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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成功的——至少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要数汉人。当我们使用某一现代人群或地点的名称——例如“汉人”——来回望（几千年来的）历史时，会产生很多问题。简单来说，在文明之初并没有“汉人”，正如我们如今称作“中国”的这个地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在历史上，这里曾经被称作夏、殷、汉、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当时建构政治体的统治精英们的想法。在此，我倾向于将日后构成今天中国人主体的人群称为“汉人”。“汉”来源于中国早期的一个王朝，当时的人们自称为“汉（人）”，而今天的民族志研究中也常常使用Chinese来指代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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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些语义模糊而且需要注意的名称之后，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汉人从他们最早的政权所在地即今天的华北和西北出发，不断向东、南、西面扩张，通过军事手段辅之以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解决了与当地土著族群的遭遇问题。人类利用各种方法开发了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沙漠、高山、丛林甚至海洋，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在数千年的中国环境史中都成为不断上演拉锯战的边疆地带。[2]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北方草原或东北森林的游牧民族也可以高效率地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中汲取资源，进而形成对汉人强有力的军事威胁，有时甚至能够征服和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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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不同族群及其环境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中，很多非汉族群逐渐消失、被同化或被驱逐，汉人接管了他们的土地并将这里的生态环境改造成了汉人式的农田。所以，和我们通常以为的不同，汉人并非是从他们位于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核心区向原始的荒野扩张，在这些荒野上，其实早已有其他族群在以自己的方式繁衍生息了。因此，中国环境史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在叙述汉人怎样从其他族群那里获取已经被他们改造并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土地（当然，这些土地在汉人到来之前很可能也已经数易其主了），并按照汉人的方式重新塑造这里的环境，其特征就是以家庭耕作和向中央政府纳税为基础的定居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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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的是我们对非汉族群以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了解甚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因此也不可能有文献留存，又或者即使有也已经失传或散佚。蒙古人是一个例外，人类学者迪马克·威廉姆斯（Dee Mack Williams）捕捉到了蒙古人对于土地和环境的理解与观点，并在随后与汉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威廉姆斯认为，相较于用边界和城墙将自己围在舒适环境中的汉人而言，生活在亚洲内陆草原上的游牧蒙古人更具有“空间扩张倾向”（Expansive Spatial Orientation），对那些并不适于耕作的干旱荒原（甚至沙漠）有着卓越的适应能力。[3]我们将会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对彼此的看法，因为这个互动过程——在很多方面其实已是共生关系——已经成了本书几乎每章都要谈到的推动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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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类特例外，我们对中国环境史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汉人的文献记录。汉人具有完整的书写系统，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供我们从中挖掘和探究他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些关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例如陶器、建筑物地基等，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的研究中也将利用到这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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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还是只能依靠汉文文献资料。汉人当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叙述历史，而在很多时候，其他历史学家也会从汉人文献的视角来阅读中国历史。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都带上了一点英雄主义的色彩：汉人将他们高度发达的文明播撒到周遭蒙昧的人群中，让他们也同样从中受益。汉人视自己为文化和文明价值的源泉，所有与他们遭遇的其他族群至多也只是可以被教化而融入中华文明的“蛮夷”。而那些拒绝归化的蛮夷则要通过军事手段来对付——除非，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南方地区，一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如致命的传染病菌，阻挡住了没有免疫力的汉人的脚步，客观上保护了这里的土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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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新的环境和族群时，汉人和他们的编年史家总会陷入这样的叙述模式：蛮夷和他们的环境就应该被驯服和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汉人描述成一股积极进取的力量，而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其生活的环境，则仅仅是被改造的对象。在这种“自然-文化”二元结构中，以汉人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总是将汉人置于“自然”之上或之外，而“自然”则是终将要被汉人“教化”的，其他的族群和环境也都应该接受汉人的改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4]但这种以汉人为中心的观点常常会忽略的是，周边的环境与族群也在通过一些方式改变着汉人。随着汉人从他们的北方故土向不熟悉的更南面和更西面迁徙，在不同族群之间也开始了一段有趣的互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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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史料本身可能会影响我们了解真正的中国环境史，因为它们要求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事件、地理环境与景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当代对生态过程的一些理解来重新审视这些史料。很多早期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和欧洲的生态学思想都接受了稳态顶级生态系统模型的假说，认为生态系统，例如某些主要由一种或多种植物组合所构成的森林，在遭受雷电、山火等造成的严重毁坏后，经过可明确辨识的连续阶段，通过自然过程仍然可以回复到和以前一样的顶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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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生态系统的自然过程是异常复杂和混沌而非稳态的，并不一定会经历一系列连续的阶段而最终到达“顶级生态系统”。