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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所具有的每一种状态，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在人类的自然分工和历史过程基础之上得到发展的民族，都把文化所具有的各种动态的系统结合到自身之中了。我们的分析应当局限于今天的政治组织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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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态之中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是由不同的共同体构成的组织。最终把这样的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国家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这种权力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这样的吸引力。而且，谁能够否认实际建立在生命基础之上的，既通过追求权力的意志和追求——能够使这些状态得到满足的——内在支配和外部支配的欲望，又通过这些文化系统表达出来的历史的意义呢？而且，有关共同体的意识、有关具有共同归属的意识、对这种政治性整体所具有的权力进行快乐参与的意识（这都是一些属于人类的最高价值观念的经验），不是都与这种追求权力的意志所包含的所有这些野蛮残暴、恐怖和破坏，以及存在于内在的规则和服从的关系之中的压力和强制，联系在一起的吗？对于国家权力的野蛮残暴的抱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正像康德已经看到那样，人类所具有的最繁重的任务是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的，即个体的固执，以及个体为了扩展他的权力范围和享受范围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都必然会受到集体意志的驾驭，必然会受到这种集体意志的强制；此外，如果这样一些集体意志发生了冲突，那么就只有战争才能对它们做出裁决，而且最后，即使在这种国家强制内部，最后的上诉法庭也是存在的。各种从根本上使这些文化系统成为可能的条件，都是在各种政治组织内在固有的这种追求权力的意志的基础上出现的。这样一来，一个具有综合典型特点的结构就出现了。在这种结构之中，权力组织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意图系统，都被结合成为某种更加高级的统一体。首先，在这种结构之中，各种共同的特征都是通过这些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而出现的。出于具体说明的需要，我将根据恺撒(21)和塔西佗(22)的描述，回顾一下我们有可能接近的条顿人的最古老的社会。在这里和在后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我们发现经济生活、国家和法律，都是与语言、神话、宗教性，以及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个别的生命领域所具有的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期都在这种整体之中随处可见的互动过程。这样一来，曾经赞颂过阿米尼乌斯(23)的英雄诗，就在塔西佗时代的条顿人所具有的好战精神之中产生出来了，而这种诗歌接下来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好战精神。正像就处死战俘并且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各种圣地之上而言那样，存在于宗教领域之中的残酷无情，也是从这同一种好战精神之中产生出来的。然后，这同一种精神还影响过存在于诸神的世界之中的战神，而这位战神接下来也同样对这种好战态度产生过影响。这样一来，在这些各不相同的生命领域之间，就出现了某种极其具有说服力的一致之处，因此，我们可以从处于一个领域之中的各种条件出发，得出有关另一个领域之中的那些条件的结论。但是，这种互动并没有充分说明这些共同的、把一个民族的各不相同的成就结合起来的特色。存在于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战争状态、宪法法规、语言、神话、宗教性，以及诗歌之间的一致和和谐，也不是从下列事实之中产生出来的，即一项诸如经济生活或者军事行动这样的基本功能就可以制约其他的各种功能。我们也不能把这种一致和和谐，当做这些不同的领域的——按照它们当时存在的样子——互动过程的产物而推导出来。一般说来，无论某些成就的效力和特征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在一个民族内部把这些不同的生命领域联结起来的紧密关系，首先都是来源于任何一种描述都无法穷尽的那些共同的深度。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深度仅仅是通过那些从它们那里出现并且表达它们的有关生命的表达而存在的。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刻，把与他自己的个性有关的某种东西，转化成为处于某个文化领域内部的、对于生命的某种表达的，都是存在于某个民族之中的个体的人；因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被结合在某种成就系统之中的个体生命的各种成分，并不完全是从这种系统之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整体性的人总是通过他的某种职业来发挥作用，并且总是使这样的职业带上他自己的特征的。而且，由于这种国家组织包含了一直到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共同体，所以，民族的生活所具有的宽泛的领域，便把各种比较小的、具有它们自己的推动力的脉络和共同体都包括在其中了；而个体则处于所有这些互动系统的交叉点之上。此外，国家还接收了这些文化系统的活动；腓特烈的普鲁士就是有关国家活动的最极端、最富有综合性的例子。除了在这些文化系统之中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的各种独立力量以外，国家自身也同样发挥作用；在国家发挥作用的各种过程中，独立的活动是与对这种整体的依赖同时存在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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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七、各种民族；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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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各种民族而言），根据意义、价值观念和意图，从内心角度体验各种外部事件所具有的统一体和重要意义的主体的存在方式，与它就个体而言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而且，这种进行体验的主体也与那进行领悟的主体有所不同；因为即使当这种主体从属于这个民族的时候，他也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面对这个民族的(24)。