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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3年多的时间，SEE没有形成正式的媒体战略，也没有设定专门的媒体官员，但由于第一任秘书长杨平是媒体人出身，加上SEE一些著名企业家会员的媒体效应，SEE从成立开始就比较受媒体关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著名企业家，二是民主选举和内部治理。代表性的报道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陈默在2007年8月17日的《一个模范非政府组织的宪政治理三部曲》。SEE第二届班子希望媒体不要盯在“SEE民主”这样的治理形式上，而将关注引向SEE的环保业务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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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主持了法律记者沙龙这次活动，请邓仪介绍SEE在阿拉善地区的社区环保项目和“内生式”模式，目的是想向记者们表达，SEE是行动者，SEE的社会理想是在具体社区环保项目实施中体现的。SEE社区环保的核心，是通过社区自治来实现村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更好管理。SEE社区环保的经验说明，社区民主能有效促进社区环保。邓仪在报告结束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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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项目里面，基本上是农民自己在设计、自己在决策、自己在运作、自己在管理。协会只是一个协作者或一个帮助者。任何公共事务，都是以民选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修管罐的叫管罐管理委员会，项目做完以后，这个管理委员会就解散了。然后在任何公共的事情上，这样一个公共管理的机制已经成为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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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工作是社会公益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益组织着眼于社会的改变和进步，但社会公益组织资源有限，大部分社会公益组织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做的具体事往往都是小事，但重要的是，这些小事里包含了重要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在内。也可以说，社会公益影响世界的东西，不是小事，而是通过小事所传达的社会价值观和理想去影响社会。例如，SEE在阿拉善吉兰泰村，通过促进村民对环境资源的自治管理，实现了300多名村民自觉地对14万亩梭梭林的保护。阿拉善共有梭梭林1400多万亩，吉兰泰村14万亩梭梭林只是很小的数量。从项目规模来看，保护14万亩梭梭林不过是小事。但是，用村民自治的模式来保护14万亩梭梭林，这种模式的保护效果更好，那么，SEE的价值在于实践这种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向更大范围推广，使更多地区将森林保护与社区自治有机结合起来。社会公益组织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案例表达支撑案例的价值和模式，以案例的价值和模式来影响社会。影响社会，最终都是要表现在影响舆论或影响政策上。公益组织的资金投入，一样要讲求投入产出的核算，追求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可能的公益效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没有舆论影响或政策影响的项目，都谈不上是成功的项目，所以媒体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SEE3年多来在阿拉善地区的环保项目已取得一定进展，足以证明社区民主与社区环保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经验需要借助媒体渠道传播出去，影响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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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是公益组织，其舆论工作与企业和政府的方式全然不同，公益组织舆论工作的核心，是要与媒体记者形成“价值共同体”。我们做的事中所包含的价值，与记者心中的社会价值是统一的，这样才能形成价值共振，有了价值共振，记者是通过报道SEE的事例来传达记者自己的价值取向。简单说，要把SEE的行动事件变成记者传达自己内心理想的载体或工具。更大的自由和更平等的公共参与，这是绝大多数记者的天然职业价值取向。邓仪介绍SEE项目实践中所体会到的社区民主与社区环保的高度统一，这与渴求中国社会进步的记者们具有高度的价值共振。这以后，通过介绍SEE项目来表达社会价值的报道，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2009年3月《中国改革》记者杨子云题为《阿拉善SEE：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使命》的长篇报道。杨子云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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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传统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从上到下的保护，这是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方式。优点是具有强制力，弱点是社区百姓参与弱，对百姓来说环保是政府的事。二是外来的环保组织进入当地搞环保，优点是有热情和技术手段，缺点是与当地百姓的生活脱节，对百姓来说环保是外来组织和专家的事，人走茶凉。阿拉善SEE则认为，生态保护是当地百姓自己的事，当地人才是生态保护的主体，要在农牧民的自愿与自治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自治和自愿参与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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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业务报道，也是价值观表达，记者从SEE环保项目中看到了社会民主自治和公共事务平等参与的价值观。SEE与优秀的记者们是价值共同体，是同盟军，SEE承载着记者们的社会理想，SEE要联合记者们去影响和改进中国，这是SEE舆论工作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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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会员的区域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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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7日，新年伊始，为增强理事间的交流及理事对SEE秘书处工作的了解，SEE首任会长刘晓光与现任会长王石共同邀请北京片区的理事会员参加晚宴，共有36名理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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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秘书处为本次晚宴专门准备了两个公益项目，动员理事会员认领。一个是阿拉善腰坝片区少儿图书捐赠及查汉滩片区少儿图书捐赠两个环保包共计6万元人民币，这个项目被SEE协会监事长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董事长）认领。另一个是阿拉善生态助学奖学金4万元人民币，这个项目被SEE理事苗鸿冰（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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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是一个追求预算管理制的组织，每年预算确定后，很难再增加新项目。环保包项目，是希望在预算框架外给理事会员参与公益增加灵活的机会。王石希望把环保包作为SEE片区会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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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王石很重视理事会员片区性的活动。王石认为，SEE理事会员主要分为五大片区，一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片区，二是以深圳为中心的华南片区，三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片区，四是以台北为中心的台湾片区，五是以昆明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各片区理事除了参加SEE统一的活动外，还应有片区自己内部的活动，这样理事会员们才能有足够的参与感和凝聚力。