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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第一部分：用于确定哲学本质的历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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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总体性情境的初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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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哲学体系高于其他所有各种哲学体系，它们已经在人类意识上打上了它们自己的烙印——在这些哲学体系之中，人们总是可以找到与发现什么是哲学有关的、永恒的标记。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孔德，都曾经创造过这样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它们之中，思想已经达到了某种标准，正是这种标准决定了其他哲学体系在什么程度上也能够被置于哲学的领域之中。首先，人们通过这些哲学体系就可以确立某些与形式的本性有关的特征。如果不考虑它们所具有的主题和方法，那么，就它们都与各种具体科学有所不同而言，它们都是建立在经验性意识的全部领域——生命，经验，以及关于经验的各种科学——之上的，并且试图因此而完成它们的任务。它们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则是通过使独立存在的东西结合起来、通过建立联系，并且在不考虑各种具体科学的界线的情况下扩展这种联系的强烈欲望，而表达出来的。哲学所具有的另一种形式特征是通过对于普遍有效的知识的要求表现出来的，因此，这种特征是通过在证明过程中回归哲学的终极基础的尝试表现出来的。但是，完全致力于对各种古典哲学体系进行某种比较研究的人们，也会逐渐认识到最初以朦胧的轮廓表现出来的、这些哲学体系在内容方面所具有的紧密联系。各种与哲学家们的创造性活动有关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非常值得收集的，尤其表明了所有思想家的青年时代，都充满了他们为解决生命之谜和世界之谜而进行的斗争；就这些哲学体系之中的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而言，这种对于世界问题的关注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了重要意义。此外，哲学家们所具有的形式特征，也揭示了他们那与最深刻的，追求塑造和保卫人格、追求获得精神的最高支配权、追求达到——其目的在于使所有各种活动都具有自觉性，使单纯的、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行为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得到阐明的——理智品位的倾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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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二、哲学的本质特征就它那些系统的联系而言的历史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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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着手考察一个研究程序——这个研究程序将使我们能够对这些特征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更加深刻的考察，将使我们可以说明对于哲学的各种界定之间的差异、为所有这些系统表述之中的每一种系统表述都指定其历史位置，并且将使我们能够更加精确地确定这个概念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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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某种一般的、为各种各样的具体例子所共同具有的内容，而且它还包括这些例子的某种联系，包括某种历史的连续性。哲学家们都是主要和直接地致力于解决世界之谜和生命之谜的，因而，他们所形成的各种有关哲学的概念，都是从这种关注之中产生出来的。在其进一步的发展历程之中，这种哲学精神所采取的任何一种立场，都是与这个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哲学，都是在这种连续性之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每一个个体思想家那里，这种哲学的过去都发挥作用，所以，即使当这样的思想家对于解决如此巨大的谜感到失望的时候，这种过去也决定了他对新的立场的选择。而这样一来，哲学意识具有的所有各种状况，以及使这些状况得到表达的、对于哲学的所有各种界定，便构成了某种历史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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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这个名称在古希腊的起源，以及它当时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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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所经历的宗教、艺术和哲学这三个方面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结合，由于希腊人而完全分化成了三种独立存在的、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形式。他们所具有的既聪明又自信的精神，使哲学既摆脱了宗教态度的束缚，也摆脱了哲学方面和宗教方面的那些诗歌所具有的不切实际的象征主义。他们那灵活的感知过程所具有的力量，发挥了使这些精神活动独立发展的作用。这样一来，哲学，哲学的各种概念，以及philosophia（爱智慧）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就在希腊一起出现了。希罗多德曾经把那些由于进行更加高级的理智性活动而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人，都称之为sophos（智者）。他用sophistes这个术语来称呼诸如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以及其他一些早期的哲学家；色诺芬(1)也曾经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那些自然哲学家。