正因为如此，所以，理解过程通过它所特有的各种范畴，就变成了某种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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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各种概念本身及其界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对的这种意义上说，有关怎样才能把这种主体（一群人，一个民族）当做某种实在来加以界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有关怎样才能对这种主体进行体验的问题截然不同——才能得到具体说明。根据构成这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主体的成分来看，这种主体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德意志民族究竟在什么时候曾经达到过统一呢？语言在中世纪的统一也由于存在于各个部落之中的论辩方法的差异，而完全是相对的。当我们说到民族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是某种稳定的，由各个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形成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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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主体的统一，最终取决于这种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基础的主体的统一，和有关共同归属的意识、有关民族性的意识，以及有关民族感之间存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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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共同归属的意识，受到了在个体有关他自己的意识之中发挥作用的同一些成分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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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有一些经验是与任何一个人都有关的。就一个目的论体系而言——比如说，就一个宗教组织而言，情况也同样是如此。但是，只有通过某一类经验，这种共同的感受才能呈现出来。然而，在一个民族之中，所有各种共同的经验都处于与这种共同体的自觉的关系之中。这种共同体涉及从属于它的个体生命的所有各个方面。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任何一种重大的经验，都是被人们当做某种影响这个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的东西来感受的。所谓各种从属于这种民族脉络的意图都已经形成了，这种情况是对这同一种共同归属意识的某种表达。对于所有这些个体——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力求实现他自己的意图（因此他们常常会相互竞争）、力求实现其家庭的意图，或者说力求实现其他共同体的意图——来说，国家是一个拥有它自己的特定意图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之中，他们都是作为单个的主体而进行活动的。通过这种有关共同归属的意识，他们便意识到了这种民族脉络已经预先为他们规定好的意图。的确，有关某种当时对于这种整体来说是最高的善的东西的意识，就是在这种整体之中形成的。正像就诸如路德的时代或者就俾斯麦的时代而言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种情况是在某种共同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是在某个伟大人物的领导之下发生的。然后，这种有关共同归属的感受就通过各种共同的意图呈现出来。然后，人们便根据当时表现了这个民族的生活所具有的内在内容的意图，对各种外部事件、命运，以及对行动加以衡量。由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期望它自己的死亡，因此，各种规划和意图在它的生命之中的位置，与这些规划和意图在个体的生命之中的位置截然不同。它们总是仅仅与这种民族的思想深度形成某种暂时的和相对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有可能具有无限的发展潜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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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任何一个民族所采取的形式就都具有了暂时性。人们由于意识到一种形成趋势所具有的不适当性，而运用与它相对立的形成趋势来补充它的可能性，始终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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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这里，发展这个概念就被赋予了某种既具有更多综合性同时也具有更多不确定性的意义。在这里，人类学曾经使之与激情、幻觉、理性、观念，或者与自制结合起来的各种具有规律性的模式，都完全消失了。每一代人都会忘记上一代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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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曾经提出过下列问题，即难道任何一个个体的目标不是都存在于其内心之中吗？难道生命的价值不是只有通过个体的某种生存状态才能存在吗？