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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传统的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的——以人类过去的经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主要涉及历史学家的观点，对于史料的甄别、选择和运用，以及历史理论体系的构成等；人文领域之中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哲学认识论研究的领域，因而与历史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哲学尽管涉及历史的维度（哲学史），但也因为研究者往往都热衷于追求普遍有效的“规律”，其研究基本上主要侧重于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的层次，因此，也同样几乎与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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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以理解人和研究人为根本目的的狄尔泰那里，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哲学研究实际上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他的基本理论体系——当然，这是从最一般的角度来说的。具体说来，狄尔泰认为，只有历史研究才能揭示人究竟是什么——只有在人的本质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研究者才能发现人是什么，发现人究竟为了什么而努力；这类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普遍有效的概念而得到阐明，而是只有通过从人的总体性存在的深处涌现出来的经验，才能得到阐明。因此，历史所提供的是大量的经验证据，只有在这些经验证据的基础上，作为精神科学组成部分之一的经验研究或者哲学研究，才能真正进行下去，所以，历史是这些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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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如果不了解事件的典型特征，不了解联结事件的一般规律，他就不可能做出连贯和有意义的叙述——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对过去的经验加以研究的历史研究，是不可能脱离哲学研究而存在的。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狄尔泰坚持认为，不仅人们的价值观念、目的和原则都受到过历史变化的影响，因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需要进行历史的解释，而且，任何一种世界观也同样受到了历史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它们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而根本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表达了普遍有效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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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狄尔泰在这里所论述的经验研究与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但是，就西方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而言，这三个方面确实一直都是相互孤立和相互分离的，而这样一来，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其中任何一方的发展就都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狄尔泰这里的观点其实已经预示了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家沃勒斯坦(20)关于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学科融合的观点。更加重要的是，狄尔泰不仅大力倡导这样做，而且，自己也同样是身体力行的——在我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著述才表现出“独辟蹊径”、“高瞻远瞩”的特点(21)。当然，“曲高和寡”，这样一来，他的著述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之所以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欣赏和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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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义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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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研究”相比，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意义研究”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所得到的重视，无疑要充分得多、广泛得多——无论英美侧重科学维度的分析哲学、还是欧洲侧重人文维度的大陆哲学，无论当代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把与“意义”有关的问题，当做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来加以对待和研究。而这种重视意义、同时却并不重视历史（至少是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同时加以重视）的现状和做法，则似乎恰恰用事实说明了狄尔泰有关“历史和意义”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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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认为，生命和历史所具有的意义，都是由各种事件的价值和意味、各种经验的意义及其关系，以及由行为的目的和结果构成的；由于并不表示自身以外的东西，这样的意义完全不同于语言的意义，而就这两个领域而言，意义都是由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构成的。所谓“意义”就是通过人们的“表达”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人们的“理解”所理解的东西；事物由于涉及人们对于过去的回忆而具有意义。就认识论或者知识论而言，所有各种范畴都可以看做是构成“意义”和人们认识“意义”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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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理解”既是人们对其他人所表达的东西的把握、对意义的领会，同时也是人们对其他人的心灵的渗透，这三个方面必定是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因为人类不仅具有共同的本性，而且能够理解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这样一来，人们不仅能够理解当下存在的其他人的表达所具有的意义，而且，也能够对已经成为历史的其他人的表达加以理解。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互交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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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狄尔泰在这里表达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一方面通过把“意义”与“理解”联系起来，使“意义”具备了实际内容和依据，而不再是纯粹抽象的、形式上的东西；另一方面，他通过使“意义”、“理解”与“历史”有机结合起来，使“意义”和“历史”具有了现实基础，获得了全新的视角，从而既避免了分析哲学家们所具有的纯粹的抽象推理色彩，又避免了人文哲学家们所具有的神秘玄思色彩。当然，这样一来，他就会面临“历史”和“理解”所共同具有的、与个体主观世界和历史事件唯一性有关的相对主义问题(22)。顺便说一句，狄尔泰本人似乎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下面这一点，即对于认识论来说，正确地分析和研究与“意义”、“理解”和“历史”有关的种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性意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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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对狄尔泰的“历史观”进行了非常简要的概括说明——顺便说一句，由于狄尔泰强调“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哲学研究”的紧密联系，因而从表面上来看，与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这三个基本上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相比，他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具有“四不像”的特点，所以，我们这篇介绍性文章的标题才是“狄尔泰及其‘历史’、‘哲学’”。下面我们再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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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狄尔泰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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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狄尔泰的哲学观而言，他是一个从表面上来看非常矛盾、因而非常有特色的人物——他既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又反对英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既从康德出发，接受了后者对先验的哲学基础的强调，又通过强调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对康德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那么，他的基本哲学观究竟是什么？他对康德进行了什么样的扬弃？又为哲学提出了什么任务和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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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经验研究的基本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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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指出：“我的基本哲学观点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曾经将其哲学探讨建立在充分和全面的经验整体基础之上，并且因此而使其哲学建立在实在的全部完满性的基础之上。