一定会是多么的困难！”（同上）借助于这些最残酷的方式教会个人去记住一些“我不应去做的事情”，以便“他能享受社会生活的好处；并且，确实，借助于这些记忆，人最终‘达到了理性’”（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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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良心不安起源于什么呢？“内疚”（Schuld）这个词起源于一个表示物质关系的词，即“欠债”（Schulden），这一事实为尼采提供了答案的一个线索。简而言之，内疚的观念并非出现于以后任何有关意志自由的学说中，而是出现在补偿的观念中。尼采说，破坏和痛苦之间的关系出现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中，这种契约关系和‘合法主体’的观念一样古老，后者转而又指向买卖、交易和贸易等行为”（第195页）。通过从造成痛苦而得到快感，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得到了某种补偿。这种快感是美学意义上的：它来自于一种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力的快感，它让惩罚者感到自己比毫无防卫的受害者更“高贵”、更优越。本质上，它是一种施虐的快感。尼采坚持，虐待是一切“人为的”等级制度的基础。（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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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找到了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国家将其成员固定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之中”（第203——204页）。最初，任何人如果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攻击他的债权人，他只是被放逐；但是，逐渐地，债务人只要为他的罪行付出一定代价就可以了。简而言之，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它把虐待的快感转变成了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施加或者承受的痛苦可以被储藏、利用、课税、国有化或者社会化。尼采甚至设想，有可能有这样一个社会，它累积的痛苦非常之多以至于它没有必要去惩罚它的罪犯，而只会原谅他们。这将是用历史方式为社会所构建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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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只是用反讽方式提出，因为尼采的真正目的是，运用这种将痛苦资本化的观点来说明，正义观是从本质上非道德的人类存在中出现的。事实上，尼采辩驳道：“仅就对和错这两个概念本身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暴力、贪婪、剥削和破坏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暴力的、贪婪的、剥削的和破坏性的，它不可能被想象成别的样子。”（第208页）这样的话，人又如何解释在文明存在之初正义观念的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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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正义最初是强者用来消除弱者怨恨的工具。对怨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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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或者是将怨恨的对象从报复者手中夺过来；或者是用与破坏和平和秩序的人斗争来取代报复；或者是设想、提议、必要时强制实施妥协；或者是建立一种标准化的损失等价赔偿尺度，以使未来的任何不满都可以以这一尺度为参考。［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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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这样一个等价赔偿体系，也就是说法律体系，剥夺了复仇行为作为一种个人轻率行为的特征和它的特殊性，将它转变为一种客观的关系。这种转变使得观念本身的性质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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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法规将其臣民的注意力转向特定的损失，最终，它达到的目的与报复所寻求的目的完全相反，后者竭力要使受害者的观点完全占主宰地位。此后，人们的眼光被训练得在看待行为的时候，越发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甚至受害人的眼光也要如此，虽然，正像我们说过的，这一点是最后才实现的。［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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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正义源自对于“对”和“错”的行为的一种随意的区别，它的作用是重组每个人的观念，包括受害者的和被害者的，以致中和了自我的感觉。这使得尼采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生物学角度看，法律情形必定是例外的情形，因为法律限制了倾向于权力的激进的生命意志，并最终一定会作为各种手段促进生活的集体目的，这种目的就在于创造出更大力量的格局。”他认为，它对于有机生物体的长期影响是，导致“人彻底道德败坏，并间接地导致虚无主义一统天下。”他坚持，合法性本身就是“反对斗争的武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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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关于正义起源的文章是理解尼采以心理学方式研究文化史的关键。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尼采本人是意识到了这个方面的：他在讨论了正义的起源之后，紧接着讨论了史学家能够用来穿透意识形态的疑云的方法，这种意识形态的疑云吞没了各种文化的自我意象以及它对自己的精神原则的评价。因此，在《道德的谱系》一书第二篇文章的第十二章，尼采提出了真正的历史方法的本体论基础。