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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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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个月时间，先拿出战略的框架，大家再围绕这个战略框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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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之所以建议在一个月内完成战略框架，是因为他在2005年8月到9月已在阿拉善地区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调研，完成了一份阿拉善地区生态保护战略分析报告（《713-71战略报告》）。杨鹏在2005年10月17日SEE香港理事大会上作过简要介绍。该战略报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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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耗减，林草植被锐减，是荒漠化扩展和沙尘暴频次增加的直接原因。而水资源耗减和林草植被锐减的背后，则是四大人为因素，我们总结为“四多”：一是农牧业人口过多，二是牲畜数量过多，三是灌木林砍伐过多，四是地下水消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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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牧业人口过多看，阿拉善人口总量由建国前的3.41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近20万人。其中6.7189万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草地、灌木林和地下水的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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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牲畜数量过多看，阿拉善牲畜数量从建国前的35万头（只）达到2004年的218.5万头（只），草场严重超载。当地科研部门测算，平均超载70％左右。草地自然恢复的数量，赶不上草地消耗的数量，草场覆盖率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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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灌木砍伐过多看，全盟每年柴薪消耗约2万吨，相当于年消耗50万亩生长了40年的梭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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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水消耗过多看，全盟有31万耕地采取抽取地下水漫灌的方式。平均每亩农作物耗水量在600立方米左右，全盟每年农耕消耗1.86亿立方水。平均每位农民每年需要比一个标准游泳池还多的水来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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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四多”，解决的办法就是“四减”：减少农牧业人口，减少牲畜数量，减少灌木林砍伐，减少地下水消耗。阿拉善生态的根本问题，是生态承载能力不足。人与生态的矛盾，只能通过“四减”来实现。而这“四减”，是人为的努力可以逐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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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虽然对阿拉善生态破坏的原因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但SEE秘书处2006年工作计划与预算却与这些分析结论关系不大。如果该战略报告的结论是正确的，SEE阿拉善地区的环保战略就应当以实现“四减”为目标，形成具体的策略、计划和项目。“四减”是可以设定量化指标进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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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为在战略目标不清的情况下，讨论具体项目意义不大，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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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认为协会现有的工作计划，缺乏战略框架指导，所以决定由战略委员会在一个月内以《713-71战略报告》为基础制订好协会的战略规划（包括确定协会募资每年必须投入荒漠化环境治理的比例），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2006年协会工作计划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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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6日的SEE第一次执行理事会就确定了预算管理制度，但预算管理制度的前提是战略目标清晰。没有明确的战略，所有的项目安排就失去了准星。这个决议的时间过去一年半了，SEE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规划，只是提出一些具体项目。仔细分析这些具体项目，我们能发现还是有内在方向的，这些项目一是着眼于阿拉善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二是推进企业家从事环保行动。但是，项目的设计确实缺少明确的战略指导，加上汇报的方式不够简洁量化，企业家们很不满。这次会议的气氛不好，不少企业家情绪烦躁，指责秘书处，甚至有人威胁说如果这样下去，就公开退出SEE。同时，会议讨论过程缺少议事规则，会场显得有些混乱。王石、冯仑、胡葆森、任志强几位企业家因有事要提前离会，由于参会人在辩论之中，他们没有给大家打个招呼就起身退场了。因为几位执行·理事离场，余下的人数构不成执行理事会人数的半数，所以会议除了决定要进行SEE战略规划研究之外，没有形成其他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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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效果不好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秘书处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战略思路，而且没有找到与执行理事们恰当的沟通方式。二是一些企业家表达观点的态度也有问题，缺少对秘书处工作人员应有的尊重。他们没有耐心听秘书处汇报，发现问题只是匆忙地指责，而没有耐心地来指导秘书处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企业家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态度，延续了他们在企业内部的雇主对雇工的态度，有时态度比较蛮横生硬，不允许秘书处对相关事务进行辩解。