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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和杨鹏的讲话，都是将SEE放在中国历史进步的背景中来说的。杨平是媒体人，他曾担任过《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杨鹏是政府官员也是学者，他们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习惯将具体的事情提升到社会宏观层面来思考。刘晓光和张树新有着同样的社会意义导向的思维习惯，他们的这种心态对提高SEE的社会意义、神圣感和感召力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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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介绍完《章程》后，发起人手拿《章程》草案，七嘴八舌开始提问讨论，在诸多细节上展开了辩论。企业家们都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先后有27人就《章程》发表看法。但由于大家没有公共议事的经验，筹备组并没有提出一个会议的议事规则，有人不时跑题，有时会场会陷入混乱。最后的争论集中在SEE的工作范围的定义上。提交的《章程》草案这样写道：“工作范围：以阿拉善沙尘暴治理和生态恢复为起点，逐步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沙尘暴治理和生态修复活动，同时启动与沙尘暴区域有关的生物多样性和本地文化保护的项目。”对这个描述，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他们认为SEE应先集中力量在阿拉善做沙尘暴防治工作，有了成效后再考虑将环保业务扩大到国内其他地区。一部分人认为应以阿拉善环保为基础，但业务不完全局限在阿拉善，不然南方的企业家会认为SEE与自己没有关系。围绕这个议题，企业家们分成了“阿拉善派”和“超阿拉善派”，相互争论。台湾企业家公共议事的经验多一些，他们不满意议事的混乱状态，提出要实行“动议、讨论、表决”的议事规则，现场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动议”这样的概念。后来大家决定用举手表决来形成会议决议，最后这样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就针对SEE工作范围进行表决。表决问题简化为“同意只在阿拉善做事的举手”和“同意在阿拉善做事但不限于阿拉善的举手”，51名投票人的表决结果是：29票对22票，同意只在阿拉善做事的为29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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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出来后，争论仍在继续。马蔚华说夜深了，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就先停止辩论，原则通过《章程》，筹备组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对《章程》进行修改。但就算这样的建议也引起了反对，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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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认为SEE业务不能仅限于阿拉善，他站起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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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原则通过是什么意思？原则通过没有定义呀！什么叫原则通过？到底是通过还是没有通过？针对刚才通过的过程（指针对工作范围的表决过程），我想到一条。未来《章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规定重大决策的通过过程。首先要定义什么是重大决策，比如说资金额多大以后需要理事会通过，有的需要理事会员全体通过，也有的需要执行理事会通过。就像一个公司一样，是需要全体股东大会通过还是董事会通过。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是29票超过了22票，是不是表明未来通过重大决策的过程，就是一个比另外一个多一点就算通过？重大人事改变应该是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通过，这个要更精细化。为什么要通过？是29：22，还是到会的人数三分之二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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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关心的，是SEE重大决策的程序和规则。他认为刚才把SEE工作范围纳入投票表决，但事先并没有讨论清楚表决规则，是一半以上还是三分之二以上才算通过？张朝阳提到的问题，是重要的常识问题，开会之前要先讨论和明确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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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讲完后，王石起来发言。王石支持只在阿拉善做事，同时支持马蔚华“原则通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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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如果按照张朝阳先生的意见，今天的会没有办法开了。你首先讲，什么原则是正确的？如果大家讲这样通过，那样通过，如果讲三分之二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因为一半不同意这个。现在看表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台湾的，让人充分看到了台湾泛蓝、泛绿阵营的选举过程，今天晚上体现了。还有就是海归派，要求体现程序的过程。还有就是大陆派，我们原则通过。不可能把任何问题都今天晚上解决，我们实际上体现的只是一种精神，就等于宪章的精神，宜粗不宜细。如果我们弄第二稿明天就来不及，还有选举方法等等。我们下一次，就是第二次可以通过。如果按照今天提的意见，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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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总结了三种议事模式，总结精准，引来满场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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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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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把所有问题在两天都解决了，原则性的就是大多数通过。任何好的法律，别说《章程》了，法律颁布的时候可能已是落后于实践了。