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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选举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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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益组织同行及关心SEE的记者朋友们来说，SEE治理结构中最独特的就是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选举制。2004年6月4日晚，SEE发起人经过热烈辩论，确立了差额选举的民主制度。2004年6月5日，SEE按照严格的民主选举制选出了第一届领导班子。（15名执行理事组成的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选举产生会长及副会长。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监事再选举产生监事长。秘书长由会长提名，执行理事半数以上表决通过。）这就确立了民主选举SEE领导班子的规则。2007年7月28日的SEE理事大会举行换届选举之前，有少数企业家会员希望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以荣誉职务或顾问委员会的方式保留下来，但这种想法没有占上风，被大家否决了，2007年理事大会坚持严格的民主选举。2009年10月28日的第三届领导班子选举，是严格按民主选举规则进行的。拥有近百名会员的SEE连续三届领导班子都严格按照民主选举方式进行选举和更替，这就成了SEE的传统。每次选举过程都向社会开放，有许多公益组织负责人和媒体现场观察，民主选举与SEE的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有记者将SEE称为企业家的民主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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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民主选举制度日趋完善，但换届前后的非正式协调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外人只看到正式选举制度的实行，却不容易了解大选背后竞选文化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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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6月5日第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中，大陆企业家完全是原子式的散打，没有任何群体协商行动，只是凭个人当时的感受进行投票。但同时大陆企业家惊异地发现，台湾企业家会员似乎是协调一致的，他们的投票都比较统一，所以虽然台湾企业家占投票人数不到1／4，但他们对选举结果影响很大，看来台湾企业家之间有协调，他们的选战经验比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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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8日第二届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前，台湾企业家专门设宴招待SEE会员，在宴会上隆重推荐台湾企业家参选人，公开拜票，结果台湾企业家推荐的候选人全部当选。台湾企业家没有违背任何选举规则，但他们却更善于在这样的选举规则下开展幕后协调行动。台湾企业家这种统一协调应对选战的做法给大陆企业家不小的刺激，大陆企业家也因此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投票前的协调工作开始逐步加强。在这个过程中，似乎逐渐以行政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群体行动。投票前华南、华东、华北区域代表性企业家之间的协调开始产生作用。各区域的企业家会员们会非正式地开会研究，提出自己的代表名单，然后与其他区域的代表性人物沟通协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大会中的不确定性愈来愈少，或者说内部协调预先确定的成分开始增加。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看不出有谁或哪些人在专门地进行策划和组织。一到换届大选，就自然会讨论选哪些人的问题，也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比较坚持己见的人就可能去动员别人投票，想法接近的人就自然形成了圈子，有了圈子就会有选举前圈子间的协调。在各种圈子中，不同区域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大圈子，人数多的区域（如以深圳为中心的华南片，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片，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片以及以台北为中心的台湾片）自然就对选举名单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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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选举制度是日趋完善的公正的民主选举制度，会员一人一票完全平等，参选和选举是自愿的。投票采取匿名画票形式，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自主投票而被人发现或受到威胁，但是，群体协调性的投票已自然而然地开始出现。2009年10月28日选举前，要选台湾大成集团总裁韩家寰当会长的协调工作就已开始，理由是2004年时会长由北京片代表刘晓光担任了，2007年会长由华南片代表王石担任了，2009年会长应由台湾片代表来担任，以动员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加盟SEE。华南、北京、华东、云南片企业家在私下协调中都大体认可这个理由：这届应选一位台湾人担任会长。选举前大家私下交流时开玩笑说：“我们大陆企业家要表现自己对台湾企业家的友好态度，海峡两岸的矛盾在我们阿拉善SEE这儿应当可以解决。”韩家寰就这样无悬念地当选SEE第三届会长，这除了他本人热心厚道有号召力之外，还因为他是台湾片的代表。选举结束后，大陆企业家说：“其实解决海峡两岸的问题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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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选举文化的微妙变化，能使我们对中国式民主的演化有一个新的理解。民主选举的结构，并非一个个完全独立的选举人直接面对一个个完全独立的候选人，在候选人和选举人之间，会有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组织板块，不同候选人是不同组织板块推荐的代表，不同选举人也分属于不同组织板块，选举人的投票行为受组织板块很大的影响。各组织板块代表人物之间的协调，对选票投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量。宪政学者们往往都期望民主宪政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产物，选举中每个人完全按自己个人意志独立自主地行动，但其实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是组织动物，其思想及行为受组织很大的影响。所以，民主并非完全是个人间的互动关系，更是组织板块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其实是政党政治，是各政治团体互动的政治。SEE并非政治组织，但因为有定期的领导人换届选举，民主选举就成了SEE组织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民主选举的实践逐渐呈现出了中国企业家的特点。这也许并非只是中国企业家的特点，也可能是将来社会开放情况下中国选举的特点。SEE自成立以来，一直存在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企业家会员参与机会较少。SEE总部设在北京，业务由北京的秘书处负责，相当一部分业务在阿拉善地区开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会员很不方便去北京开会及到阿拉善参与项目，缺少参与感一直是个大问题。地区性分部的成立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会员可按区域就近共同参与当地的环保项目，参与感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会员的区域团队意识及协调能力也相应强化。2009年12月17日，以深圳为中心的SEE华南分部成立，2010年3月24日以上海为中心的SEE华东分部成立，2010年7月23日SEE台湾分部成立，2011年6月5日SEE北京分部成立，SEE区域组织协调的力度加大，区域组织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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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是一个环保公益组织，企业家会员加入SEE要付出会费及精力，他们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在选举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有很较劲的协调和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组织化的需求，这种组织化暂时以区域化板块的形式松散地表现出来。