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日常用语之中，philosophein这个复合词所指的，主要是一般性的对智慧的爱和寻求，它是希腊人所具有的新的精神态度。因为这些希腊人使这个语词具有了为了寻求真理而寻求真理的意思，具有了“对某种价值观念的寻求独立于这种价值观念的任何一种实际运用而存在”的意思。因此，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之中，克洛伊索斯(2)（曾经就东方人追求权力的意志和希腊人所具有的这种新的精神气质的典型对比）曾经对梭伦(3)说，他听说过梭伦的philosophen（哲学化过程）theōriēs heineken（为了进行研究）已经游历过许多地方——这就是一种对于“哲学化过程”的说明。然后，修昔底德便在为伯里克利(4)的葬礼所做的讲演中，运用这同一个术语来表达当时的雅典精神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了。然而，就苏格拉底学派而言，他们当初之所以提出“哲学”这个术语，是为了给某个明确的离职活动领域提供某种专门的表述。因为把这种表述归因于毕达哥拉斯的传统看法，很可能认为这种具有苏格拉底—柏拉图色彩的术语属于某个更早的时期。但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哲学这个概念的确具有某种值得注意的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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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哲学并不是智慧，而是对于智慧的爱和寻求，因为智慧本身是诸神留给他们自己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特别是在柏拉图那里更加深刻地表现出来的批判意识，既是知识的基础，同时也是知识的界限。通过遵循以前的各种观点，尤其是通过遵循赫拉克里特的那些观点，柏拉图成了第一个自觉地提出哲学化过程的本质的思想家。他从他自己关于哲学天赋的那些真知灼见出发，描绘了哲学冲动及其展现成为哲学知识的过程。所有高贵的生活，都是由植根于人的更加高级的本性之中的灵感产生出来的。由于我们都被束缚在由各种感官构成的世界之中，所以，这种更加高级的本性本身是通过某种无限的渴望表现出来的。哲学方面的eros（爱欲）在经过对各种美的形式的爱以后，又通过了各种各样的阶段才达到有关理念的知识。但是，即使在这个最高的阶段上，我们所具有的知识也仍然只不过是某种假说而已。而且，虽然这种具有假说性质的知识是以——在这个由变化组成的世界之中体现出来的——各种永恒的本质作为其对象的，但是，它却永远也无法达到因果关系的网络，而这种网络则是从最高的善出发，一直延伸到我们在其中看到永恒的东西的那些特定的事物的。就这种高贵的、我们的知识永远无法加以满足的渴望而言，其中存在着使哲学与宗教态度发生某种内在关系的出发点，而这种宗教态度则存在于神的完满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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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哲学概念所具有的另一个侧面，指出了哲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这个侧面一旦得到了人们的领悟，就会产生比以往更加普遍的影响。哲学意味着追求知识的努力——这种知识是以其最严格的形式像科学那样存在的。在这里，普遍有效性、精确性，以及向所有各种假定的辩护依据的回归，都作为某种对于全部知识的要求而第一次被突出表现出来了。它至少在既结束各种形而上学假说那无止无休的异想天开游戏、又结束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怀疑态度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的确，无论就苏格拉底而言，还是就柏拉图的第一批对话来说，他们都把哲学反思的范围扩展到了知识的全部领域，从而自觉地与人们使知识仅仅局限于与实际的存在有关的做法相对立。这样一来，这种反思就把确定各种价值观念、确定各种戒律，以及确定各种意图的过程，都囊括在其中了。某种具有显著的深刻含义的观点出现了：哲学就是一种反思态度，它可以使人类的全部活动都上升到自觉的水平，而且，它的确可以使人类的全部活动都上升成为普遍有效的知识。它就是以概念思想的形式存在的精神对自身进行的反思。战士、政治家、诗人，或者虔诚的宗教信徒所进行的行为举止，都只有在有关这样的行为举止的知识指导他们的实际活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完善。而且，由于所有各种行为举止都需要某种明确的目标，而这里的最终目标就是幸福，因此，有关幸福的知识，有关取决于幸福的各种目标的知识，以及有关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各种手段的知识，都是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的最强有力的成分。任何一种神秘的本能和激情所具有的力量，都不可能处于支配地位——只要知识表明它们有碍于我们达到幸福，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只有知识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支配力，才能使个体获得自由，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幸福状态。从苏格拉底提出的这种哲学概念来看，柏拉图撰写那些苏格拉底的对话，目的都在于着手解决各种与生命有关的问题。然而，正是因为生命及其为了幸福而进行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美德所内在固有的、使这种幸福得以实现的各种力量，不可能被提升成为普遍有效的知识，所以，这些对话都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这种存在于苏格拉底学派之中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柏拉图的《申辩篇》把握住了存在于苏格拉底那里的两种成分，因而反映了深刻的真理：他究竟如何为了获得普遍有效的知识而劳作，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多么无知。这种作为为了认识存在、为了认识各种价值、为了认识各种善、为了认识各种目标、为了认识各种美德所具有的本性而奋斗的过程而存在，并且因此而把真的东西、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都当做其研究对象的哲学概念，是哲学通过对它自己进行反思而取得的第一个成果。这样的反思曾经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而且，它也包含着有关哲学本质的真正概念所具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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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的这种哲学概念，对亚里士多德有关把哲学分成理论性科学、生产性科学，以及实践性科学的做法，产生了影响。