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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西方学者，马立博教授自然更熟悉西方学术的传统、动态和成果，对该书故事发生之地的本土学术则未免有些隔膜，因而他对相关西文论著可谓广征博引，对中文论著则几乎完全未予引用。这自然有些遗憾，一些本可讲述的故事因此付诸阙如。更重要的是，作者成长于西方学术环境，其研究视角、学术思想、话语概念、问题意识乃至具体观点，无疑都深受西方环境的熏染和影响，该书中的一些偏颇大多与此有关。例如，作者对20世纪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给予了一定的历史同情，这是值得欣赏的；但他对当代中国环境及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叙述相当暗涩，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受了“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这些论调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显著地反映在许多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和论著之中。尽管本书的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甚至并不赞同“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但他叙述当代中国环境的材料大多援引自西方人士的报道和论著，这些报道和论著有不少带有明显偏见，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该书中。这是中国读者不能不予以特别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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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情况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缺陷，而从另一角度看却并非完全是坏事。例如，其中引用的大量西文论著，可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他者”视角中的中国历史镜像往往偏离实际，特别是一些人在主观上就爱“斜视”中国，因而更有可能扭曲甚至颠倒事实真相。作为一名西方学者，马立博博采西方众家之论而撰成该书，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他者”视角中的历史镜像，通过该书反射回到故事发生之地，即便存在扭曲甚至颠倒现象，亦有可能给国内同人带来某些思想上的刺激，引起我们对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人要想建立自己的环境史学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讲真相，驳谬论，消误解，正视听，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不惮辛苦提供了多达数百甚至上千种西方学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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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一门相当年轻但成长迅速的新史学。从全球范围来看，它已经进入了国际史学主流。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对晚起，尚需在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和编纂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艰苦摸索。在设计中国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框架方面，马立博教授率先做了尝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相信中国同人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谦逊的态度给予该书以中肯评价。对于书中存在的缺陷特别是思想偏颇，相信广大读者也有足够的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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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为小序，向马立博教授和两位才华横溢的译者——关永强博士和高丽洁博士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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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日撰于空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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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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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出版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Rice，Silk，andSilt：EnviromentandEconomyinLateImperial SouthChina）一书中，马立博教授曾援引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来阐释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事件史的研究思路已经被学界广泛应用，而长时段中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则少有追随者。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大部分社会经济史著作通常都会在开头部分介绍所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但这些大都是将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而做的静态描述；而本书则在广泛吸纳西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联系起来，对从史前到现代的中国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动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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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通常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组织的，引用材料虽然很多，但叙述上比较顺畅（翻译中的舛漏则是我们译者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干扰读者的阅读，在这里只就我们认为书中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与作者意见不尽一致之处、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环境史学者伊懋可的不同之处以及译者对环境史研究的一点浅见做一些介绍，谨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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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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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和赞赏农业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同，环境史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而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本书即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并且在19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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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在中国数千年来农业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战国时期就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农业发展和环境变迁。汉朝开创并被后世所沿用的屯田政策，就是通过政府的军事保护和家庭农场来共同把边疆地区新的陌生的自然环境转变为自己已经熟悉的环境，从而增强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在政府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体系和劳动分工可以放大或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某些地区极为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市场体系也可以把单个地区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当代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就加剧了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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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以及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观念，道教、儒教和佛教也都表达了对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环保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与人口、经济和政治等物质因素相比，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而这也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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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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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如前所述，本书是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在参考和引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这些研究的观点，而有些观点则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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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书中经常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认为历代政府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来开拓边疆，是因为统治者们认为彻底解决土著民族威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生态环境改造成汉人的农田，从而从生态基础上教化和塑造这些蛮夷。书中经常出现汉民族的农业扩张带来了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似乎汉人是在和欧洲人殖民美洲一样消灭土著民族；而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和个别土著民族在游耕之后补种植被的过度阐释也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土著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汉族取而代之的农业生产则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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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正如本书中所述，当人们进入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并与周围互动、随后双方都因此而发生改变时，对身份的认知也会随之而发生游移。汉人在进入新的地区之后，也会向当地的土著民族学习生产和生活经验，变化的不仅是土著民族，也包括汉人，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或者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而绝不是欧洲人曾经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和血腥殖民。如果读者们仔细阅读本书，就会发现书中同样还明确提到，暴力事件和土地掠夺并不仅仅发生在汉人与土著民族之间，土著民族相互间的冲突也非常频繁；土著民族并未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更加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的保持，而只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人口、市场压力还不够大，第四章中的四川诺苏人、第七章中西藏地区和三江并流保护区采取游耕生产的很多民族以及蒙古草原的退化，都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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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达，关键在于前一种话语体系的出现源于作者大量引用的濮德培、约翰·荷曼、柯娇燕、狄宇宙、罗友枝、米华健、纪若诚、詹姆斯·雷尔登-安德森、林霨、费每尔、贝杜维、蔡红、邵式柏等“新清史”学者的著作，而根据美国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近期的一篇文章，环境史正在成为美国“新清史”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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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清史”的形成及其影响，国内已经有了很多专业学者的研究，我们无须赘语，这里只将“新清史”潮流与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早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扩张之初，就通过一些学者提出和散布各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观点，包括白鸟库吉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矢野仁一的“满蒙藏非中国”“中国非国论”，有高岩的“满洲独立论”等，恶意夸大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间的冲突和差异，主张把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些充分体现了学术为政治先行、以学术为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的特点，正如龚自珍所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潮流，则再度夸大了清代的满族特性、民族间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用涵化取代汉化，以“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政治互动”取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于这类观点，相信读者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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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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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可能都会将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进行比较，这里也简单提一下我们对这两位学者及其观点的一些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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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立博教授更接近于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观点，很多学者将他也归入了加州学派。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TheOriginsoftheModernWorld：AGlobalandEcologicalNarrative）一书中曾指出，从生态角度而言，前近代的中国和英国都处于旧生态体制之中，面临着同样的生态压力，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的资源和煤炭的开发，英国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而将遭遇19世纪中国同样的命运；在本书中他也认为中国农业虽然在19世纪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养分流失，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实现了高度成功的养分循环，这使得前近代的中国农业系统拥有远远超过欧洲的非凡的可持续性。而伊懋可教授则认为中国经历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在前近代已经面临比欧洲严重得多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同时还认为导致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并不在于生态约束，而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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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懋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而马立博教授则认为，与欧洲长期以来将自然与人类截然分开的文化不同，中国对自然的看法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处于动态之中，中国人既希望主宰自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及主张。2014年5月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中，马立博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仍然认为物种的灭绝是自然进程和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一些物种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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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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