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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在的概念承认善与恶之间存在不可分解的连结，它本身超越了善与恶，并最终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视界。乐观主义并没有发觉生活中的罪恶，并且把它当作一种幻觉，或者仅仅当作一种非常小的或偶然的因素，或者期待着一种消除了罪恶的未来生活（在俗世或天堂）；而悲观主义看到的只是罪恶，并把世界解释成痛苦无止境地永恒地迸发，这使得它内心被撕裂，也就什么也产生不了。［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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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与死悖论式统一的概念是一种解药，克罗齐要解的毒是历史思维中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和反动分子的绝望。这一概念在克罗齐自己有关生与死的个人经历中有其心理学的渊源。在其思想发展中，这种经历的作用是确定的，它也使克罗齐成为某种文明绝佳的代言人。自19世纪末以来，这种文明一次次堕入死亡之境，并且“永恒地复归”，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也不是尼采的超人，而是贵族式唯心论和中产阶级实用性的结合。事实上，这正是克罗齐主要的抽象哲学范畴在社会方面的对应物，即：生命的原则只是贵族式英雄主义的升华；死亡的原则不过是资产阶级之接受现实的迫切需求。二者的相互作用便构成了克罗齐的文化概念，而这种相互作用的故事则是他的历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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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登·怀特将德罗伊森的“Historik”译成“Historic”，是直接模仿亚里士多德几部著作的英文名，该词此处充当名词。Historik一书由于主要讨论史学理论问题，一般中文译为《史学理论》，此处取本文语境，译为《历史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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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关于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均采用马克思著作相应的中译本译文。以下不再一一说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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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帕纳索斯山，位于希腊南部。相传普罗米修斯之子杜卡里昂在大洪水中漂流九天九夜，登陆于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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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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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传公元前4世纪时小亚细亚国王戈尔迪乌斯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起来打了一个无法解开的结，说谁能解开此结便能成为国王，以后亚历山大大帝一剑斩断此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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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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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分析19世纪历史意识的主要形式时，使用了一种有关历史著作结构的一般性理论。我认为，可以根据一个史学家在预构史学领域时使用的语言规则来描绘出他的风格，那一领域是在他以各种各样的解释策略施加于它之前就已经预构好了的，而借助于这些解释策略他就从历史记录所包含的事件“编年”中形成了一个故事。我进而主张，这些语言规则可以进一步用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加以描述。在把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类比喻当作语言预构的基本类型之后，我讨论了意识的诸种模式，在其中，史学家能够分别在论证、情节化和意识形态蕴涵的层面上，隐性地或显性地证明他采用的不同解释策略。我利用斯蒂芬·佩珀的“世界构想”理论，在我所研究的史学思想家中辨别了四种真实性理论（包括它们的组合），即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情境论。根据诺斯罗普·弗莱的小说理论，我确定了四种情节结构原型：浪漫剧、悲剧、喜剧、讽刺剧。史学家能够用它们把叙述中的历史过程想象成一个特定种类的故事。另外，我运用卡尔·曼海姆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辨别了四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蕴涵策略：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藉此，史学家可以暗示其读者，他们关于过去的研究对于理解现在所具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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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指出，某一特定史学家在论证、情节化或意识形态蕴涵的层次上，将倾向于选择某种解释模式，以呼应比喻的各种需要，而这些比喻贯穿于他用来预构被挑选出来研究的历史事件领域的语言规则。简而言之，我指出了在预构历史领域的行为和史学家于特定著作中运用的解释策略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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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性预构策略与史学家在其著作中使用的种种解释模式之间的那些相互关系，使我获得了描述特定史学家风格特征的一种途径。并且，它们也使我能够把贯穿19世纪出现的有关应该如何撰写历史的各式各样争论，根本上看成单一话语世界中风格迥异的问题。此外，它们也令我能够放弃指称不同历史写作“流派”的那些习惯性范畴。这些范畴出现在整个19世纪中，它们通常源于更为普遍的文化运动，如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还源于特殊的意识形态运动，如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我认为，事实上，简单地将某位特定史学家的著作称为“浪漫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这与其说是揭示了引导史学家以特定方式写作历史的思想动力，不如说是令它更加模糊了。