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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认为协会现有的工作计划，缺乏战略框架指导，所以决定由战略委员会在一个月内以《713-71战略报告》为基础制订好协会的战略规划（包括确定协会募资每年必须投入荒漠化环境治理的比例），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2006年协会工作计划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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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6日的SEE第一次执行理事会就确定了预算管理制度，但预算管理制度的前提是战略目标清晰。没有明确的战略，所有的项目安排就失去了准星。这个决议的时间过去一年半了，SEE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规划，只是提出一些具体项目。仔细分析这些具体项目，我们能发现还是有内在方向的，这些项目一是着眼于阿拉善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二是推进企业家从事环保行动。但是，项目的设计确实缺少明确的战略指导，加上汇报的方式不够简洁量化，企业家们很不满。这次会议的气氛不好，不少企业家情绪烦躁，指责秘书处，甚至有人威胁说如果这样下去，就公开退出SEE。同时，会议讨论过程缺少议事规则，会场显得有些混乱。王石、冯仑、胡葆森、任志强几位企业家因有事要提前离会，由于参会人在辩论之中，他们没有给大家打个招呼就起身退场了。因为几位执行·理事离场，余下的人数构不成执行理事会人数的半数，所以会议除了决定要进行SEE战略规划研究之外，没有形成其他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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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效果不好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秘书处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战略思路，而且没有找到与执行理事们恰当的沟通方式。二是一些企业家表达观点的态度也有问题，缺少对秘书处工作人员应有的尊重。他们没有耐心听秘书处汇报，发现问题只是匆忙地指责，而没有耐心地来指导秘书处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企业家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态度，延续了他们在企业内部的雇主对雇工的态度，有时态度比较蛮横生硬，不允许秘书处对相关事务进行辩解。SEE是社会公器，参与SEE的人员无论是理事还是秘书处工作人员，都是在为社会公益服务，应当有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次会议说明，SEE从充满激情的成立到管理上的矛盾与不顺，开始显示出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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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有些失控的会议结束以后，秘书处和执行理事会再也没有就2006年的规划与预算召开会议。2004年6月24日的SEE首届执行理事会就已决定SEE要按预算管理制进行治理，但SEE的2006年，却成了一个没有规划与预算的一年！严格按预算管理制进行公共事务管理，这不仅是一种愿望，更是一种能力。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在管理企业时是好手，但在管理公共事务上也仍然是小学生，大家都有一个学习和适应公共事务预算管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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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来信：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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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是东莞东亚包装实业公司董事长，他于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河南辉县当过县委副书记，以后下海经商。他是从网上看到了SEE成立的消息，十分激动，认为“是时候了”，主动找上门来加入SEE。杨利川列席了这次会议，对本次会议很不满。之后又听说宋军副会长因为不满SEE在阿拉善地区的业务，自己于2005年8月12日在阿拉善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协会。杨利川于2006年1月18日给会长会、执行理事会写了一封抗议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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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光兄及诸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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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宋军副会长另起炉灶的事情，真是惊讶不已，此事竟然拖了几个月未引起重视，就更难以置信。进而，我又了解到协会与宋军的矛盾以及协会内部的矛盾，联想起协会成立以来的不足：开会没有规则，会员随意缺席，盲目投票决定……不由感到协会的自身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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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副会长（我至今对宋军优秀的一面表示钦佩）的行为显然表示了与协会的分歧，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有问题连与最核心的会长们都不能沟通，这本身就是问题。副秘书长邓仪长期驻在阿拉善做项目，与副会长宋军同处一地，本来正是工作配合之便，可是偏偏尿不到一个壶里，不相往来，互抱成见，不能合作。如果这些内耗现象发生在政府机关或者国有企业，也许不足为怪，但是发生在一个成立仅一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中，就不能不说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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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们把开会看得太随便，以为协会是捎带的事情。比如我们环境体系建设委员会开会，我特地把韩国的行程提前又缩短，结果赶到北京的只有三个南方人。我想，我到剧场看演出都不会迟到早退，因为那是对演员的尊重，也是对入场券的负责。也许，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就是这么来的。可是，我们加入到一个组织中来，据说还是一个如此高尚全国领先的组织，难道就这样不当回事，不讲信用，不负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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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会长副会长们在会前也很少交流，对会议内容也不甚了了，所以才会东拉西扯，在不深入讨论的情况下草率投票，打击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尽管按照民主原则不应控制思想，但不等于不需要控制会议程序，也不等于不需要充分说明会议内容，任凭“会议闲逛者”草率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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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于对协会发起者的尊敬并因为理念上的认同才“自投罗网”的。