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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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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所有著作中工程最庞大、内容最复杂的一本，虽然作者项只署了我的名字，但如果没有众多学者和机构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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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特别感谢阅读全书初稿并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学者，他们是David Bello、Steve Davidson、Anne Kiley、John McNeill和Mark Selden，以及无数通过电邮、电话或在不同时间、场合的交谈中帮助我解决资料来源或资料阐释问题的学者，包括David Bello、David Christian、邓钢、Lee Feigon、Edward Friedman、Daniel Headrick、Paul Kjellberg、Peter Levelle、Joseph McDermott、Nicholas Menzies、Andrew Mertha、Ruth Mostern、Micah Muscolino、Anne Osborne、Walter Parham、Peter Purdue、Cheryl Swift、Jonathan Unger、Donald Wagner、Robert Weller、Adam Witten和张玲；Darrin Magee不仅惠允本书使用他博士论文中的地图，还对其进行了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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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校的一些同行学者曾热情邀请我访问并报告本书的相关研究进展。感谢Jim Scott邀请我在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中报告本书第六章的部分内容以及与会者们饶有兴致的讨论。感谢Tom Lutze和Abby Jahiel邀请我在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Scott O’Bryan邀请我在印第安纳大学介绍本书的研究成果。感谢Edward Friedman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我报告第五章和第七章的相关内容。我曾在纪念Maurice Meisner治学五十年研讨会上提交过第七章的部分内容，也感谢与会者特别是Tom Lutze 和Carl Riskin的评论。感谢Cecily McCaffrey在威拉姆特大学的款待。Johanna Waley-Cohen曾邀请我参加纽约大学的会议，虽然当时本书第1版的样稿已经寄出，但为会议撰写论文的过程仍有助于我进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对于第2版，我还从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的同行和学生们对第1版的评论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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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能够利用整个2007—2008学年撰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要感谢惠特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提供的学术休假和美国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的学术研究资助项目（HR-50349-07），以及为我目前所拥有Richard and Billie Deihl讲座教授职位提供的基金，感谢所有这些资金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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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感谢多位学界同人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和引用他们正在研究而尚未发表的成果，包括Kathryn Brunston、Desmond Cheong、Hugh Clark、Jack Hayes、Jeffrey Kinzley、Peter Levelle、Setsuko Matsuzawa、Tim Sedo、Mindi Schneider、Elena Songster、张玲和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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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来参加我中华帝国课程的同学们也曾经阅读并评论过本书相关内容的各种初稿，他们是2008年秋季学期的T.C.Collymore、Cameron Cuellar、Laura Jennings、Ben Mitchell、Leah Sigler、Dillon Trites和Victor Velasquez；2009年秋季学期的Melanie Abe、Andrew Choi、Matthew Evans、Bryan Herring、Korrine Hilgeman、Avinash Jackson、Brian Mao、Cody McDermott、Melissa Samarin、Chaz Smith、Katrina Thoreson、Andres Villapando和Stephen Wishon；2010年秋季学期的Courteney Faught、Cookie Fuzell、Timothy Lang、Ryan Raffel、Sue Rubin、Darren Taylor和Matt Wiley。此外，我在讲授世界环境史、东亚史和近代中国史课程时也曾经使用过本书的部分内容，感谢所有曾经向我反馈他们阅读、理解本书情况的学生。同时选修我的同事Cinzia Fissore的气候变化课程（2014年和2016年秋季学期）和我的帝制中国课程并使用了本书第1版的学生们也通过他们的见解和问题使我获益良多，Cinzia Fissore还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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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尔学院，沃德曼图书馆的Joe Dmohowski、Mike Garabedian和Cindy Bessler帮助我从世界各地查找、借阅了不计其数的图书和论文；Robert Olsabeck使用Excel软件帮助我制作了书中的图表；Rich Cheatham在胶片和制图方面的丰富经验使我在为本书电子版准备老照片时受益良多；Darren Taylor帮助我翻译了几本中文书的目录和一些段落。惠特尔学院历史系，尤其是Elizabeth Sage和现任系主任José Ortega，一直支持我的工作，并理解我的时常不在学校。历史系助理Angela Olivas为第1版和第2版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中国分馆的程洪也帮助我在他们的馆藏中找到了一些非开架的善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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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编辑Susan McEachern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项研究，她不仅阅读书稿和提出改进意见，还帮助我实现了在书中加入好几幅地图和其他图表的愿望；Janice Braunstein负责本书两版的文字编辑与校对；Susan的助理Grace Baumgartner负责安排本书的出版日程；对于第2版，Rebeccah Shumaker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书中有几幅地图的基础图均引自Map Resources，Josh Brock在技术上帮助我使用Adobe Illustrator和Photoshop对地图进行了绘制及调整。感谢Gregory Veeck、Clifton W.Pannel、Christopher J.Smith和黄友琴允许我使用他们的著作China’sGeography：GlobalizationandtheDynamicsofPolitical，Economic，andSocialChange（也由Rowman&Littlefield出版）中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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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收入Radicalism，Revolution，andReformin ModernChina：EssaysinHonorofMauriceMeisner一书中出版过，我在这里也想感谢莱克星顿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些内容。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的几幅插图，以及根据我之前出版并拥有版权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的相关内容撰写部分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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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本书的第2版也使我能够有机会做出各种修订，我要感谢Peter Purdue、John McNeill、Dennis Grafflin、韩昭庆，尤其是南开大学的关永强和高丽洁帮助我发现这些需要修订之处。没有上述学者的帮助，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由衷地感谢所有人对我的助益。