我的分析方法使我可以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如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和语言学的层次上，准确地说明某一特定史学家的“自由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唯心主义”存在于何处，并且，它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所撰写的作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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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已声明，我对19世纪历史意识问题的研究允许我忽略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现在无异于一种未经批判就被人们接受了的陈词滥调。我相信，我已经触及到元史学层面，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和思辨历史哲学在努力探求一般性历史的意义时都根源于此。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和思辨历史哲学的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而不在其各自内容上有什么差别。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中，建构的要素在叙事内部被取代，而允许“有根据的”材料要素在故事的脉络中占据显著位置。在思辨历史哲学中则相反。在此，概念性构成要素被置于前台，并获得确切阐述和系统论证，而材料主要是用来说明或例证。因此，我做出的结论是，每一种历史哲学都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的要素，正如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都包含了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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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旦理解了这些关系，我们也就有可能在第二种意识层次的基础上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后者正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努力探索历史过程的意义。历史哲学家不仅仅是试图理解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他还想阐明某种标准，以便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功地领悟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正确理解的话，历史哲学不只是要评说历史文献，还要评说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使得人们承认，关于历史领域的某种特定的符码化（encodation）也具有知识的地位。我认为，19世纪杰出的历史哲学家，可能除了马克思之外，都是出类拔萃的语言哲学家，这绝非偶然。黑格尔、尼采和克罗齐都是辩证法大师，这也非偶然。因为在我看来，辩证法只不过是对一切话语形式的比喻性本质之洞见的一种形式化而已。那些话语形式并没有正式地约束于在某种单一形态的语言用法界限内阐明某种世界观，就如同自然科学在17世纪约束于转喻用法之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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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指出，历史研究的非科学或原始科学性质表现在，史学家们无力像17世纪的自然科学家那样，就一种特定的话语模式达成一致。历史学如同一般的人文科学，它在整个19世纪都保持着与反复无常的事物、以及自然语言的生成能力的一种犬牙交错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保持到现在。结果是，历史学仍然深受它所创造出来的各种解释相互排斥之苦，尽管这是对同一组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同一片断的同样合理的解释。本研究表明，在一种特定的话语传统之内，对于某个特定时期中被视为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的同一组问题和同一块内容，至少可以运用四种可能的解释策略，这与日常言说的主导性比喻允许的语言规则类型相一致。我论证了19世纪产生的历史学类型在元史学的层面上，与同一时期产生的历史哲学在类型上是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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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世纪史学大师以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模式撰写历史，历史哲学家也依据在同一组模式内阐明的立场撰写有关历史写作的著作。令历史哲学家显得像是以极端的方式将历史编纂科学化或美学化的因素是，他们努力在历史反思之上强加那种得到某一特定比喻性用法支持的语言规则。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都冒犯了传统的史学家，因为他们企图提供一种技术性语言，它要么用来讨论历史，要么讨论史学家有关历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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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史学大师感到，在作为其叙事写作之根基的认识论概念和美学概念没有得到澄清之前，历史学既不可能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可能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他们许多人都认识到，为了具备科学的资格，必须为历史学提供一种技术性语言来在各种发现之间进行沟通。若没有这种语言，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那种一般综合便不可能获得。然而，在史学家中（或者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中），没有哪种单一的语言规则成功地取得了自牛顿以来数学和逻辑在自然科学中所取得的那种成就。由于历史学抵制任何将话语形式化的努力，在整个19世纪史学家也就致力于解释策略的多元化，而这些策略都包含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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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确定的四种解释策略是否详尽阐述了为了表现历史现象而包含在语言中的一切可能。但我敢说，这种解释策略的类型学允许我说明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19世纪思潮的不同时期，以及在该思潮的某一特定时期的不同人群中享有的声望。我认为，某一特定史学家和他潜在的读者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产生之前并且是特定语言学的意识层次上就形成了。这就暗示了，某一特定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在一定的读者中享有的声望，其实与他用来预构历史领域的那种未经批判而准备的语言学基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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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对于特定的读者来说，没有哪种历史学理论仅仅是因为它足以“说明”其叙述中包含的“材料”，而令他们信服或深为所动的。