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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而言之,这意味着我们完全承认有关各种价值和规范的历史意识所具有的内在性——即使就人们无条件地加以坚持的那些价值和规范而言,情况也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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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每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人、每一种社会状况的有限状态,以及有关任何一种忠诚的相对性的历史意识,走向了人类解放的最后一个步骤。通过这个步骤,人类就可以获得充分地享受所有各种经验、不受任何牵挂地沉溺于经验之中的绝对的主动权——就好像任何一种约束他的哲学体系或者忠诚都不存在了那样。生命通过各种概念而摆脱了知识;精神变成了处理教条思想所具有的各种陈腐和混乱状态的最高主宰。所有各种美的东西、所有各种神圣的东西、所有各种牺牲,都重新焕发出活力,并且都得到了人们的解释——它们打开了各种视角,而这些视角则把实在的某个部分揭示出来。而且,我们也同样把邪恶的东西、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把丑恶的东西,都当做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的东西、当做包含着某种实在——就这个由各种事物组成的系统而言,这种实在必定是具有充分的存在理由的——的东西、当做无法通过魔法加以驱除的东西来接受。此外,与相对性形成对照的是,各种创造性力量所具有的连续性,都是作为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历史事实而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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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从经验、理解过程、诗歌和历史之中,就产生了某种生命观,而这种生命规则构成了某种持续存在的背景。反思只能在分析的精确性和明确性方面,使这种生命观得到提升。有关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目的论观点,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体系而得到人们承认的,而这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则是一种片面的、即使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是以偏概全的、有关生命的见解为基础的。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而存在的、关于生命的客观价值的学说,已经超越了人们有可能认识的东西。但是,我们是可以体验存在于生命和历史之间的各种联系的——在这些联系之中,生命和历史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像一个语词之中的各个字母都具有意义那样,生命和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也都是具有意义的。就像各种粒子和共轭作用都是存在的那样,各种句法成分在生命之中也都是存在的,正因为因此,人类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寻找它们的意味。人们通常所进行的尝试,就是通过这个世界来把握生命。但是,从对生命的解释出发走向这个世界和生命的唯一一条道路,仅仅存在于经验、理解过程和历史性的领悟之中。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带到生命之中去。我们都面临着下列可能性,即意义和意味都完全是从人及其历史那里产生出来的——它们并不是在孤立存在的个体那里产生的,而是在作为某种历史存在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因为人就是某种具有历史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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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就是说,把由精神创造出来的各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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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附录: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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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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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习惯于运用哲学这个一般性概念来对精神的某些产物进行分类,而在历史的进程之中,这些产物则经常是在各种各样的民族之中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某种抽象的公式来表达这些特定的精神产物所共同具有的方面——即人们通常所谓的哲学或者哲学方面,那么,哲学这个概念就会出现了。而通过适当地表现哲学所具有的本质,这个概念就有可能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而这样一个概念就会表达——就任何一个个别哲学体系的起源而言都发挥作用的——形成法则,并且导致那些存在于各种特定的事实之间和服从这种法则支配的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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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根据下列预设前提,对于这个理智性问题的解答才是可能的,即我们所谓的哲学或者哲学方面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种一般的特性,因而可以使一种形成法则在所有这些特定的情况下都发挥作用,并且因此而有一种内在的统一体把这里的整个哲学领域都包含在内了。因此,人们在每一次提到哲学的本质的时候,这种假定都会存在。在这里,“哲学”这个术语所指的是一个一般性的对象。人们还预设,有某种系统的、由各种精神组成的连续体存在于这些特定的哲学事实背后,它既是这些经验事实的必要和统一的基础,是有关它们的变化的法则,也是把它们的多样性明确表达出来的、发挥安排作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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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从这种严格的意义上谈论某种哲学的本质吗?