不过最终，这本书还是由我写作的，无论是书中成功、正确之处，还是错误、遗漏、粗疏或者阐释、推论中存在问题的地方，都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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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的妻子Joyce P.Kaufman（一位凭借自身能力而富有成就的学者）和我共同度过了那些常常是非常孤寂的著述时光，并在我写作不顺利的时候给予爱、安慰和容忍。我们的黑色拉布拉多犬Stanton为了片刻的欢乐，总会安静地趴在书桌旁等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我们中的一个人站起来说：“一块儿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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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章 引言：问题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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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在四千年前曾经是地球上生物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现在，亚洲象——这个曾经遍布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物种——只在西南的最偏远地区还有踪迹，华南虎已属濒危物种，白鳍豚很可能已经灭绝，而目前饲养在动物园里的一只黄斑巨鳖很可能也是这一物种最后的孑遗。这些为我们所知的只是少数的“明星物种”，数以百计的其他物种已在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走向了灭绝。生物学家估计，中国将近40%的现存哺乳动物种类处于濒危状态，70%～80%的植物种类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本书将试图讲述这个巨大的环境变迁故事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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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将涉及生活在中国的人群以及他们四千年来对环境施予的影响。说起来有点矛盾，正是因为这个地区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得历史上一直占全球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得以在这片土地的不同区域恣意使用着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自然宝藏并繁衍生息。一开始，人们只是为生计而狩猎或从森林、草地或湿地中采集食物，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约九千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扩张，森林让位于农田，人类影响的程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自20世纪以来，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崛起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与退化。中国人四千年“成功”建立并努力维持的独特文明形式，正是推动中国生态变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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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中国生态变迁”是因为，我们吃惊地发现，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最近为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编制的一幅地图中[1]，虎（拉丁学名Panthera tigris），这个曾经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自由徜徉的物种，到2009年时已经从这块版图上消失了。虎的分布范围边界线与中国的边境线基本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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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自然力——特别是气候和气候变化——也是环境变迁的驱动力量。但到19世纪早期，中国一些地区的环境变迁显然已经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事实上，这时中国完全“自然”、尚未被人类涉足的地方已经少之又少，大部分土地已经被人类耕作（或反复耕作）过。原始的自然区域范围不断缩小，剩下的主要是那些最偏远而最难企及的地方——高山、深谷和地下河。在21世纪初，这些地区，以及另外一些同为濒危物种栖息地的地区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但是现在，这些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又成为试图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与试图“发展经济”这两方争夺的对象。本书也将以对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悬而未决争论的探讨作为结束，而这一偏远的地区也许就是中国最后一片富于自然壮美景色和生物多样性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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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会发现，在中国环境史中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之处。本书叙述的主线是中国人怎样通过成功建立一种农业耕作与政府战略利益之间的特殊结合而改变了他们的环境（采伐森林、兴修河道、移山开路等等），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环境的变迁不仅范围广大，而且造成间断性和长期性的生态破坏，最终累积形成了环境危机。而另一条叙述线则描述了中国人的农业系统怎样展现出其非凡的长期可持续性，否则我们怎样理解一块三千年前就已开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能够继续耕种？一千年前的稻田和灌溉系统至今仍在生产出大量的稻米？当然，部分原因是化肥的使用，但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的农民在将养分回田循环利用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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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怎样为人类提供安居之所，以及人类怎样改变环境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会包括自然环境，但它也包括日后成为“汉人”的人们是怎样与周围同样栖居于此的其他族裔互动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看到，这些非汉族裔可以被划分为至少数百个人群（peoples）、部落（tribes）或族群（ethnicities），他们也从这个环境中获取生存资源，只是方式往往与汉人截然不同。他们有的狩猎采集，有的务农，有的游牧——有的兼而有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些人也显著改变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环境变化不仅仅是由“汉人”造成的。中国极富多样化的自然环境意味着这里拥有着总量庞大的小生境，激发这里的人们开拓出种类繁多的生存方式和相应的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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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成功的——至少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要数汉人。当我们使用某一现代人群或地点的名称——例如“汉人”——来回望（几千年来的）历史时，会产生很多问题。简单来说，在文明之初并没有“汉人”，正如我们如今称作“中国”的这个地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在历史上，这里曾经被称作夏、殷、汉、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当时建构政治体的统治精英们的想法。在此，我倾向于将日后构成今天中国人主体的人群称为“汉人”。“汉”来源于中国早期的一个王朝，当时的人们自称为“汉（人）”，而今天的民族志研究中也常常使用Chinese来指代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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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些语义模糊而且需要注意的名称之后，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汉人从他们最早的政权所在地即今天的华北和西北出发，不断向东、南、西面扩张，通过军事手段辅之以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解决了与当地土著族群的遭遇问题。人类利用各种方法开发了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沙漠、高山、丛林甚至海洋，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在数千年的中国环境史中都成为不断上演拉锯战的边疆地带。[2]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北方草原或东北森林的游牧民族也可以高效率地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中汲取资源，进而形成对汉人强有力的军事威胁，有时甚至能够征服和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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