SEE是社会公器，参与SEE的人员无论是理事还是秘书处工作人员，都是在为社会公益服务，应当有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次会议说明，SEE从充满激情的成立到管理上的矛盾与不顺，开始显示出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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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有些失控的会议结束以后，秘书处和执行理事会再也没有就2006年的规划与预算召开会议。2004年6月24日的SEE首届执行理事会就已决定SEE要按预算管理制进行治理，但SEE的2006年，却成了一个没有规划与预算的一年！严格按预算管理制进行公共事务管理，这不仅是一种愿望，更是一种能力。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在管理企业时是好手，但在管理公共事务上也仍然是小学生，大家都有一个学习和适应公共事务预算管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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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来信：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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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是东莞东亚包装实业公司董事长，他于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河南辉县当过县委副书记，以后下海经商。他是从网上看到了SEE成立的消息，十分激动，认为“是时候了”，主动找上门来加入SEE。杨利川列席了这次会议，对本次会议很不满。之后又听说宋军副会长因为不满SEE在阿拉善地区的业务，自己于2005年8月12日在阿拉善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协会。杨利川于2006年1月18日给会长会、执行理事会写了一封抗议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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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光兄及诸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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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宋军副会长另起炉灶的事情，真是惊讶不已，此事竟然拖了几个月未引起重视，就更难以置信。进而，我又了解到协会与宋军的矛盾以及协会内部的矛盾，联想起协会成立以来的不足：开会没有规则，会员随意缺席，盲目投票决定……不由感到协会的自身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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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副会长（我至今对宋军优秀的一面表示钦佩）的行为显然表示了与协会的分歧，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有问题连与最核心的会长们都不能沟通，这本身就是问题。副秘书长邓仪长期驻在阿拉善做项目，与副会长宋军同处一地，本来正是工作配合之便，可是偏偏尿不到一个壶里，不相往来，互抱成见，不能合作。如果这些内耗现象发生在政府机关或者国有企业，也许不足为怪，但是发生在一个成立仅一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中，就不能不说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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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们把开会看得太随便，以为协会是捎带的事情。比如我们环境体系建设委员会开会，我特地把韩国的行程提前又缩短，结果赶到北京的只有三个南方人。我想，我到剧场看演出都不会迟到早退，因为那是对演员的尊重，也是对入场券的负责。也许，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就是这么来的。可是，我们加入到一个组织中来，据说还是一个如此高尚全国领先的组织，难道就这样不当回事，不讲信用，不负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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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会长副会长们在会前也很少交流，对会议内容也不甚了了，所以才会东拉西扯，在不深入讨论的情况下草率投票，打击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尽管按照民主原则不应控制思想，但不等于不需要控制会议程序，也不等于不需要充分说明会议内容，任凭“会议闲逛者”草率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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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于对协会发起者的尊敬并因为理念上的认同才“自投罗网”的。我们曾认为协会是由中国的优秀企业中的优秀领导者组成的，而且，我们是在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这个尚显空荡的舞台上率先示范的。这样来说，就更加是危机——如果我们都屡屡露出某些劣根性的狐狸尾巴，岂不叫大众失望？我记得在我担任县委副书记时，最怕的就是群众说：“北京来的干部也一个德性！”那样的话，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20年过去了，我初衷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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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实际上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过我认为，工作忙也好，意见分歧也好，商业技巧也好，个人福利也好，都可以理解，但是，要讲规则。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搞出组织章程，难道只是挂起来吗？担当职务的，就要尽职尽责，开会，就要守秩序，工作中，要默契合作，组织和财务，更要讲规则。我们的优秀和表率，就应在此体现出来。协会成立时，在实践民主程序上不是曾经相当富有创新性吗？那么，在所有公共事务上，也完全可以体现新的理念，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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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我们的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民主意识、法律知识、组织能力等等应该不缺乏，但是，当大家抛开商业利益，为了社会公益来到一起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从这点说，我们的现代意识又有多少呢？即使有，又有多少已形成共识，形成团队的精神呢？为此，我甚至想到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集体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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