这样的可能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和“哲学方面”这两个术语具有——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极其多样的意义,而且,著作家们已经创造出来并且把这两个术语运用于其上的各种思想体系也都各不相同,所以,不同的时期似乎都是把古希腊人所创造的“哲学”这个美妙的术语,赋予从来都是各不相同的思想体系了。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哲学就是为各种特定的科学奠定基础的。另一些人则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使它包含了把这些科学的体系从这样的基础之中推导出来的任务。也有人把哲学限定为仅仅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而这样一来,他们就又把它界定为关于精神的科学,界定为关于内在经验的科学了。最后,也有人认为,哲学就是有关生命的行为举止的智慧,或者认为它是有关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念的科学。只要存在这种内在的纽带,它就会把极其各不相同的观点、极其多种多样的模式都束缚在一起——那么,哲学的统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一种本质,那么,我们正在处理的就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活动而已——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活动都是作为文化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而且,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的指称,也只不过是人们从外部、通过这种术语在历史上发生的偶然变化而赋予它们的。因此,这里既可以说存在各种各样的哲学,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的历史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和必然的统一性。它在那些个别的历史学家的手里一再得到各不相同的内容和范围——这些历史学家总是根据他们自己所具有的、处于他们自己的体系脉络之中的哲学观念,把这样的内容和范围赋予它的。一种历史学家可能把这种历史表现成某种进展——走向为各种特定的科学奠定越来越深刻的基础的进展;另一种历史学家可能把这种历史表现为精神对自身的不断进步的反思;而第三种历史学家则可能把这种历史表现为有关生命的经验或者表现为有关生命的价值的知识不断增加的过程。为了确定人们究竟可以在什么程度上谈论一种哲学的本质,我们必须离开这些由个别哲学家系统表述的界定,转向考察各种与哲学本身有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可以为我们确定哲学究竟是什么提供材料。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归纳程序与法则的一致程度,来更加深刻地理解它所得出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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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运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解决有关从这些历史事实出发确定哲学的本质的问题呢?在这里,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加一般的、有关精神科学的方法的问题。存在于这些精神科学之中的所有各种陈述的主体,都是从社会角度联系在一起的、个体性的自我。首先,这些个体性的自我都是一些单一的个人。各种姿态、语词和活动都是他们的表现形式。这些精神科学的问题就是,使这些自我重新获得生命,并且通过思想来领会他们。通过这些表现形式表达出来的精神系统,使我们有可能把某种存在于他们之中的、从类型的角度来看反复出现的成分揭示出来,并且使生命的各个特定的时刻都变成由各种生命阶段组成的系统,最终使它们变成自我所具有的系统。然而,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家庭、通过更加复杂的群体、通过各种民族和时代,以及最后,通过人性本身而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几种组织所具有的目的性,使精神科学的各种典型的探讨方式成为可能。还有,任何一种概念都无法穷尽这些个体性自我所具有的内容。毋宁说,我们只能体验、理解和描述这种在他们那里直接给定的多样性。而且,即使他们在历史过程之中所进行的不断交织的过程,也是某种独特的、永远无法完全还原为概念的东西。但是,这种独特的东西的各种形成过程和结合过程,却都不是反复无常的。其中的每一种形成过程和结合过程,都表达了个体生命和共同体的生活所具有的、经过体验的结构统一体。无论对于一个案例的各种事实的报告究竟有多么简单,报告者都试图根据精神活动的各种一般性观念或者一般性概念,使这些事实同时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任何一种这样的报告,都在这些可以利用的一般性观念或者一般性概念的基础上,都在由一个人的体验所提供的脉络之中,完成某种独立存在的感知。任何一种这样的报告,都在可以获得的有关内在固有的价值、有关工具性的价值、有关各种意图的经验的引导下,从联系的角度出发,有所选择地把那些独立存在于非常重要和具有意义的事物之中的成分统一起来。精神科学的方法包含着体验和概念在感知方面所具有的相互性。在使个体的结构系统和集体的结构系统重新焕发活力的过程中,精神科学的各种概念都得到了实现,反过来说,这种直接存在的重新焕发活力的过程本身,则被思想所具有的各种普遍形式提升成为具有系统性的知识。当意识所具有的这两种——对于精神科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功能最终达到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握人类发展的本质了。这种意识也就不会包含任何一个在历史重新焕发活力的过程所具有的整体性完满状态之外形成的概念了——在这里,任何一种不表达某种历史实在的本质的东西,都不具有普遍性。虽然就各种各样的民族、时代和历史发展线索的形成过程而言,我们并不能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只要我们像这里所说的这样,致力于这样的重新焕发活力的过程,我们就会努力通过它们来阐明各种人和各种种族所具有的本质。因此,认为存在于历史世界之中的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来描绘和表现特定的东西的工具的观点,完全误解了不断进行思考的人使这种世界获得的旨趣。除了对这些事实性的和特定的东西所进行的全部描绘和描述以外,思想还把追求有关本质的和具有必然性的东西的可靠知识,作为自己的目标。它试图理解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结构体系。只有当我们把握和运用了社会生活所具有的规律性和连贯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赢得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支配权。