思辨固然是抽象的……但是经验主义也同样如此。它使自身立足于支离破碎的经验基础之上，而这种经验从一开始就被关于精神生活的原子论所歪曲……完整的人是不可能被限制在这样的经验之中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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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狄尔泰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强调经验的整体性和实在的完满性——我们所谓“他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经验”是狄尔泰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不过，他对于经验研究的强调与那些“货真价实”的经验主义者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基本上都是用感性知觉来限制经验，因而是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先入之见强加给了丰富多彩的经验之流，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使活生生的经验流变得支离破碎，使经验的整体性不复存在了。他认为，如果把“人”看做是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全部学术探讨的出发点，那么，由于现实的和完整的人根本不是局限于这样的经验，而是时时处处都以经验的整体性面对实在的完满性的，所以，必须强调哲学研究以经验的整体性为基础。只有这样，哲学家才有可能突破传统，取得预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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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恰恰是由于狄尔泰既强调经验又强调经验的整体性，所以，他才能在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而存在的同时，作为一位“独辟蹊径”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存在。与以往的那些哲学家相比，他的这样一种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思考和研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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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康德认识论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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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狄尔泰上述对经验的强调，是在基本接受康德的认识论理论框架及其基本结论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他这种做法实际上表现了对康德的某种扬弃。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继承了康德关于哲学家必须在思维主体之中寻求使必然有效的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必须寻求确定人的先天综合能力的基本结论；另一方面，狄尔泰又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从笛卡儿以来，欧洲哲学传统的发展已经误入歧途，也就是说，遵循这种传统的人们一直在努力为知识寻求某种不可怀疑、绝对确定的终极性基础，但是，这样脱离经验的基础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时，康德和绝大多数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一样，所涉及的仅仅是有关纯粹意识的经验、仅仅是经过理智抽象的和没有生命的观察者和思想者，而不是处于现实之中的活生生的人。所以，他认为，康德所说的认识的先决条件虽然存在，但却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之中发展起来的、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使用和抛弃的、不断发生变化的假定，而不像康德或者其他某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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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狄尔泰对康德的扬弃主要包括下列两个方面：（1）他坚持认为，思维过程并不是脱离或者独立于经验过程而存在，而是包含在经验过程之中的。因此，思维过程及其各种条件，也都随着经验过程及其历史变化而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思维过程、认识过程及其各种先决条件（或者说“先天条件”），都是以历史过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验过程的组成部分，因而都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活生生的变化。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摆脱了任何先决条件的出发点，它们的出发点存在于某种循环过程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思考、分析，并且因此而通过判断和推测，才能论断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点终究也是有争议的）。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狄尔泰所说的“循环”确实是认识论和知识论需要加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以往的哲学研究或者认识论研究，却几乎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富有说服力的研究。（2）在基本上接受康德的认识论理论框架及其结论的基础上，狄尔泰对康德的“范畴表”进行了必要的扩展，亦即增加了他所谓的“生命”范畴。这些范畴包括：内—外，手段—目标，价值，部分—整体，力量，意义和时间性。就这些范畴而言，最值得重视的范畴主要有“内—外”、“部分—整体”以及“意义和时间性”(25)——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狄尔泰所说的“生命”并不是生理学或者动物学所说的表示活的有机体的“生命”，而是指从理智角度和文化角度构成的“人的世界”，是作为人类的共同生命而存在的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狄尔泰指出，这些范畴及其重要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研究者及其基本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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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狄尔泰本人究竟提出了什么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扩展康德的“范畴表”究竟具有多么大的意义，而是在于这样一种做法本身——一旦哲学家不再执迷于为人类的认识过程和结果寻求所谓最终和最坚实的绝对基础，而是把自己的目光集中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处于具体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文化过程之中的认识过程及其结果，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像以往那些哲学家那样，出于对某种终极哲学原理的信奉和由此而来的神圣使命感，把自己的研究过程及其结果神圣化，因而造成各种各样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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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哲学的任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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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认为，为了对人进行理解，哲学必须与生活相关联，必须与日常事件的生动性相关联，而由于经验是知识的唯一基础，所以，哲学家必须把经验当做唯一恰当的研究主题，因此，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发现和解释各种新奇和陌生的事物，而是探索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的先决条件。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哲学家必须说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依赖关系——连接历史和传记的方法论基础；而且，哲学家还必须从一开始就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充分说明，而不是从关于人性、历史过程或者社会基础的概括假说出发。在《哲学的本质》一书之中，他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他所涉及的哲学进行了考察：既考察了各种哲学论点的性质、各种哲学假说的强弱和哲学各个分支在自身范围内的发展能力，又从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世界的角度出发，对这些哲学进行了考察。正是由于他自觉地把经验知识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所以，他的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独创性。而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认为实在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而哲学必须使我们认识到这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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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狄尔泰为哲学提出的研究方法是下面的五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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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以具体对象（具体的人或者事件）作为研究的主题，从而从根本上避免研究结论的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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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集中注意具体对象所具有的各种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构成了这种对象的特性，并且揭示了这种作为部分的对象与某种整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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