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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的公益定位。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谋私利的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项公益活动，是高尚的、神圣的，在心理上很愿意做这种有意义的事。大家认可刘晓光所说的“这是无私的，非营利的，很高尚的事情。这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任何企业的利益，而是一种公益的东西”。这种纯公益导向的想法对后来SEE的发展定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SEE秘书处不能介入会员商业项目联络的规定就源于此。许多有实力的商人聚集在SEE，有一种内在的诱惑去使SEE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俱乐部，成为服务于会员商业利益的组织，但最终SEE顶住了这种商业诱惑，没有发展为商业俱乐部，而发展成了一个纯粹的公益组织，这完全是由早期这种明确的公益定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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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家阶层意识。多数人是从企业家群体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件事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企业家阶层自觉意识的一种觉醒。发起人邀请书中所写的“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家有能力在发展中解决中华民族遇到的一切困难”，刘晓光所说的“企业家的责任”，张树新所说的“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财富”，汪延所说的“企业家有商业模式，更要有道德模式”，焦家良所说的“我想这个基金可能是企业家群体出现的很好方式”，杨平所说的“企业家阶层真正挑起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武克钢所说的“今天企业家有共识了，使我们走到一起”等等，都说明令参会企业家激动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们中间有一种阶层群体性意识在激荡，这使发起人心中有一种阶层兴起开创历史的兴奋感。杨鹏关于“资本要长精神”的动员讲话，更是一篇明确的关于企业家阶层历史发展的分析。新浪网2004年6月5日关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专题报道，就是以“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性联合”作为标题开始的。这是中国企业家的联合性组织，这是中国企业家进入公共领域的第一个成规模的社团组织，这个组织如果失败，将不仅是这个组织的失败，而是中国企业家进入公共领域的历史性尝试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承担着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责任，他们不能失败。6月5日刘晓光在当选感言中说：“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我们不能失败，我们失败不起。”这种对企业家阶层历史使命的共识，是SEE会员重要的凝聚力的来源。同时，为了让企业家的公共意识和能力在从事SEE环保的过程中得到提高，SEE管理设计中要求企业家不仅是捐赠人，而且还必须是管理人，要选出企业家理事会和监事会来直接进行决策和监督，企业家会员的管理参与演化成了SEE的内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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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透明纯净。正因为这事“有着百年的意义”（张朝阳语），是“前人未做过的事情”（任志强语），大家心中有一种开创历史的神圣感，所以大家怕把事做脏做歪，都希望它有像国外的公益基金会那样的管理模式，规范透明，专业化强，一定要取信于会员和社会。杨鹏说“神圣的事情不能拿来玩”，武克钢说“最神圣的事不能做歪”，强调的都是要做得干净。越来越多人的诚心和信誉注入这件事中，这事的分量每天都在加重。建立规范透明纯净高效的制度与文化，这不仅是一种愿望，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从组织能力成长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这种愿望与共识，构成了SEE规范管理与透明监督的持续的动力来源。SEE的信息披露向来在中国公益组织中具有代表性，这种追求是从筹备期就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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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等的会员关系。从第一次筹备会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平等。每位参会企业家都有发言的权利，并且都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会员企业家来自各行各业，刘晓光以水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宋军以旅游为主，张树新以投行为主，任志强以地产为主，王中军以电影为主，林荣强以投资及环保设备为主，焦家良以制药行业为主，史玉柱以投资为主，任静玺以教育为主，刘京以传媒为主，赵民以咨询为主，武克钢以红酒为主，张朝阳、汪延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主，张醒生以电话为主，王青海以钢铁为主。筹备组的杨平是报人，杨鹏是环保专家，也是关注社会转型和公共政策的学者。这种各行各业的来源，使会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平等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平等自然，没有等级差别。这种平等，构建了SEE后来平等参与的制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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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第二次筹备会，讲的都是意义与大原则，没有就组织的细节进行讨论，具体工作细节留给了筹备组。最有趣的是，在这两次筹备会的所有记录资料上，没有人说过“民主”这个词，也没有会议文件用过这个词，这个词的出现是在2004年6月4日夜里讨论表决《章程》和《选举办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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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治理之路 第二章 成立：组织规范与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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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2月14日到6月3日，筹备组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已收到49名企业家交纳的会费487.57万元（部分台湾会员的会费从境外汇入，结汇后出现非整数），其他口头承诺入会但尚未交纳会费的企业家还有38名。而且，阿拉善盟民政局在2004年3月12日就正式批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颁发了“社证字41号”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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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是世界地球日，SEE筹备组选择这天在阿拉善月亮湖召开SEE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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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到月亮湖会场报到的企业家、记者、学者和地方政府领导近200人。宋军与杨平为会务工作组总负责人。时任新浪总裁的汪延带了一个新浪报道组参会，留下了关于6月4日和5日会议完整的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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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的发起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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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讨论：阿拉善，还是超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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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白天报到入住，晚上9点开始召开发起人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通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通报筹备期间财务审计，讨论《章程》和《选举办法》草案等。所有会议资料，包括《章程》、《项目管理办法》、《专家委员会手册》、《财务管理办法》的电子版都已发给计划参会的企业家。但从会议现场看，除台湾企业家外，大陆企业家很少在会前研究过这些资料。