我们曾认为协会是由中国的优秀企业中的优秀领导者组成的，而且，我们是在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这个尚显空荡的舞台上率先示范的。这样来说，就更加是危机——如果我们都屡屡露出某些劣根性的狐狸尾巴，岂不叫大众失望？我记得在我担任县委副书记时，最怕的就是群众说：“北京来的干部也一个德性！”那样的话，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20年过去了，我初衷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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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实际上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过我认为，工作忙也好，意见分歧也好，商业技巧也好，个人福利也好，都可以理解，但是，要讲规则。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搞出组织章程，难道只是挂起来吗？担当职务的，就要尽职尽责，开会，就要守秩序，工作中，要默契合作，组织和财务，更要讲规则。我们的优秀和表率，就应在此体现出来。协会成立时，在实践民主程序上不是曾经相当富有创新性吗？那么，在所有公共事务上，也完全可以体现新的理念，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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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我们的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民主意识、法律知识、组织能力等等应该不缺乏，但是，当大家抛开商业利益，为了社会公益来到一起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从这点说，我们的现代意识又有多少呢？即使有，又有多少已形成共识，形成团队的精神呢？为此，我甚至想到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集体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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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他是需要灵魂的，是需要精神和文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诚、尽职、民主、守则、合作。这是基本的理念，也是基本的规则，不然，就不会有凝聚力。我希望会长们、执行理事们首先担当起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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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建议：我所信任和尊敬的会长们要形成人的核心，通过表率再形成文化的核心，执行理事和积极分子们形成协会的骨干队伍，其他事情就不在话下。什么战略问题、人事问题都好解决。也就是说，不管风吹浪打，我们这些人是要在一起干事的。从组织稳定和理念整合上，特别是从操作项目和管理基金来说，理事稳定在100人较为合适（起码在初期是这样），等协会的项目管理能力、制度控制能力和文化整合能力强大时，再扩展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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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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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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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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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军成立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协会，当时执行理事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这没关系，SEE企业家成立自己的公益组织，并不意味着他不参加SEE，反而说明SEE影响企业家承担更多责任的任务得以实现了。但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分裂，是另搞一套，对SEE有很大破坏性。副会长张树新、理事杨利川代表着第二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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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这封信批评的是会长会、执行理事会，认为执行理事们没有尽到责任。杨利川将SEE提到“当代企业家的集体命运”的高度，认为中国企业家要“在所有公共事务上，也完全可以体现新的理念，新的精神”，他回到了SEE成立时最重要的精神共识上，反映了杨利川对SEE的重视和期望。2010年6月25日杨鹏打电话询问杨利川写这封信时的想法，他说除了信上写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点为秘书处鸣不平。企业家们不认真听秘书长杨平和工作人员把情况讲解清楚，就只顾乱批评乱嚷嚷，不尊重SEE秘书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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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历程中，SEE发生了不少问题，解决了不少问题。总的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比问题多。SEE似乎有一个传统，当问题逐渐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总会有理事主动跳出来挑明这些问题，使这些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总之是有人在盯着，而且制度设计上给每位有监督意愿的会员创造了条件，当脓疮出现后，一定会被挑掉，不会任由其溃烂下去。杨利川这封信就起了挑脓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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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第一次会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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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这封信产生了作用，SEE会长们坐不住了，他们全体（刘晓光、王石、张树新、韩家寰、高文宁）在2006年1月22日晚召开了会长会。张树新在会上念了杨利川的来信，大家开了个反省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负责起来。会议纪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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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2日晚，根据张树新副会长的提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北京首创大厦召开了会长会议。会议回顾了协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对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并就过去的工作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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