SEE逐渐表现出联邦制的特点，会员人数较多的区域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联合组成了联邦政府式的执行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我们如何去理解和看待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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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是平等参与、公开透明的民间公益组织，每位会员都有《章程》赋予的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平等的知情权及监督权，《章程》规范SEE与会员个体之间的关系，会员个体选举出执行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会员去行使组织管理权力。《章程》没有规定，但在现实运行中逐渐成形出来的，是地方区域组织板块。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基于行业、兴趣、熟人等形成的会员小圈子。这些组织板块或小圈子在推选候选人和影响SEE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力日趋增强。尤其当某个圈子的代表人物特别热心投入SEE工作，这个圈子对SEE的影响就可能超过其他圈子。在SEE《章程》和会员个体之间，呈现出有趣而复杂的组织板块或圈子间的互动状态。人总是组织化的，SEE参与者们并非单个原子的集合，而是以组织板块或圈子的方式互动集合在一起的。我们由此可推测，民主宪政结构并非只是每位公民独自面对《宪法》，更多是各种公民组织团体在互动中共同面对《宪法》。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规范的公民结社自由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民主宪政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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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席是SEE三巨头，相互约束，对外时都代表着SEE。但是，根本权力在会员，会长、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席都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他们的权力来源是由下往上的，是被会员授权的。全体会员是主人，领导班子只是被授权的代理人，民选上来的领导人都不会有很牛气的样子。而且，会长与其他执行理事一样在投票中都只有一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固然会长的实际影响力会比非会长执行理事大一些，但总的来说，会长更多只是一个执行理事会召集人和动议讨论表决的组织者的角色，没有超越他人的个人权威，他提出建议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和平衡其他执行理事的想法，不会特别固执己见。监事长也是如此，监事长只是监事会的召集人。章程委员会主席也是如此，只是章程委员会召集人。SEE会员在心态上极为平等，SEE《章程》是一个以平等参与为原则的民主章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SEE的独裁者，谁也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大家公认的最大的权威是《章程》，大家服从的是依据合法表决程序形成的决议，这并不妨碍会员逐渐开始以组织板块或圈子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对SEE的影响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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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会长选举记：《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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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9日，旁听SEE换届选举大会的记者谭翊飞和李超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阿拉善会长选举记》一文，有记者特有的角度，兹引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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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会议以吵架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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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的年会在北京朝阳路的万科集团办公楼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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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里的庆典氛围不同，这里的会议以吵架而出名。从电梯内到四楼会场，四处张贴着来自沙漠的摄影画：胡杨树、野生动物等等。这一切证明这次会议的主角是一家治理沙漠的环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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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有的是钱，缺的是时间。”喜马拉雅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董事李岳奇在竞选演说中说。这些不缺钱的企业家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王石、冯仑、田溯宁、任志强、吴士宏、张树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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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的一部分2004年6月4日在内蒙古阿拉善的月亮湖边承诺一定要为中国治理沙漠做点什么，他们连夜赶制选票，成立了阿拉善生态协会，简称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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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的这次会议召开时，这个组织已有5个年头，而且正好赶上换届。会场没有主席台，前面就座的是协会的理事、监事和章程委员会委员等，他们环绕而坐。后面挤满了非政府组织人员和记者。从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到竞选演说，他们像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接受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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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议程之一是即将离任的会长王石作年度工作报告，他笑容满面地走上讲台，讲述足以让他们骄傲的成绩——上任前，他说希望会员达到1OO人，而现在终于最接近这个数字，已经有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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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如此，他们还拓展了项目领域，阿拉善不仅治理沙漠，还拓展了其他环保项目。更让他们骄傲的是，他们取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资格”，有权参加联合国环境方面的会议，而且他们还获批成立了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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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被许多非政府组织认为是制度建设的样板——章程委员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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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委员会相当于制定规则的人——冯仑在竞选该会主席时说，“我对交通规则尤其熟悉，所以下一届我来负责交管局的工作比较合适。”理事会负责执行，监事会则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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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武克钢等3人被称为“三大炮手”，屡屡提出尖锐的批评。总是皱着眉头的任志强这次发言同样尖锐，他对阿拉善的账目表提出了八大疑问，其中包括，“万科提供的场地租金虽然下降，但物业费却大幅上涨，免了房租是不是物业也免了？”新监事长刘晓光发表当选感言说，“刚才王石说向我学习妥协，我说我要向任志强学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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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现场认真观摩了一天，他认为阿拉善是“最有活力的民间组织”，因为“一个组织内部是需要些不同声音的，阿拉善具有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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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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