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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文出自Williams，BeyondGreatWalls，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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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驱动因素”的简要讨论，参见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EcosystemsandHumanWell-Being：Synthesi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5），vii（中译本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综合报告》，http：//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zh/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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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子（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对牛山森林采伐的批评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原文可参见Wm.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comps.，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2nd ed.，vol.1（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151。译者注：“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见《孟子·告子上》。此文在全球环境背景下的阐释可参见J.Donald Hughe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World：Humankind’sChangingRoleintheCommunityof Life（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2001），66-73。其他一些中国古代描述环境变化的作品可参见Richard Louis Edmonds，PatternsofChina’sLostHarmony：ASurveyoftheCountry’sEnvironmentalDegradationandProtection（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1994），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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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ack A.Goldstone，“Effloresc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ofWorld History 13，no.2（2002）：32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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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物种灭绝的讨论，可参见Robert B.Marks，“Explanations of Species Extin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Europe，”in EncountersOldandNew：Essays inMemoryofJerryBentley，eds.Alan Karras and Laura J.Mitchell（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6），c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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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竹丽（Judith Shapiro）将之称为“毛对自然的战争”，Mao’sWaragainst Nature（New York，NY and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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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最近的一项统计，中国拥有599个相互独立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参见《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第1页。另外一项稍有差别的统计可参见J.Mackinnon et al.，ABiodiversityReviewofChina（Hong Kong，HK：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International China Programme，19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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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亦可参见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网站“Biodiversity in China：Status and Conservation Needs”，http：//www.brim.ac.cn/brime/bdinchn/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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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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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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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本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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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首先我必须呈现出一部完整的中国环境史，但同时我又不得不提供大量额外的资料以帮助非专业的读者在中国历史的情境下来理解这里的环境变化。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划分所依据的都是特定政治单位——通常是近代民族国家——内部主要政治或社会经济的重要发展或变化。但这种政治的分界线并不是空间形成的，而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产物，世界生态系统却跨越了这些人类的政治分界线，因此，环境史更倾向于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单位及其历史分期的全球化描述。例如，森林的砍伐、能源来源和利用方法的变化等话题，都超越了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分期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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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来组织一部环境史呢？在一本关于20世纪全球环境变化的著作中，J.R.麦克尼尔按照从岩石圈到平流层这些组成地球和地球环境的圈层顺序来进行叙述，并对人类活动改变这些圈层自然状态的方式进行了考察。[1]如果遵循这个范例，一部中国环境史就可以按讨论的主题来确定其章节标题，比如：土地、水、森林、山脉、人口、动物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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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也曾考虑过此种方法，但最终放弃了，这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我希望这本书也能被非专业人士接受和理解，为此就要遵循比较标准的编年史和历史分期的方法来组织材料。其次，在这种框架下叙述中国环境史也便于我们借此来探讨环境变迁与标准历史叙述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评估人类活动对于中国环境的影响。[2]另外，“中国”这个区域非常庞大——包含了将近600种生态系统，而本书部分章节还会讨论到自然条件是如何限制了中国不断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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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通常按时间可划分为上古时期、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其中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帝制时期又可以按统治王朝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见表1-1）。当然本书不是以王朝来组织章节的，但是书中常常会提到特定的时期和朝代，因此表1-1标明了本书各章节所覆盖的王朝和其他历史时期，并简要标示了各时期中国环境史发生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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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要么专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至今），要么只考察上古时期或帝制时期，而20世纪则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至今没有一项贯穿性的环境史研究。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后半程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经历了急速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中国推向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另一条发展轨道，使其看起来与之前的中国似乎毫不相干。但通过把中国自新石器时代至今的历史连贯起来，本书可以将中国环境史置于单一的叙事之中，进而为评估当代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立并且或许是更重要的时期提供一个参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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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章节安排原则是，以环境为主题，将其置于传统的中国历史分期框架之下进行探讨。因为环境变化（特别是人类引起的变化）的脚步通常远远滞后于政治乃至社会变化，因此每一章都会覆盖更长的历史时段。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每一章都跨越了一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第五章至第七章覆盖的时间稍短一些，不仅是因为我们对此了解得更多，而且是因为这一时期环境变化的脚步更快了。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每一章又分成若干节（详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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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中国环境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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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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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考察的是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农业产生和国家形成阶段的环境和人类情况。第三章跨越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这一时段，涵盖上古时期和帝制早期，展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王朝的诞生，以及它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将其子民从华北核心地区向外推送扩张，与此同时在所到之处发展定居农业并继而在两千年前就几乎伐尽了华北平原原始森林的。第四章将会探讨公元300—1300年早期帝国崩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帝制中期新型水稻培植技术在养活更多人口的同时，也改变了迥异于华北的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环境。到公元1300—1800年的帝制晚期（第五章），中国已经达到了它的生态极限，就连边境地区也已被开发和改变，而移居到内陆山区的人民则要依靠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为生。帝国生态极限的来临，以及农业经济中资源的耗竭，限制了人们获取和加工转换太阳能的能力，其直接结果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现的生态退化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第六章）。如第七章所述，1949年成功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拥有足够的组织能力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工业化，但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和挑战，以及来自国内民众和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最后的结论部分（第八章），将对中国环境史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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