[5]这种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气候变化、动物种群动态演进以及混沌理论研究进展共同影响的结果，生态系统的自然变化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也更难了解或预测。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本身就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在影响着环境（也是造成生态系统复杂混沌的一个因素）。人类作为物种之一，从未置身于自然之外，而是一直身处其中并仰赖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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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人类从来都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于是一些学者认为，当我们在对环境变化进行阐释时，“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态度、价值观、偏好、感知和身份认知”塑造了人们利用（或滥用）土地的方式，尽管创造历史和塑造环境的是具体的人类行为，但这些行为的基础却是（至少部分是）人类的思想和信仰。[6]因此，本书将多次讨论到这些信仰，而且我们不仅要探讨汉人或其他族群的信仰，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涉及那些认为运用科学就可以认识和控制自然的更具全球性和“现代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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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试图评估和理解环境变化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我仍倾向于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对实物及其结构动态变化的考察上。生态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经常论及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7]，其中有些驱动因素来自自然，例如全球气候变化；而另外一些则是人为的，比如人口的动态变化、国家的形成和内部的互动以及对自然环境及其产品的各种汲取、生产、消费和交换方式。正确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非常重要，因为几乎所有可算作“经济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改善或破坏了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这一点也直接切入了环境史学家同时也是当代环境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显著地改变我们以及其他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有时甚至会导致环境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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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基于以上的观点，关于地球环境系统我们又能从中国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呢？即使仅从汉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文明的进步也不可能不伴随着一些导致逆转和倒退的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其他族群为保护领土所做的顽强抵抗，以及一拨又一拨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并驱赶汉人等等。即便如此，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汉人就已彻底改变了他们位于华北的故土，当时的一些文献著作已经出现了对那些曾经的葱郁森林的怀念。[8]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鼎盛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很可能就沿着丝绸之路触及了遥远的西方，并南下深入到了赤道地区。到一千年前的宋朝（960—1279年）时，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已经存在了超过千年，大部分的资源开始日益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经济的“繁盛期”正在将中国引向一场自发式工业革命的边缘[9]，中国的人口也达到了1.2亿，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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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在成功创建、拓展和维持它特有的从环境中提取能源方式的同时也造成了长期的耗损。到1800年，它的森林砍伐程度已相当严重而不得不面临一场前近代的能源危机；它的景观经过人们的多次改变，老虎和大象等动物被排挤到了最偏远的边缘地带；一些中国人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物种灭绝的问题。[10]20世纪前半期的政治崩溃、外敌入侵以及内战更是加剧了中国环境的退化。而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为了尽快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便开始集中力量来支配和控制这个他们认为具有无限可塑性的自然环境。[11]自1980年以来，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高速工业增长导致了中国环境的进一步退化，以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和运动员不得不将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等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计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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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经历了如此的环境退化，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之一，事实上，中国还是12个最具生物多样性国家当中的一员。而它的生物多样性则主要来自它极其惊人的多样化生态系统。中国拥有世界陆地的最高点和第二最低点，拥有冰川和珊瑚礁，拥有沙漠和热带雨林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地区，这些都为这里众多的原生物种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小生境。[12]中国境内目前生活着30 000种种子植物（其中13 000种生活在西南偏远的省份云南——后面我们将会提到，其中很多已经是濒危物种），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亚马逊雨林。另外，中国还拥有6 300种脊椎动物，占到了世界总量的14%。不过四千年来中国人对这片土地的支配和改造已经使得其中将近400个物种（这只是我们已知的）面临灭绝的危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栖息地已被条块分割而陷入破碎化，很难再维持自然健康的种群存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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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这400个濒危物种，我们会发现，自从1600年以来，全世界有记录的已灭绝物种只有500多种。[14]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中国实际灭绝的物种数量很可能远不止这400种，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栖息地遭到破坏和破碎化所致。虽然中国的土地曾经几乎全都被森林所覆盖，但如今主要只在偏远的西南和东北还存留着少量健康的森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动植物很可能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尽管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濒危物种建立了两千多个自然保护区，但这些补救措施能否奏效还有待观察，而我们所有人也都有责任来参与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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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中国的环境史是一个环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的故事。