他们提出这种问题的过程，就包含着某种与全部经验有关的过失，包含着某种向关于历史的、空洞的形而上学的转移；就我对历史哲学的拒斥而言，我所指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上面这种（认为各种价值都只有通过个体才能得到实现）假定，还是与之相对立的、认为只有各个民族或者人类才具有某种可以确定的发展目标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的观点。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各种共同经验、共同意图、共同记忆，都是具有真实性的东西。它们都是个体那些得到共同确定的意图的源泉。只有个体才能体验与那些已经实现的目标有关的满足，才能体验与共同经验有关的意识，才能体验得到各种共同的记忆支持和满足的意识，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它并不是从下列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即凡是完全在个体那里发生的东西，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才存在的。与此相反，实际存在的事实是，一个个体愿意把民族的意图当做他自己的意志来对待，他愿意把民族的经验当做他自己的经验来体验，愿意把这个民族有关这些经验的记忆当做他自己的记忆来认识，因此，他才得到了这些意图、经验和记忆的满足、支持和维护。要想通过心理学那有问题的推理过程，来洞察存在于这些方面背后的有关价值、意义、意图以及善的意识，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并不能把下列情况的发生方式直接当做一个事实来加以认识，即我们在意识到有一种意义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也通过这些得到我们共享的经验，发现了某种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意义。进行说明的心理学所具有的许多过失之一是，它总是使自己全神贯注于各种与这个方面有关的、漫无目的的浮想联翩。这些浮想联翩与下面一些人的浮想联翩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不是把宗教经验当做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来加以描述，不是把宗教经验放在他们自己那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个人宗教经验基础之上来加以描述，而是把宗教经验回溯到自私和个人满足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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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人们把各种有关个人意识与真实存在的超个体单元——无论这种单元究竟是从先验的角度确定下来的，还是根据种族心理学而确定下来的——的关系的、具有实证根据的假说构想出来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有害的过失。这些假说和那些主张与神的活动有关的实在就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的假说一样，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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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个体意识之中存在某个不断表现自身的、超越经验的主体的推论，是以有关共同归属、思维过程的普遍有效性，以及有关义务的意识为基础的，因此，它所标志的是从康德式的静观沉思向这种先验的建构方法转变的关节点。这种推论所假定的是，有可能使这些关系变得可以理解的实在系统，构成了各种有关联系、有关共同归属、有关概念的可交换性，以及有关具有约束力的义务的事实的基础。这种先验方法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死亡过程，因为它排斥人们利用各种卓有成效的历史学概念，对这些实在进行深入挖掘的做法。下面这种僭越式做法（transgression）也同样应当加以拒斥，它把各种历史联系都建立在实际存在的个人之上，而不是使这些联系变成与个体心理学的各种断言有所不同的那些断言的、合乎逻辑的主题。赫尔巴特(25)，他是第一个设想过有关把存在于共同体之中的、有规律的、可以与那些存在于个体内心之中的关系区分开来的关系揭示出来的观念的人，根本就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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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八、各种时代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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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而言，各种时期都是可以界定的——在这些时期之中，把从生命的各种状况直到那些最高级的观念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的精神氛围的统一体，曾经产生出来，曾经达到其发展的顶点，并且最终重新解体。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期之中，都存在着某种为这些时期所共同具有的结构——这种结构既决定着各个组成部分与这种整体的联系，决定着各种事件的发展历程，也决定着存在于这些趋势之中的各种修改过程；我们到后面就会看到，对于理解这些结构来说，这种比较方法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果。就这些一般的结构性关系所具有的、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而言，我们曾经看到了历史所具有的意义和意味。首先。这些一般的、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和空间点上都始终发挥作用决定人类生活的结构性关系所采取的方式，构成了这个受到精神影响的世界所具有的意义。我们的任务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系统的研究，即研究各种规律——在个体的内心之中、在个体的内心世界所涉及的其他单元之中，这些规律都构成了互动系统的结构。当这种基础已经奠定的时候，我们便只能确定这些结构性法则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预见未来。