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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企业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民主法治的规则呢？似乎三条道理就足以解释了。首先，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他们的事业是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不是别人赐与的。他们个性极强，不愿受人无端摆布。独立自主的人要在一起从事公共性的事业，他们就容易选择自由、平等、相互制约的规则。其次，他们是有建设性的人，他们都有事业有财产基础，他们普遍都厌恶破坏性的暴力手段，他们不愿意走极端，而习惯于谈判协商达成一致。第三，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环境，企业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任何对稳定的经营环境的随意侵扰（如随意性的政策）都是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破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求企业家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治理权力。民主法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理论家们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工商企业家群体这个载体，这句话也只会是一句空话。企业家只是企业利益群体的代表，他们与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因此也可以说，自由企业是民主法治的真正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民主法治，是企业调解相互关系的自然规则，这样的规则向社会更大范围延伸，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逐步建立。只要自由企业能继续发展，我们就必然能一步步接近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百年中国，民主法治梦不断破灭，原因就是自由企业太少。而当今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就是农业化社会向企业化社会的转变，而企业化的社会，就必然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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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将刚经历的领导班子选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则总结为“公开透明、平等参与、公平竞争、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按协议条款办事”的公共事务组织原则。杨鹏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核心是企业家关系平等，而自由人的平等的联合体，只会采取民主法治的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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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嘉喜欢把《章程》和《选举办法》讨论说成是SEE的制宪会议。王维嘉199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获博士学位，他了解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从麦迪逊的《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一书看，美国宪法制定者们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辩论，不断冲突不断妥协，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来解决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美国制宪会议开了近4个月（从1787年5月25日～9月17日），55名参会代表中有14人担任过法官，还有两名优秀的律师，大家都遵守规则，拥有平等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的习惯。SEE在2004年6月4日晚上讨论《章程》和《选举办法》的会议开了5个小时，参会人中缺少专业的法律人士（尽管任志强在辩论时提醒大家他获得过法学硕士），讨论的议题当然没有美国制宪会议的议题重大，参与人也没有成熟的公共议事规则，但SEE会场那种平等提议辩论投票的场景，还真有些像美国制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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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的《章程》制定及民主选举并非预先策划出来的，而是“被民主”出来的。2004年6月5日，SEE企业家会员们民主选举了SEE领导班子，种下了SEE民主选举的组织基因，从此“民主”就成了SEE的组织特征之一。但是，民主选举的热情过后，SEE进入琐碎繁杂的日常管理，面对着诸多管理上的全新挑战。大家在实践中慢慢体会到，民主选举仅是SEE组织治理的开始，选举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组织能否成功。由于组织参与者们并没有治理一个民主组织的经验，麻烦事开始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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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治理之路 第三章 2004年：钱该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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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5日SEE第一届管理班子在阿拉善的月亮湖选举产生，共持续3年53天的时间，2007年7月28日第二届管理班子换届选举完成。3年多的时间中，第一届管理班子共召开过7次执行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3年中平均5个多月一次）和3次理事会员大会（每年一次）。SEE遇到的所有重大问题，最终都会以议题形式进入这些会议的议程之中进行讨论并解决。SEE执行理事会相当于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是SEE的决策机构，负责重大业务和秘书长人选安排。SEE秘书处是执行理事会的执行机构。正常情况下，理事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监事会每年安排一次财务审计，日常运行主要是执行理事会决策，秘书处执行。所以，本文的研究是以执行理事会的决策为中心线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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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是一个环保社团，被选举出来的15名企业家执行理事都受过大学教育，但没有人是环保专业毕业的，更没有人从事过沙尘暴研究和荒漠化治理，没有人拥有管理民间环保组织的经验。虽然会长刘晓光的首创公司投资了不少污水处理厂，王石开始在万科推动环保建筑，李谋伟在李长荣化工集团推行环保标准，宋军对阿拉善苁蓉与梭梭树共生关系有不少了解，张醒生和汪延是环保志愿者，但总的来说，SEE首届执行理事会班子并没有管理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熟经验。5名监事当中，林荣强是清华同方环境公司的董事长，从事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垃圾焚烧等业务，环境意识很强，但对于荒漠化防治及公益组织管理也没有经验，而且由于是监事职务，参与执行理事会决策讨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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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秘书处班子核心成员中，首届秘书长杨平先后担任过《北京青年报》总编助理、《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及《华夏时报》执行总编，是媒体人，有知识分子的热情，但没有环境保护经验，不熟悉公益组织文化。也就是说，首届SEE领导班子中，会长是企业家兼职，监事长是银行家兼职，专职的秘书长刚从报社总编的位子退下来，没有一个人具有管理民间环保组织的经验。虽然如此，但他们多数人有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他们自然而然地将企业管理的经验引入SEE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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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组织规范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形成。组织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解决的结果如何？这是研究组织成长中最重要的环节。我力求将“问题—决策—结果”作为总结SEE组织规范成长的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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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一次执行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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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6日，SEE在北京翠宫饭店三楼振英厅召开首届执行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15名执行理事中，刘晓光、王石、韩家寰、张树新、宋军、冯仑、戴志康、李谋伟、汪延、焦家良、高文宁11人出席，其他4名执行理事派出了代表。5名监事中有林荣强、卢正昕、张朝阳3人出席，秘书长杨平参会。会议先请美国保护国际中国区主任吕植教授讲解了保护国际的管理经验，就环保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提问，随后进入SEE《章程》修改、筹备期结算报告、2004年预算报告等议题的讨论。万事开头难，新官上任的SEE第一届执行理事、监事联席会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由于没有清晰的议事规则，这次会议的开会过程有点凌乱，但仍然就一些重大事项形成了决议，这些决议对后来SEE的组织规范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组织的开端是十分重要的，它决定了组织运行的基本方向。所以我尽可能细致地引用会议相关资料，将SEE一开始所面临的管理问题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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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预算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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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晚上，发起人对《章程》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并委托执行理事会根据这些建议对《章程》进行修改。首届执行理事会的第一个议题是《章程》修改，秘书长杨平作《章程》修改报告。参会者对大多数《章程》修改没有意见，但否定了杨平关于秘书长资金审批权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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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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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权限，原来是支配金额在30万元以下，这次调整到15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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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马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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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问题，项目只要定下来，就要有预算。预算外的支出还要再开会决定，就是严格采取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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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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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预算外的，先让会长掏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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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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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一层结构就是整个理事会，第二层是执行理事会，秘书长实际上是执行机构，会长、副会长是决策机构。（执行理事会）主要的权力就是决策全年的计划、预算、项目。监事会监督谁，就是监督执行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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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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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的是预算审批的程序，这是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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