我们明天研究透了，后天还可能修改，永远是修改的过程，我们不如今天晚上截断，原则通过，保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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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表决支持，SEE工作范围就以阿拉善为中心了，《章程》以“原则通过，保留修改”的形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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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的发起人会议，发起人如此踊跃参与并且要求表决定事，这并非筹备组事先的安排，这次会议完全是“被民主”了。《章程》草案第四条“管理原则”中写道：“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中国宪法、法律和政府规章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奉行非营利性、公益性、合作性、透明性、民主性、公众监督性的原则。”其实除了撰稿人外，很少有人关心《章程》草案中的这些细节。杨平提到了“在座的企业家的民主精神”，这是“民主”一词真正开始与SEE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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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办法讨论：等额选举方案遭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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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在热烈的辩论中勉强通过了，剩下的《选举规则》引来的争论更激烈了，企业家的“民主”冲动也更强烈地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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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介绍选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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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成立大会要选举执行理事会、监事会，有15名执行理事，有5名监事，在此基础上选举理事长、监事长，并且由会长提名产生5名副会长和一名秘书长。选举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第一，是考虑发起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我们的这一事业，因为在座的都是企业家和老板，都很忙，需要时间和精力。第二，就是考虑不同区域的发起人，比如说台湾地区这次比较集中，一定要考虑。第三，应该考虑不同行业的发起人，我们的所属行业非常多，要考虑行业的代表性。第四，还要考虑来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所有人。这是我们选举的基本原则。如果大家确认了，我们就采取推选的方法，给大家发放推选表，在此基础上选举。明天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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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筹备组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关于《选举规则》的文本供大会讨论，而是准备了一个15名执行理事和5名监事的名单征求大家意见，要求大家等额选举被推选名单里的人。杨平前面所说的四条理由，都是为这份名单作解释的。会议筹备组在酝酿名单时，就是从上面这四个方面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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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随着大会成立的临近，会议筹备组开会酝酿SEE领导班子的人选。刘晓光在3月11日的筹备组会议中确定了三个原则：一是要尽可能保住10位最早的发起人，他们的发起热情已证明他们今后也会有热情继续参与下去。二是要有行业代表性，行业的领军人物要进来。三是要有区域代表性，台湾、云南、广东等地的代表要能进入领导班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执行理事的名额设定在15个人，以放更多的代表性人物进来。刘晓光认为，这个工作主要是义务、是奉献，不是权力、不是利益，不会有人来争的。在讨论前杨鹏草拟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管理机构候选人推荐标准及选举原则》，规定实行差额选举，但在讨论中这意见没占上风。会议筹备组就按照上述三个原则，酝酿了等额选举的推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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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组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设想来决定未来领导层的人选，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是一种“无私的错误”。领导层要有行业和区域代表性，要留住最热情的前10位发起人，这样的考虑并非出于私利，而是真诚地在为协会着想，筹备组认为自己有义务来保证一个好的领导层。刘晓光说当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权利，大家不会争，他是真诚地这么想的。但这是一个误判，对发起人来说，这是一种义务，但也是一种权利。是以义务为中心来构建一个等级制的组织还是以权利为中心构建一个共和的组织，SEE从一开始就不得不进行选择。刘晓光的传统思维方式遭到挑战，多数发起人对这种领导层被内部指定的方法很不满意，大家感到权利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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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关于选举办法的话音刚落，马上引来强烈批评，“别玩老的那一套”，“别把国有企业那套玩法搬来”，抗议声一片，会场一时陷入混乱的僵局。在筹备组推选的名单上，并没有任志强、冯仑、史玉柱等人的名字，理由是考虑到他们可能太忙，可能没有时间参与SEE的工作，这样的解释实在难以说服人。更麻烦的是，被推选进名单的人中，有的人还没有到场，如柳传志（联想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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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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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无时间来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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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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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推选的标准之一是有没有时间参与，但有人连这个会都没有时间参与，还怎么能在推选名单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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