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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王石穿着一双左脚裂开一道口子的棕黄色皮鞋，走上讲台充当会议主持人。要发言需要举手申请，发言不得超过3分钟，时间一到，王石就敲响手中的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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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秘书处提交的项目预算遭到质疑时，王石忍不住想发表意见。但按规则，主持人不能就讨论内容发表看法，于是王石只能将主持权力暂时移交给别人。要知道，只有在一个动议讨论表决结束之后，他才能收回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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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争论，有异议，但大家有序按照“动议——附议——表决”的流程进行。据协会非政府组织合作部主任郭霞估计，这次会议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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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开会基本不怎么吵，大家都按《章程》来。”王维嘉说。每次开会，秘书处必然带着一本《章程》，以供参会者随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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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下来，杨鹏颇有感慨：“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个渐变过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真的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得从娃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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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攻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凯，在今年研究过SEE协会的整套治理结构后，感到“非常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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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竟然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他说，“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比较大型的国际组织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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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组织，即将在今天迎来第二次换届选举。两年前的第一次换届选举上，他们发表竞选演说，拉起布帘设立秘密写票间。大陆企业家们“傻乎乎”地看着台湾企业家拜票、拉票，甚至一位台湾企业家还请出太太高歌一曲，为自己助选。而这一次，“我们估计也会有故事”。一位大陆企业家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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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企业家们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张树新观察，王石最初来开会时的表情跟后来都不一样。这位强势的企业家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在他原先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现在他学会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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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则变得认真了。“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张树新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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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自己，5年来的感慨是：“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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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治理之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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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0日，我被SEE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王石担任会长）任命为SEE秘书长。2009年10月28日，SEE换届选举，新当选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韩家寰担任会长）继续任命我为SEE秘书长。2010年1月1日，我辞去SEE秘书长，经我推荐，SEE任命原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项目总监卢思骋接替我的SEE秘书长工作，我转为担任SEE专家委员会主席。在担任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期间，我开始准备写作《为公益而共和》一书资料，计划写作SEE从2004年2月筹备到2010年1月5年的历史，这是我参与策划成立SEE到我辞去SEE秘书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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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写作《为公益而共和》，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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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留组织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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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形成，需要组织记忆。一般来说，公益组织都比较缺少历史记录的习惯，时间一长，资料档案散失，组织过去的历史就逐渐变成了传说。当事人的回忆，往往会增加事后的情感因素，表达上常出现偏差。媒体报道SEE时所引用的一些当事人讲述，内容就不时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关于SEE的历史演化，需要一个客观系统的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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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两年一次换届选举，领导层每两年更换一次，SEE员工流动性也较大。