与四千年前自然和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样性相比，农业和随后形成的耕作制度则塑造了一种非常单一化的生态环境；在汉族人口迅速膨胀的同时，这里曾经生活过的数百乃至数千个不同的族群正在趋于消失；全国各地曾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也逐渐统一于汉人的社会模式。我认为，读者会发现这本书中所呈现的累积证据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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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所讲述的中国环境史的故事，不仅对于中国人，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阅读和理解。从广义而言，环境史探索的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尤其是环境如何为人类提供安居之所，以及人类如何去改变环境作为回应。而环境变化本身，也改变着人类和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国自然环境的历史包括在这里生活过的各种族群，而不仅仅只是一位历史学者所说的数千年来“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15]——虽然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中国不断扩张领土以获取新的资源时，会引起汉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在当时汉人的眼中，某些族群与动物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汉人努力建立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很多族群与自然界的物种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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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述各章内容之前，我还想对本书可能的读者就书中使用的资料情况做一点说明。因为一些问题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为了让本书能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我在这里假设大部分读者对中国环境史并不了解，因此常常会在需要的地方做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而且，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注释时还会发现，本书主要的参考资料都是英文而非中文的研究成果（不过在中文版中，我们也努力提供了与英文文献相对应的中文原文）。在我本人专业研究的帝制晚期和近代中国部分，书中除了给出一些中文史料外，还会对英语世界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以便中国读者多角度地理解中国环境史。这些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散落在各处而很难被读到的，因此本书的部分价值也在于将它们综合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叙述之中。从这些学者的著作中，我不仅借鉴了他们的分析研究，而且还参考了他们从中文原始资料中翻译过来的译文。在这一叙述当中，中国的声音应该可以清晰响亮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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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面对中国及其环境这一宏大的课题，我们必须对已有的了解和推测保持谦虚的态度。在为撰写本书而参阅各类文献的过程中，我愈发感到震撼、敬畏和自身的微不足道。没有前人卓越的研究基础，本书不可能完成。而且，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空白的领域，它们正在非常缓慢地被那些新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所填补——其中部分最新的成果已经被收入本书。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如果有其他学者发现本书的叙述或者我引用的参考文献有所疏漏，又或者就我对文献资料的阐释有所异议，敬请不吝赐教。在这个领域中，还有非常多的问题等待着被提出和解答，我也诚挚地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激励产生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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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虎（Pantheratigris），www.iucnredlist.org/apps/redlist/details/15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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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稍异于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清朝的拓边）只是汉人向自然边界——海岸、草原、沙漠、高山和丛林——扩张的……画面之一。数千年来，汉人的定居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改变着他们的各种住所，包括为农业开垦、建造房屋和烧炭而将树木砍伐殆尽，如园艺一般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大大小小的水利系统，商业化，以及尽量靠近水边的城市和乡村。”TheRetreatoftheElephants：AnEnvironmental HistoryofChina（New Haven，CT and London，U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5.中译本见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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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e Mack Williams，BeyondGreatWalls：Environment，Identity，andDevelopmentontheChineseGrasslandsofInnerMongol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4.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狼图腾》（New York，NY：The Penguin Press，2008；中文版见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取材于作者姜戎1960—1970年代在内蒙古的亲身生活，也向我们深入展现了蒙古人的价值观及其与草原生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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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汉人独有的，很多其他族群也将他们自己与自然隔离开来看待，而不愿意将自己视为和其他动物一样在特定环境中生活的物种之一。事实上，这种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也是环境史学者坚持要将人类的制度与历史放在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来观察和研究的一个原因——忘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实际是在拿我们自己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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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Daniel B.Botkin，DiscordantHarmonies：ANewEcologyfortheTwenty-firstCentury（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或者一部近期的教科书Colin R.Townsend，Michael Begon，and John L.Harper，EssentialsofEcology，3rd ed.（Malden，MA：Blackwell Scientific，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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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文出自Williams，BeyondGreatWalls，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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