他是以下面的观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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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套普遍真理比以下这些对史学家更重要的了，即一件事情的真正起源和它的最终用途、它并入一个目标体系的方式完全是两回事；任何存在的事物，无论其起源是什么，都周期性地被当权者按照新的目标重新解释；有机世界的所有过程都是超越和征服的过程，并且，反过来，所有超越和征服都意味着重新解释、重新整理，在这一过程中，以前的意义和目的要么被掩盖了，要么被丢失了。［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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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构成的完全是对机械论、有机论和情境论历史解释概念的拒斥。历史过程根本就不是被看成一个过程，而是看成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都通过当时出场的行为主体的意图而与它之前和之后的事物相联系。这种想法不仅是要颠覆目的论，也要颠覆一切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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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此所做的是，使一个事物的“演化”与它在任何特定时间里对于当权者的“用途”脱离，将那种演变的“意义”设置在那些现在掌握着公共认识的工具的人的意图中。尼采不是把一系列因果关系看作是任何特定生物或者社会现象演变或发展的模式，而是以一套追溯性征用（retroactive confiscation）的观念取代了那一系列因果关系。因此他说，“一件事物、一个机构或一种风俗的历史就变成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重新解释和重新整理”。这些重新解释和整理“之间不必按因果关系相连接”，而是“仅仅一个接着另一个”，这就意味着“一件事物、一种风俗或一个机构”的演变，未必是它“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更不会是耗时耗力最少的那种最合逻辑的、最简捷的进步”。相反，它是“一系列深刻性或多或少、独立性也或多或少的占有过程，包括每一种情况中使用的抵抗、为了防卫和反攻而尝试过的转变，以及成功反击的效果”。他补充说，如果“形式是变动不居的，它们的‘意义’就更是如此了”（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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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隐含的话语得到明白阐述时，它们为人们了解尼采有关一切历史过程的语义学观念提供了重要的洞见。正如他总结的那样，论证归结起来就是这样的看法，即“部分的废止、萎缩和恶化、意义和目的的丧失——简而言之，也就是死亡，必须被算作是任何真正进步的条件，这种进步总是表现为向往更大力量的意志和方式，它的实现是以牺牲无数弱小力量为代价的”。这完全等于肯定了传统的悲剧观：“任何‘进步’的幅度要根据为了它自身而必须牺牲掉的一切去衡量。”尼采甚至说，“为了一个更强大的人种而牺牲大多数人的人道，这确实能构成进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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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草率做出结论，认为尼采所称的“这种历史方法的观点”可以完全按照传统的悲剧观来解释，这就错了。它获得解释的情境表明，它主要提供了资产阶级的“适应”观之外的又一种选择。在尼采那个时代，“适应”观主宰着大部分流行的关于进化过程的观点。尼采想的是，无论在自然中还是在社会中，都用活动这一概念来替代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概念。（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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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历史方法的评论允许尼采反过来分析痛苦和良心的关系。他发现，惩罚增加了害怕、谨慎、对本能的控制力；它是教化的根基所在；它从一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是文明的基础。施加痛苦甚至被作为罪犯和他的法官之间秘密契约的联系，法官因罪犯的罪行而对他施加惩罚，向他告知：任何行为，甚至谋杀，其本身都没有错；只有那些在确定场合下所实施的行为才是错误的。这是《红与黑》中，司汤达的主人公于连受到一个“善良”社会的审判时获得的解放性发现。对于“有道德的人”对他的谴责，于连的反应是，拒斥别人向他施加道德约束的权利。他坚持，没有真正的罪恶这回事；他也不承认“良心不安”。他发现，“良心不安”是学会的。尼采也是这样认为：“良心不安（是）……一种顽疾，人得这种顽疾是因为那种他所经历过的最深刻转变给他造成了压力，那种转变把人永远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温和的生灵。”（第217页）在这种良心不安的构成背后，是对于本能的系统控制，以及因而产生的一种“内化”，后者自己就“为后来所说的人的灵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同上）。假定这种灵魂的存在，反过来又是人们通过编造所有那些“精神”（人们想象它们，是为了表示对于人身上动物性冲动的厌憎）来自我伤害的冲动的根源。这里同样也是宗教的起源。正如尼采所说：“一个动物的灵魂转而对付它自己、攻击它自己，这种现象太新奇、太深奥、神秘、自相矛盾，并且孕育着可能性，以至于宇宙的整个局面都因此而改变。这种景象……需要一个神明的观者来作出公正的裁断。”（第208页）这样，诸神就被创造出来，以充当永恒的观众，宇宙毁损的戏剧在这些观众面前上演出来，它的“高贵”得到了保证，它的“价值”得到了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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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关于社会、良心和宗教起源的叙述，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它们的叙述是多么相似。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区别，即马克思把所有这些建立在人类生存的迫切需要的基础上，用匮乏状况去解释它们，这种状况要求分工，并导致了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不平等分配；而尼采认为，驱动原则是心理因素，即权力意志，他认为这种力量强过生活意志，它不仅能解释人对别人的统治和剥削，而且能解释人毁灭自己的能力。人类在心理上倾向于把施加痛苦当成是积极的快乐来体验，并且把接受痛苦设想为别无选择的人所必需的；若不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倾向，人还能怎样解释剥削阶级甚至在物质丰富时还是那样没有节制，或者被剥削阶级如此积极地接受自己的被奴役状态呢？人还能怎样解释他对于自己的生理本能的自我压制，以及这些本能在“好和坏”、“善与恶”的二分关系中的双重表达？