较为频繁的新旧替换，不仅业务的稳定性受到影响，组织价值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我在SEE工作6年，亲历SEE的创建及以后二次换届的震荡，最担心的倒不是换届新旧替换对业务稳定性的影响，而是价值基因的中断或破坏。这个价值基因，就是以民主法治的组织方式去实现环保的目标，就是同时要推进民主法治及可持续发展。如果失去了这个价值动力，组织就失去了灵魂和魅力。这种价值动力如同空气，因为拥有，大家平常并不太关心，但如果忽然失去，就是很危险的事，就是死亡。业务安排是紧跟着价值取向走的，是为了实现价值诉求。例如，如果没有提高公民社会的民主议事能力的诉求，培训业务中就不会考虑安排关于民主议事规则的内容，也不会因此把议事规则专家纳入SEE，也不会因此要求被资助的环保组织要强化财务及项目透明化管理。如果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业务安排也将不同。自由人平等志愿联合起来的公益组织，一定是价值导向的，一定得有理想主义精神，如果价值导向出偏差，就不可能持续成长。在会员之中，真正对价值问题特别敏感的人并不多，他们选举投票时，未必会把候选人是否具有民主法治理想这个因素纳入考虑，因此每次换届，都面临价值偏差的危险。如果价值不合适的人被选上，运行过程中一定会暴露出问题来，但调整起来成本极高，这要浪费大量时间，还要承担内部人事冲突的情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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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进入到成熟阶段，组织记忆或组织传统就成了重要的管理资源。以北京大学为例，经历过许多届性质不同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也经历过许多调整，校长走马灯换了许多人，但北京大学大体保存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格。可以说，这主要是历史传统在起作用。是否违反蔡元培等人开创的开明的历史传统，成了是非荣辱的潜在标准，历届领导班子都受到历史传统的无形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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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E创始成员中，我是唯一的学者，而且我以专家、秘书长的身份参与了SEE的具体工作，我最有兴趣和条件来记录SEE的历史，传承SEE的组织记忆。对社会来说，5年不算长，对一个组织来说，5年已算长，这是组织基因的重要形成期。我是个中人，一直在决策和执行核心，了解组织内部最隐秘的麻烦、困扰和矛盾，如果我不来做这件事，目前就没有更合适的人来做，SEE的组织记忆就可能逐渐在岁月中离散淡化，形不成对后来者足够的影响和约束。组织传统的记录，组织记忆的固化，我得承担起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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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共和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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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SEE的报道重点，主要在SEE内部民主治理模式上。SEE曾想将媒体的注意力引向SEE做的环保项目，但这种引导没有成功，媒体报道得多的一直是SEE的“民主试验”。这说明从媒体角度看，SEE最有意义的地方其实并不在其所做的环保项目，而在于企业家会员从事环保公益时采用的民主组织制度。荒漠化防治，资助民间环保组织，这些事SEE在做，政府和其他环保组织也在做，在这方面SEE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但100多名企业家以民主的方式有效组织起来，这倒是SEE独一无二的地方。或许，中国城市之中，这样规模的完全按照民主原则开展公益的组织，也就只有SEE。SEE最特别的社会意义，在于其认真执著地实践并走通了民主共和的治理模式。2011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将“中国梦践行者”奖项授予SEE，正是看到了SEE内部民主共和治理实践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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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参与SEE的企业家会员塑造着SEE，同时也被SEE所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企业家发展成为环保与民主的拥戴者。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逐渐成长为中国企业界具有影响力的绿色倡导者，立场上也逐渐偏向民主宪政的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多数企业家在经济上信奉发展是硬道理，在政治上信奉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权威主义，认可威权下的经济改革。为保障SEE的凝聚力，为处理好会员之间的关系，企业家会员不得不走上民主治理之路。我们可以说，SEE是严格按民主原则治理的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家公益社团，SEE会员也是对平等参与的民主治理模式最有实践体会的中国工商人群。从SEE成员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看，企业家喜欢这样的治理模式，他们认可SEE这种平等参与、公开透明、公平竞争、民主决策、依章程管理的文化和制度。任何一位会员都有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他们体会到了内部关系的平等与尊严。他们中优秀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在SEE的选举竞争规则中胜出，他们对民主公平竞争的规则有了信心。SEE的民主开放并没有造成内部的混乱，会员们在SEE中真切体会到了民主与理性的内在关系。SEE的实践，使企业家会员对民主有了基于自己经验的认识，他们对民主治理模式有强烈的好感。在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中，任志强、刘晓光、王石、冯仑等成为宪政民主的重要倡导者，这与他们在SEE的体验有重要关系。中国工商界的领军人物们认可民主宪政规则，这不是一件小事，SEE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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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SEE 5年多的民主治理实践，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自由人的平等联合体如何治理，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新课题。清末帝制结束以来，人们呼吁民主共和。SEE是认真按照民主共和原则在进行治理的组织，而且这种实践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它面向未来，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假想敌。SEE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SEE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这些经验不仅对SEE自身的持续发展具有价值，对整个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SEE也许是中国城市中唯一一个按民主法治理念进行自我管理的成规模的群体，它的民主治理经验应当记录下来，这是一笔需要记录并扩散开来的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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