因为在历史学中，就如同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中那样，不可能事先确定什么东西可算作“材料”，什么可算作用来“说明”材料意味着什么的“理论”。反过来，至于什么可算作特别的“历史”材料，人们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元理论，它将在元史学的基础之上确定纯粹的“自然”现象和特别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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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常说，历史材料是由所有人类创造的物品、纪念物、文献组成的，而历史思维的问题是通过辨别创造它们的背后的动机或意图，从而将这些现象的形式予以分类，并说明它们如何在历史时间中出现。但是，人们不仅难以分辨某个重大场合中（例如，在战争中）的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也很难在确定动机时，辨别某一特定历史行为主体的一般动物性冲动和这种冲动可能采取的确定的人类形式。以上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人们在探求动机和意向方面到底想走多远。人们能够设法深入意识内部，发现动机和意向在人类深处先是与心理学过程，再就是生理学过程，最后是物理化学过程混在一起。但是，这会将思想暴露在无限后退的威胁之下。传统史学家决定将历史行动者对其明确意图的陈述照单全收，这比起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决定将自觉意图还原为一种更基本的心理——物理原因的结果，或者唯心论者决定将它解释为一种更一般的“时代精神”的作用而言，它们彼此的合理性都所差无几。这些决定都根源于人们关于历史学理论不得不采用的形式的更加基本的概念。因而，史学家不论在“什么是材料”的问题上，还是在理论形式上都必定难以达成一致，这种理论形式的用途是将那些材料组织成“问题”，然后将材料融为一体构成“解释”，以此来“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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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过，在历史学中，人们在一种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行为中，将历史领域构成为一种可能的分析领域。令这种构成性行为得以在其中完成的主导性比喻，一方面将确定作为材料可能出现在该领域中的那种对象，另一方面将确定设想会在这些对象之间获得的可能的关系。后来被人们精心描述为阐明了历史领域中发生的变化的诸种理论，只有在它们一定程度上与那种将历史领域预构为可能的精神感知对象的语言模式相协调时，才能够声称对于“所发生事物”的解释具有权威性。这样，被设计成一种特定模式的任何理论，在有着不同预构模式的读者前注定要失败。像马克思这样的史学家运用了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模式，对于未加批判就致力于用反讽、提喻或隐喻模式构想历史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机械论模式没有丝毫的权威性。同样，像布克哈特这样的史学家不假思索便致力于以反讽模式来预构历史领域，他在那些以转喻模式预构历史领域的读者中也没有权威可言。这样对不同话语模式不加批判地接受以及用它们的构成性比喻策略阐明不同历史解释的生成，这一点我已经在这项关于19世纪历史意识的研究中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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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试着把这四种基本的历史意识形式与相应的人格类型联系起来，这样做颇有些诱人，但我决定不这么做，理由有两点。其一是，目前的心理学像19世纪的历史学一样，处于一种概念上的混沌状态。我认为，或许对当代心理学思想的分析会揭示出同样一组我在分析历史思想时发现的解释策略（每一种摆出的姿态，就好像是关于其主题的绝对的科学）。也就是说，既然心理学尚未达到作为自然科学特征的那种系统化，而是仍旧划分为彼此竞争的解释“流派”，我或许最后只会重复我在研究史学思想中获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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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揭示作家的性格类型，设想这是他的作品的基础，并赋予其作品以形式，这样做对于理解某位作家的思想并没有多少助益。揭示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背后的“激进人格”，这在我看来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回答马克思写作时所采用的特定形式的问题，或者回答这些作品对于具有“革命”倾向以及一般“自由主义”的公众所产生的感染力的问题。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所谓精神传记方法，我注意到如下一些问题。当涉及到研究一位明显是天才的思想家或作家时，运用像精神分析这样的理论显然是个错误，这种理论是设计用来研究神经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毕竟，根据定义，神经病患者是不具备条件将构成其性格中情结的强迫性观念成功升华的人。然而，在类似于黑格尔、马克思、托克维尔、米什莱，甚或尼采这样的天才人物的情形中，其著作都证明了他们的升华能力。关于这些天才们的生平进行的研究可能指出他们对某些类型的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其著作的特定形式，理解其中存在的理论与材料之间的特定关系，以及理解这些著作对于那些心理倾向不同于作者的读者的感染力，那都没有多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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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将目前的研究局限于分析历史叙述显性层次和隐性层次之间的关系。在显性层次中，用来解释材料的理论概念得以施展；而隐性层次则被视为语言基础，那些理论概念都是未加批判便在其上构成的。这足以使我能够用一种我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和纯粹形式的方式，来描述19世纪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精心提炼出来的不同解释策略。此外，它也使我能够说明，为什么19世纪史学思想家在其若干能力限定内，尽管细致、全面地研究了历史文献中的同一批“材料”，却在这些“材料”对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方面，得出如此不同并且看上去相互排斥的结论。通过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历史领域，他们暗中致力于不同的解释策略、情节化策略和意识形态蕴涵策略，以此辨明这些材料的真正“意义”。因而，史学思想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步入的“历史主义的危机”无异于在各种替代性的解释策略所认可的看待历史的不同方式之间，无法在充分的理论基础上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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