最终，人又如何能超越任何仅仅是剥削、被剥削那种关系的局限，以解释价值重估——即人类历史之初在强者中间盛行的“好和坏”的二分法，是如何被历史时期中任何地方都盛行的弱者的“善与恶”二分法所代替的呢？尼采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包含在他根据权力意志的基本概念而发展的抑制性心理理论中，这一理论标志着，作为一位历史心理学家，尼采如果不比弗洛伊德更伟大，至少也是和他一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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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如果不比弗洛伊德更伟大”，这是因为，尼采在叙述人性中良心的起源时，没有像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做的那样，要求假定一个一般化的最初的“罪行”，藉此，整个人类都经历了诸如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社会制约经验。他发现，良心出现基于强者的一种纯粹审美的冲动以及弱者对于这种冲动相似的审美反应之中，两者都是人类单一的、共有的权力意志的体现。因此，尼采为人类历史的开端假定了一种尚武的贵族阶级，他们用恐怖主宰数量更大的、无定形的、无能的臣民。这些贵族出于本能而不可避免地把形式强加在大众之上，这就得以使尼采把他们称作有史以来“最为自发的、最无意识的”艺术家。但是，这些原始的艺术家不是致力于那些从那以后成为了传统艺术素材的东西，而是致力于人本身。良心不安不是出现在他们身上，而是出现在他们的臣民身上。这些臣民们受到的权力意志的驱使与他们的主人所受到的完全一样强烈，但是却受到阻止而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这种本能被推入地下状态并变得对臣民们自己不利，它以声明“我丑陋”的形式，成为一种定义美的观念的基础。因此，如“善”和“真”那些观念一样，“美”这一观念是意识的产物，这种意识本身不去行动，而是被动的。那些过着善、真、美的生活的人不需要这些概念，因为此类概念只是些手段而已，以用来突出恶、假、丑的事物所不是的一切。因此，善、真、美这些“概念”是破碎了的个人意志的产物，这些个人天生渴望权力和人生享乐，但在自己实际的退化中，他们发现了应该是的一切和实际上是的一切的区别。在《道德的谱系》的第一篇文章中，尼采把对这种最初意识的重估描述为良心。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说明了这种重估是如何被转变成了社会道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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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尼采又是和马克思一样不加修饰，但他的特点是更倾向于用心理学方法。并且，他再次走在了弗洛伊德的前面。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良心起源于性欲经济学，起源于家族中儿子们为了争夺被父亲所独占了的妇女所进行的斗争，最后，众子弑父。但是这时，让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在原始人身上援引了证券经纪人的某种心态：儿子们忽然认识到，把妇女瓜分了，确定对妇女的所有权，并且通过图腾宗教的即兴发明为这种征用找到正当理由，这样做符合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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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观点的特征是，他把性冲动摆在权力驱使之下，弗洛伊德如果不是一心想着要找出证据来证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肯定也这样做了。尼采发现，社会良知起源于一种简单的权力关系。正如个人身上的责任观念是通过一种债务人心态的系统教导而激发的一样，社会的道德连贯性也被看作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被设想存在于世代之间、存在于活着的人和他们的祖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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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凭借比弗洛伊德深邃得多的洞见注意到，在原始民族中，每一代人都感到一种对于祖先的法律义务，这种义务比任何情感义务都强烈得多。“早期社会认定，它们的延续只有通过祖先的牺牲和成就才能得到保证，他们需要偿还这些牺牲和成就。”但是，尼采说，这些牺牲和成就当然永远无法完全被偿还。实际上，一种奇特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逻辑在原始社会中起着作用，借助这种逻辑，任何生者的成功实际上增加了他们对死者的依赖：“随着氏族本身力量增长，随着它在战斗中变得更加成功、独立、被尊重和被敬畏，人们对于祖先及祖先成就的敬畏以及负债意识也成正比增长，从来不会有例外。”比较起来，失败、衰落、挫折则是朝反方向作用，它们导致人们减少对祖先的尊重，但是未必导致复兴，因为再生完全是与亏欠任何人（除了自己）的负债感相决裂而产生的一种作用。这样，“顺着这种逻辑自然发展下去，我们得到的情形是，最强大部落的祖先在想象中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最终被模糊成一个精神上的影子，于是祖先变成了神。也许一切神都是这样出现的，即出自于人们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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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从他的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好和坏的观念，“同时也继承了心理上对等级制度的偏爱一样，人也从部落中继承了部落的神，同时也继承了未付清的债务和最后偿还债务的愿望”（第223页）。这是所有那些救赎式宗教的起源，它们通过把个人责任和个人罪恶二者归之于人而斩断了与祖先的戈尔迪之结[5] ，但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为这种救赎索要的代价是，人必须永远放弃俗世的一切成果。因此，尼采说，基督教代表着人们设想过的最高债务感和负罪感所取得的胜利。但是，他把基督教的最终圆满看作是一个欢乐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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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现在我们的确已经开始了反向发展的话，那么显而易见，人们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的不断减弱会产生相应的人的原罪意识的减弱……无神论的全面而决定性的胜利将可能把人类从一开始对祖先、对第一原因的负债感中解放出来。无神论和一种“再度清白”是形影不离的。［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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