命题是有关这样一些规律性的表达所具有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的主项和它的谓项一样,都具有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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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哲学、艺术、宗教、法律,以及经济学所具有的概念的这样一些概念,都属于如此各种各样的、有助于精神科学完成这种任务的一般性主项概念。它们的特征都是由下列事实决定的,即它们所表达的不仅是某种存在于许许多多的人那里的态度,因而不仅仅是某种具有统一性、一般性、本身在他们那里反复出现的东西,而且,还表达了某种内在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这种态度便使这些各种各样的人都结合起来了。所以,“宗教”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所指涉的,并不仅仅是一类相似的事实、不仅是自我与各种无形的力量形成的某种至关重要的关系;同时,它还指涉某种共同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人们为了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而结合起来,并且在进行这些宗教仪式的过程中扮演特殊的角色。因此,就这些被人们认为创造了哲学、宗教或者艺术的个体而言,这些事实表明了某种双重关系。这些个体就某种普遍而言是作为特殊而表现出来的,就某种规则而言是作为案例而表现出来的,而且,根据这种规则,他们还作为某种整体的组成部分而统一起来。对于我们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将会在我们有关存在于心理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之中的双重倾向的真知灼见之中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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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精神科学而言,这些一般性概念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这些研究而言和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一样,我们只有通过检验各种特定的、从混乱不堪的脉络之中产生出来,并且由人类世界、社会世界和历史世界呈现出来的系统,才能把握各种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明这些系统所具有的各种统一性、内在结构和发展。就精神科学而言,对从经验角度给定的复杂实在的分析,也同样是走向各种重大发现的第一步。就这种任务而言,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各种一般性的观念——在这些观念之中,这样一些其外表始终被人们根据共同的特征来描述的系统,都已经由于人们的运作而脱离了这种复杂的实在,并且被并列起来了。在一定的范围内,当这些观念把各种界限正确地确定下来的时候,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断言所具有的各种一般主题,是能够支持某种由卓有成效的真理组成的、独立自足的体系的。而且,在这个阶段,诸如“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经济”、“法律”这样一些术语,对于通过这些观念表达出来的东西来说,也都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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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科学思想是以这些一般性观念所已经包含的图式性表述(Schematismus),作为它自己的基础的。但是,它首先必须检验这种图式性表述的正确性。因为对于精神科学来说,接受这些观念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对各种统一性的发现和表达,还取决于这里的每一种一般性观念是否都把某种统一的内容真正表达出来了。因此,我们试图就存在于这个领域之中的各种概念的形成过程而言,发现以前确定这种术语的一般性观念和用法的客观本质,并且根据这种本质来阐明不明确的观念,而且,甚至还有可能在它出现错误的时候对它进行纠正。所以,即使就哲学的本质和概念而言,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已经确定下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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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加精确地确定——有关从这种关于术语的一般性观念和术语的用法出发,走向关于事物的概念的——方法呢?各种概念的形成过程似乎都陷入了某种恶性的循环。只有当我们从成组的事实出发进行推理、形成这些领域之中的某一个领域、使涉及这些特征的各种关系构成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有关哲学、艺术、宗教态度,或者有关法律的概念。这种做法预先设定了某种决定——根据这种决定,有一些成组的精神方面的事实就应当称之为哲学。但是,只有当思想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用来把哲学的特征赋予这些事实的标准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当人们开始从各种事实出发形成“哲学”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似乎一定是已经知道哲学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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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我们能够从更加一般的真理之中把这些概念推导出来,那么,我们马上就能够回答这个有关方法的问题了。而这样一来,从各种具体例子得出的结论,也就必定只能发挥某种补充作用了。而且,许多哲学家——就德国的思辨学派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已经提出了这种见解。但是,只要这个学派无法就某种普遍有效的推论达成一致意见,或者说无法就某种直觉而赢得人们的普遍认可,那么,我们就仍然必须使内容取决于推理过程,而这样的推理过程则是从经验角度出发、以这些例子作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其目的是努力发现通过这些哲学现象表达出来的、统一的内容和发生法则。这种研究程序必定会以下面这一点为预设前提,即在这个术语的已经被发现的用法背后,存在着某种统一的内容,因此,当人们从这种被称为哲学或者哲学方面的一组现象出发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徒劳无益地到处漫游。