按会议议程，6月4日晚上的发起人会议讨论决定《章程》和《选举办法》后，6月5日上午选举领导班子，成立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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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的都是企业家，他们之间关系平等，所以会场设计中没有安排座次席位，随意入座。这样的会场安排形式并非刻意而为，只是感到这样更适合平等的朋友间的交流。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就被赋予了平等参与的含义，成了SEE的传统，以后SEE会务设计中会有意回避政府和公司内部那种主次分明、等级森严的会议形式。SEE历次会议，都采取了平等的圆桌会议形式，只设一个讲话席，不设主席台，不排座次，不摆名字，参会人随意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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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主持会议。他先请发起企业家自我介绍，从视频资料看，当时进行自我介绍的企业家（包括企业家派出的代表）共49人，有的企业家还在赶往月亮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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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作筹备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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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会发起之初，筹备组的本意是建立规范的基金会，但是由于基金会注册程序复杂，牵扯的方面比较广，加之国务院颁发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到2004年6月份才开始实行，为加速推进这项事业，筹备组决定先成立一个协会，把事业干起来，把大家动员起来，然后再注册成立一个基金会。现有的发起理事届时会全部转为基金会的发起理事，由此而为今后的大规模发展搭建一个规范的基金会平台。因此，我们这个会议既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大会，同时也就是“SEE生态基金会”的发起大会。在迄今入会（含已承诺入会）的企业家中大陆企业81家，台湾企业21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8家，民营、股份制企业及其他的企业84家，北京地区的企业52家，北京地区以外的企业是约50家。筹备会在动员发起的过程中有一个深刻感受，如此之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在三个半月的时间在一起，承诺投资治理沙尘暴，这其中固然有商业动机，固然有朋友之间的情面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这是一项惠及当代及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而崇高伟大的事业必然会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并最终走向成功的自由之路。一个公益性的集团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其公信力。我们认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可用三句话概括，一个崇高的目标，一个透明的口袋，经营的内容也是一个，就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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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在报告中感谢了许多人，特别感谢的人有刘晓光和张树新，说“刘晓光和张树新董事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不顾工作的繁忙，在几乎每一次企业家聚会的场所，都大力推荐协会，动员企业家入会”，还特别感谢高文宁以及韩家寰（台湾大成集团总裁），说“他们二人专门飞回台湾，与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谋伟先生，通过全球青年总裁协会动员台湾企业家入会，目前入会的台湾企业家有21人”。高文宁动员韩家寰，韩家寰在组织动员台湾企业家入会上起了很大作用。2009年10月，韩家寰被选举为SEE第三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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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在汇报完筹备工作情况后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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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三个多月的筹备工作，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为成立大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期间的工作为何如此顺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反复自问，现在的答案是因为这个事业代表了未来，代表了历史潮流，代表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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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汇报完筹备工作情况后，作为SEE策划专家和《章程》起草人，杨鹏向大家介绍《章程》起草过程的想法。杨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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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一下《章程》起草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权力制约。在协会的日常运作过程中，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以会长为代表的执行理事会，还有一个以监事长为代表的监事会，它们是平等的关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讲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认为所有的环境公益组织发展中都离不开“社会信任”四个字，想拥有“社会信任”就必须廉洁高效，想廉洁高效就离不开权力制约。中国的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的。第二个理由，是在筹建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我们的企业家都是自己的主人。主人们合作干事，就有一套尊重每个参与者的机制。在设计的过程中，包括在协调的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到很不容易。但是，百名企业家合作发起的公益组织，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希望大家在合作机制上能够为中国历史开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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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和杨鹏的讲话，都是将SEE放在中国历史进步的背景中来说的。杨平是媒体人，他曾担任过《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杨鹏是政府官员也是学者，他们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习惯将具体的事情提升到社会宏观层面来思考。刘晓光和张树新有着同样的社会意义导向的思维习惯，他们的这种心态对提高SEE的社会意义、神圣感和感召力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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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介绍完《章程》后，发起人手拿《章程》草案，七嘴八舌开始提问讨论，在诸多细节上展开了辩论。企业家们都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先后有27人就《章程》发表看法。但由于大家没有公共议事的经验，筹备组并没有提出一个会议的议事规则，有人不时跑题，有时会场会陷入混乱。最后的争论集中在SEE的工作范围的定义上。提交的《章程》草案这样写道：“工作范围：以阿拉善沙尘暴治理和生态恢复为起点，逐步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沙尘暴治理和生态修复活动，同时启动与沙尘暴区域有关的生物多样性和本地文化保护的项目。”对这个描述，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他们认为SEE应先集中力量在阿拉善做沙尘暴防治工作，有了成效后再考虑将环保业务扩大到国内其他地区。一部分人认为应以阿拉善环保为基础，但业务不完全局限在阿拉善，不然南方的企业家会认为SEE与自己没有关系。围绕这个议题，企业家们分成了“阿拉善派”和“超阿拉善派”，相互争论。台湾企业家公共议事的经验多一些，他们不满意议事的混乱状态，提出要实行“动议、讨论、表决”的议事规则，现场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动议”这样的概念。后来大家决定用举手表决来形成会议决议，最后这样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就针对SEE工作范围进行表决。表决问题简化为“同意只在阿拉善做事的举手”和“同意在阿拉善做事但不限于阿拉善的举手”，51名投票人的表决结果是：29票对22票，同意只在阿拉善做事的为29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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