他希望使片区性的理事会员活动逐步组织起来，活动起来，目标一是发展会员，二是片区理事联合做一些区域性环保项目，在实现此目标的前提下，要求秘书处研究相关的法律规定，找出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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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动SEE理事会员按区域组织起来，最自然的办法就是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但是，国务院1998年10月25日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而且，《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第六款还规定：“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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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名称限于内蒙古阿拉善，但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业务范围也不仅仅限于阿拉善地区环保，活动地域也在全国，SEE的实际状况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死规定并不完全一致。这并不是SEE要有意偏离《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而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按照注册行政属地管理的习惯来管理公益组织，远远落后于公益事业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明知如此，如何既要满足理事会员开展地域性组织活动的要求，又不偏离“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的规定呢？这个问题在多次会议中都讨论过。针对这个问题，2007年7月28日修改的第三版SEE《章程》中，增加了第十四章“会员分部”，有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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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SEE理事会员、联系会员可以区域、行业或其他理由成立“SEE会员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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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条：SEE会员分部不是独立法人，而是SEE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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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时有以冯仑为代表的理事会员不断提醒SEE会员片区活动要淡化组织色彩，应当采取类似“联谊会”的简单形式来进行，但片区会员活动时仍习惯用分会的名称，而且没有人对SEE《章程》关于片区分部的上述规定提出过修改意见。大家一方面觉得似乎在法律上有些不妥，但一方面又认为本是做好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社会制度的渐进变革，往往是从微观层面的需求变化开始的，SEE不同地区的理事会员希望有区域性的组织活动。他们希望有一定规范的组织形式，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又多少限制了这种诉求，结果就是现实逐渐越出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框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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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联合行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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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0日晚，“中国企业家公益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八届亚布力年会”上召开，会议由郭为组织，参会人员有王石、王巍、王维嘉、田溯宁、张树新、吴鹰、陈东升、任志强、刘东华、郭为、武克钢、赵民、张洪涛、杨鹏、杨平等。会议内容是协调各企业家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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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来，中国企业家在官办的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等组织外，逐渐成立起一些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其中最早的是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为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首届主席为田源，以后每年选择企业家理事轮职担任主席。中国企业家论坛以亚布力滑雪场为平台，举办年度亚布力论坛，组织企业家进行思想交流，对中国企业家的跨界交流及组织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企业家们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交流和合作，为后来成立的各企业家组织奠定了重要的人脉关系的基础。数字中国联合会（2003年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04年成立）、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2005年成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06年成立）等企业家组织的成立都与企业家论坛亚布力年会关系密切。这些不同的企业家组织的成员之间有不少相互重叠，如中国企业家论坛的50名理事中，有20名同时是SEE理事会员，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陈东升同时也是SEE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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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企业家组织之间的理事相互重叠，不少理事要参加不同企业家组织的活动，他们不希望这些不同组织的活动内容重复，希望各组织业务要有相对分工，在分工基础上合作。王石认为，2008年1月开始的南方雪灾很严重，但各企业家组织却没有及时参与救灾行动。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讨论企业家各组织在自然灾难救助上的联合行动机制。各企业家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形成了共识，由王巍代表大会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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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形成公益组织是推动企业家群体成长，支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更多的企业家加盟，或者形成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意义的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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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希望逐渐提高这些组织的治理水平、透明度，增加更多的公益活动，帮助中国发展，帮助企业家群体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企业家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协作，协调发展，有一种共同的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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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6家组织的秘书长形成不定期的联席会议，一起来探讨如何有效提高这些组织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大家推举王石担任总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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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共识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形成了各企业家组织秘书长的联席会议机制，确定了联合行动的总协调人，这为企业家各组织的联合行动创立了组织机制。这个组织机制在2008年5月12日开始的汶川地震联合救助时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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