就各种历史过程而言，不发生变化的东西、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首要的研究主题，而且，对于有关历史进步、有关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向的所有各种问题的回答，都取决于这种主题。事实证明，一个时代所具有的结构，就是存在于这个时代的重大的动态复合体之中的、由各种子系统和运动构成的系统。任何一个复杂的整体，都是由非常多种多样的、可以变化的成分构成的。而这种情况则决定了所有各种在一个时代发挥作用的成分的意义。如果这样一个时代的精神是由不幸和不和造成的，那么，任何一个个体就会通过这种精神并且会由于这种精神而具有其意义。最重要的是，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个人都是由这种脉络决定的。虽然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并没有跨越历史的距离，但是，这种活动的目标却是他们从这个时代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脉络和价值观念出发而设计出来的。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所具有的创造能力，可以从下列事实获得其最巨大的力量，即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受到了它所具有的视界的限制；他们的劳动都有助于实现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各种根本目标。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变成这个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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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各种存在于一个时代之中的事物，都可以从确定这个时代的根本发展趋势的精力出发，获得它所具有的意义。这种精力本身既可以通过石头、在各种画布之上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作为和语言表达出来。它本身是通过各个民族的构成过程和立法过程而得到具体化的。充满了这种精力的历史学家能够领悟以前的那些时代，而哲学家则试图从有关这种精力的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意义。所有各种有关这种决定时代的精力的表达，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相似的。我们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到存在于有关生命的各种不同表达之中的、由评价过程和意图构成的统一体。而且，由于这些表达往往会流于具有绝对性的评价和目标，因此，把这个时代的人们封闭在其中的圆圈，本身就是完整的；因为就这个圆圈而言，各种对立的倾向也都被包含在内了。我们不仅已经看到一个时代是如何给这些对立倾向打上它自己的烙印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倾向究竟是如何禁止这些对立倾向的自由发展的。而这样一来，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整体性的互动系统，就从内部被存在于生命和由各种感受、评价和目标组成的世界之间的联系环节决定了。任何一种变成这种脉络的组成部分的活动都具有历史性；这种脉络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视界，而且最后，通过这种视界，任何一个存在于这个时代的系统之中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意义，便都得到了决定。这就是各个时代和时期本身形成中心的过程，而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有关历史的意义和意味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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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回过头来指涉它前面的一个时代，因为那些曾经在它前面的时代之中发挥作用的力量，也会在它这里继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前面的时代也已经把为随之而来的这个时代做准备的各种奋斗过程和创造性活动，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了。由于这个时代是因为前面这个时代具有缺陷才产生出来的，因此，它本身便包含着为下一个时代准备的界限、张力，以及各种苦难。由于历史性的生命所采取的任何一种形态都是有限的，因此，这里必定会存在某种由令人快乐的力量与压力、由生存状态的扩展与狭隘、由满足与欲望构成的平衡。只有对于一个很短的时间来说，这种时代的根本倾向才达到了最有效的程度。而且，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人们对所有各种满足的永无止境的渴望，也都是持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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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就这种与各个历史时代和历史时期有关的、具有历史性的生命的结构所具有的进步性构成，有可能得出什么结论，任何一种历史形态所具有的极其短暂的本性，都会包含着生存状态的贫瘠，包含着奴役束缚状态，包含着没有得到满足的渴望。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各种权力关系，永远都不可能从这些生理—心理存在的共同生存状态之中消除殆尽。正像启蒙运动时期的独裁统治者，既为了奢侈豪华的宫廷生活而造成“各种内阁之战”，并且对主体进行剥削，又努力追求权力的理性发展那样，其他任何一种权力关系的安排，也都会产生双刃剑的效果。因而，只有通过所有各种——由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之间的各种联系联结在一起的——力量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才能寻求历史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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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九、普遍历史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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