他坚持认为，当科学以知识为原则和目标的时候，科学就是理论性的；当科学的原则通过技艺活动表现出来并且以生产出某种对象为目标的时候，它就是生产性的科学；而当科学的原则是意志，并且以行动本身为目标的时候，它就是实践性的科学。当然，生产性的科学不仅包括有关技艺的理论，而且，还包括所有技术性知识，后者是以创造某种外部对象为目标，而不是以个人的活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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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真正根据这种来源于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来明确地表达他自己的哲学。在他那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哲学概念：哲学不再是通过知识对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最高级的提升；哲学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的。这种哲学态度是理论性的态度。由于他使尽管合乎理性、但是却不断变化的实在，植根于上帝所具有的、不发生任何变化的、享受天国之福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具有任何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目标或者对象——之中，所以，人类理性作为存在于这些不断变化的实在之中的最高级的实在，便最终具有了它那就这种纯粹的理论态度而言、对于人类来说最完美和最令人高兴的至高无上的功能。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态度就是哲学，它构成了所有各种科学的基础，并且把所有这些科学都包含在其中了。对于任何一种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哲学都创造了某种作为这种研究的基础而存在的知识理论。而这样一来，它的核心就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普遍的科学，就是“第一哲学”（用来表达这种哲学的“形而上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之中出现的）。通过这种哲学而得到详细阐述的目的论世界观，就是由各种科学组成的体系的终极基础——这种体系不仅包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关于人的学说，而且也包括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确定终极目标的过程。因此，亚里士多德学派所提出的这种新的、有关终极因果关系的原理，就使那即使从经验角度给定的实在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侧面，也都有可能得到人们的领悟了。而这样一来，新的哲学概念就出现了：作为由各种科学组成的统一体，它从概念的角度代表了实在的客观体系——这种体系从有关上帝的知识出发，扩展到了把人们在确定各种目标的时候所涉及的知识都包括在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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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使各种具体的科学都从属于哲学的做法，通过他们所具有的哲学学派的组织表现出来了；这种组织不仅是讨论各种原则的中心，而且也是进行明确的调查研究的实验场所。就这些学派而言，仅仅通过不多的几代人，许多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就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也许可以假定，即使在柏拉图之前，某种存在于训练过程和共同研究过程之中的秩序和持续性，就已经统一起来了——不仅就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情况是如此，而且，就以前的其他思想家的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况也同样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过明确证明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的学园和逍遥学派都是一些合法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中，基本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统一体，把各种具体科学都集中起来，而追求有关真理的纯粹知识的激情，则把某种生命和与整体的关系，赋予了所有各种明确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有关这样一种组织所具有的创造力的一个无与伦比的例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柏拉图的学派一直都是数学研究和天文学研究的中心。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学派，则在一个地方、在及其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个学派之中，有关目的论结构和发展的基本观念，有关描述、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都导致了描述性自然科学和分析性自然科学的建立，并且导致了政治学和美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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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由哲学学派组成的组织之中，希腊人的认为哲学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的概念，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这是一个有关哲学的本质方面之一的例子：那些不断通过某种共同的活动而进行哲学研究和论述的个人，都被一个共同的任务联合起来了。因为无论许多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共同坚持某种意图，这种意图都会使他们相互联系起来。所以，就哲学而言，某种发挥统一作用的力量，就是通过哲学那追求普遍性、追求普遍有效性的倾向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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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控制，也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具体科学便开始独立地发展，就好像它们都已经成熟了那样。曾经使它们集中起来的纽带完全破裂了。