而且,这种调查研究本身,必定能够证明这样的预设前提的有效性。它从这些被人们称之为“哲学”或者“哲学方面”的例子出发,已经赢得了某种本质概念,而这样一来,这种概念就必定会使他们有可能说明,究竟为什么要用这些语词来称呼这些例子了。因此,在由诸如哲学、宗教、艺术,以及科学这样的概念组成的领域之中,有两种出发点一直都是既定的——它们就是这些具体例子的相似性和这些例子经过统一而形成的系统。而且,无论这些一般性概念之中的哪一个概念具有什么特殊的本性,它们都有助于对方法进行区别——就我们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享受下列特定的优势,即哲学本身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对它自己的活动的自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大量各种各样的、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的尝试,而这些尝试与我们努力通过我们的方法所进行的尝试也是完全相同的。这些尝试可以表明,那些受到既定的文化条件决定、受到他们自己的体系引导的个体哲学家,所认为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因此,这些界定体现了哲学所具有的各种历史形式。它们揭示了某种内在的辩证过程——而正是通过这种辩证过程,哲学才经历它那些可能存在于文化系统之中的地位的。我们必定能够使这些可能性之中的每一种可能性,对于我们的界定来说都变得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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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哲学进行界定的程序所包含的循环性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就人们在其中把一些体系称之为哲学、把一些著作称之为哲学著作的限制范围而言,某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有通过首先建立各种健全的界定——即使这些界定都是不恰当的,然后再从这些界定出发沿着其他道路前进,得出逐渐穷尽这个概念之内容的进一步的界定,我们才能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只有下面这样的方法才能在这里存在,即通过各种特定的研究程序——其中的任何一种程序本身都仍然无法保证某种普遍有效性——和对问题的完全解决,对哲学的各种本质特征和拥有这些特征的例子所具有的范围,进行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精确的区分,最后从哲学所具有的生命力出发,说明各种边缘性的、使我们无法对哲学的范围进行清晰界定的领域究竟为什么仍然存在。首先,我们必须努力确定,“哲学”这个一般概念所指涉的各种体系的共同属性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另一个方面,即这些体系在更大的脉络之中所具有的相互联系,来对结论加以检验,并且通过更加深刻的真知灼见来完善这种结论了。所以,在这里,对于调查研究我们如此发现的哲学的这些本质特征,与个体和社会所具有的结构体系的关系来说,以及对于把哲学当做某种至关重要的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加以把握来说,其基础都是既定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特征结合成为某种本质概念——而从这种概念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特定的体系与哲学的功能的各种关系,并且使哲学的各种系统概念都处于适当的位置之上,使哲学领域那含糊不清的界线变得更加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进行粗略的概览所要经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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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第一部分:用于确定哲学本质的历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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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总体性情境的初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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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哲学体系高于其他所有各种哲学体系,它们已经在人类意识上打上了它们自己的烙印——在这些哲学体系之中,人们总是可以找到与发现什么是哲学有关的、永恒的标记。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孔德,都曾经创造过这样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它们之中,思想已经达到了某种标准,正是这种标准决定了其他哲学体系在什么程度上也能够被置于哲学的领域之中。首先,人们通过这些哲学体系就可以确立某些与形式的本性有关的特征。如果不考虑它们所具有的主题和方法,那么,就它们都与各种具体科学有所不同而言,它们都是建立在经验性意识的全部领域——生命,经验,以及关于经验的各种科学——之上的,并且试图因此而完成它们的任务。它们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则是通过使独立存在的东西结合起来、通过建立联系,并且在不考虑各种具体科学的界线的情况下扩展这种联系的强烈欲望,而表达出来的。哲学所具有的另一种形式特征是通过对于普遍有效的知识的要求表现出来的,因此,这种特征是通过在证明过程中回归哲学的终极基础的尝试表现出来的。但是,完全致力于对各种古典哲学体系进行某种比较研究的人们,也会逐渐认识到最初以朦胧的轮廓表现出来的、这些哲学体系在内容方面所具有的紧密联系。各种与哲学家们的创造性活动有关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非常值得收集的,尤其表明了所有思想家的青年时代,都充满了他们为解决生命之谜和世界之谜而进行的斗争;就这些哲学体系之中的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而言,这种对于世界问题的关注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了重要意义。此外,哲学家们所具有的形式特征,也揭示了他们那与最深刻的,追求塑造和保卫人格、追求获得精神的最高支配权、追求达到——其目的在于使所有各种活动都具有自觉性,使单纯的、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行为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得到阐明的——理智品位的倾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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