在这些哲学学派之外，亚历山大的追随者们建立了为这些具体科学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这是第一种因素，它改变了哲学所具有的地位。这些具体的科学逐渐通过某种运动——这种运动到了现代又重新出现，并且迄今尚未结束——接管了由现存的实在组成的全部领域。只要哲学使某个研究领域达到了几乎成熟的程度，这种哲学所哺育出来的人们就会废除它所具有的领导地位。首先，就各种自然科学而言，情况就是如此；然后，在现代，这种分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自格劳秀斯(5)以来，一般法学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学科，而自从孟德斯鸠以来，关于国家的比较理论也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学科。今天，人们为了使他们的科学摆脱各种束缚而进行的斗争，正在赢得心理学家的尊重；随着人们使有关宗教、艺术、教育，以及使社会的各种一般性科学，都建立在对于各种历史事实的研究基础之上、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他们也必定会对这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质疑。可以说，从哲学的外部来看，这种存在于知识领域内部的、由各种力量组成的布局的日益增加的混乱，向人们提出了重新确定哲学的边界的任务。而且，就哲学的内在发展而言，各种与进行这种重新确定边界的任务有关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原因，也都展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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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外部因素和这些在内部发挥作用的力量的共同作用，便导致了哲学态度所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既由于怀疑论者、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葛学派的出现而不断发展起来，也来源于西塞罗、卢克莱修、塞涅卡(6)、爱比克泰德(7)，以及马可·奥勒留(8)的著作。在这种存在于知识领域之中的、由各种力量组成的新的布局内部，形而上学的失败、怀疑论精神的传播，以及这些逐渐老化的民族向关注内心生活的转化，全都被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关于生命的哲学得到了发展。就这种哲学而言，我们看到了哲学精神所具有的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永远都会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就哲学的整个领域而言，人们仍然紧紧抓住这些伟大的体系所具有的问题。然而，对于有关可以对这个问题提出普遍有效的解答的主张，人们却是越来越宽容了。由个别问题组成的等级体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宇宙论问题的探讨开始从属于有关生命的价值和意图的问题。在这种罗马—斯多葛体系之中，这个世界的人们所认为的最有影响的部分，哲学所具有的塑造性格的力量，都被突出表现出来了。这里发生了某种变化——它既是哲学结构的变化，也是哲学的各个部分的秩序和关系的变化。各种新的哲学界定所具有的外表，都是与这种哲学态度的转变相对应的。就哲学而言，西塞罗所看到的是“生活的教师，各种法律的发现者，以及所有各种美德的指导者”，而塞涅卡则把它界定为有关在生活之中进行正确的行为举止的理论和艺术。换句话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智慧”这个表述来表达它了。但是，人们如果从这种新的哲学概念返回到它所表达的态度上去，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哲学已经得到了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在各种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外、以完全连续的方式进行的。它的问题完全受这些新的条件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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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漫长的世纪之中，由于这种流向——当时使这个不断老化的世界转向宗教的——各种事物的深不可测的本质的逆流，受到宗教支配的哲学本身已经不是哲学了。在这个时候，人们针对有关共相和普遍有效的知识的问题的态度，以及这样一来出现的哲学的各种概念，严格说来都与对它的本质揭示无关。人们也许会通过有关这些和宗教之间的各种联系环节的理论，来对它们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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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经通过哲学的各种界定表现出来的现代哲学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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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准备——在这种运动之中，已经世俗化的艺术、文学，以及有关生命的、自由的和具有文学色彩的哲学，从文化角度来看都处于支配地位——以后，各种自然科学都最终被建立起来了，而各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也第一次即将在经验性的研究秩序之中，变成一个来源于某种观念的连贯的群体。这样一来，与经验有关的各种科学，就都试图运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来认识这个宇宙了。在这种脉络之中，17世纪曾经出现过一种新的、由各种文化力量组成的模式。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各个民族之中，到处都流行着追求严格的和普遍有效的知识、追求运用这种知识来转化这个世界的热情。由于这种知识把哲学与各种具体科学统一起来了，所以，它们开始与宗教态度处于极其尖锐对立的状态，并且因此而把艺术、文学，以及把关于生命的哲学远远抛在了身后。因此，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诸如此类曾经在古代那些伟大的哲学体系之中流行过的、追求普遍有效的宇宙学知识的倾向，便比以往更加坚持不懈地、更加有条理地继续发展下来了。而这样一来，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以及它所具有的特征，也就都被改变了。它曾经从某种针对这个世界的天真朴素的态度出发，通过怀疑而向清晰地理解思想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迈进。现在，由于意识到了它自己所特有的方法，它便超越了各种具体的科学。现在，它还在存在那里找到了它所特有的对象，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存在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具体科学本身给定的。但是，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却是方法论方面的对于严格的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以及对于形而上学方法的日益增强的反思。这种要求把形而上学与各种运用数学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了，然而，普遍性所具有的方法论本性，和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证明的做法所具有的方法论本性，又把形而上学与这些具体科学分离开来了。因此，现在已经到了确立适合于这种新的方法意识的方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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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形而上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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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了力学以后，笛卡儿马上就开始运用他那新的建构性的方法来确定哲学的本性。这种与具体科学的方法形成对照的方法所具有的第一个特征，就在于对待这个问题的非常一般的观点，就在于在这种观点之中、从这些第一假定回归到某种最高级的原理上去。在这里，与以前存在的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相比，这种方法只不过是把潜在于哲学本性之中的各种特征，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而已。但是，它那独一无二的光彩却是通过他进行这种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运用数学的各种自然科学都包含着各种预设前提，而这些预设前提却存在于数学、力学，以及天文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如果人们通过明确的概念和命题把这些预设前提呈现了出来，并且理解了它们为什么具有客观有效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些预设前提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建构性的方法了。通过这种方式，机械论的观点首先赢得了它所具有的确定性，并且表明了进一步进行扩展的可能性。笛卡儿极力用这种方法来反对伽利略，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也看到了哲学家相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所具有的优越性。此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也运用过这同一种建构性的方法。斯宾诺莎那由精神和自然构成的新泛神论体系，正是在他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实在的过程中出现的——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始终都是以这种实在的各种特性为预设前提的。他的体系是在单纯和不证自明的真理的基础上，对经验性实在进行的某种整合。从这种有关同一性的形而上学之中，产生了关于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网络的学说——通过由各种激情强加给人们的束缚，这种学说就可以使人们获得自由。最后，莱布尼茨比以往的任何人都进一步运用了这种方法。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致力于完成下列赫拉克利斯(9)式的任务，即把他自己的新的普遍逻辑当做某种建构性的研究程序的基础来加以详细阐述。自从17世纪以来，把方法当做某种哲学标准来加以运用的做法，在各种形而上学体系之中都一直延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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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些思想家所运用的这种建构性的方法，便受到了由洛克、休谟，以及由康德进行的知识批判的支配——尽管在莱布尼茨那里，认识论的各种基础都幸存下来了，但是，这些基础却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人们的充分重视。事实证明，所谓单纯的概念所具有的清晰性和独特性、简单命题所具有的不证自明性，都能够证明它们的客观有效性这样一个论题，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各种有关实体、因果关系，以及意图的范畴，都被人们还原成了进行认识活动的意识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数学所具有的确定性为这种具有建设性的方法提供了保证，但是，康德却通过直觉表明了数学证明所具有的独特的基础。而且，正像我们就法律和自然神学而言已经看到的那样，事实证明，就精神科学而言，这种建构性的方法也无法公正地对待历史世界就思想和政治行动而言所具有的完满性。因此，为了避免人们对所有各种——从特征的角度来看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方法的拒斥，我们必须对形而上学的研究程序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曾经推翻了这种建构性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康德，本身也表明了走向这样一种改革的道路。就他称之为先验方法的这种方法而言，他认为他毕生的批判工作所具有的独特方面——对于他来说，这样一种批判就是哲学的主要关注点之所在——就是哲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方面。他打算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宏伟的哲学大厦，就应当建立在他这样发现的真理的基础之上，而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保留了“形而上学”这个术语。他甚至已经把握了新的、关于内容的原理，而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纳，以及洛采(10)在建立其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所依赖的，正是这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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