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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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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人类聚落与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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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章中的自然环境和人类聚落截然分开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人类及其祖先数十万年来一直都是环境的一部分。直到约1万年前，根据一些尚不确定和有争议的考古发现，亚洲的人类还处于普通的进化历程之中。[1]在此我只想简单提一下，爪哇岛上发现的直立人化石遗骸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这意味着同时期的亚洲大陆很可能也已经有直立人存在；然后还有距今约50万年著名的北京猿人（也是直立人），北京猿人很可能从事狩猎，使用一些粗糙的石质工具，还会使用火，不过目前这些结论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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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解剖学上所定义的现代人类（智人）走出非洲并经东南亚进入东亚时[2]，会使用火和工具的原始人早已在那里生活了。这些早期人类在大约5万年前从亚洲大陆消失（在欧洲是3.3万年前至2.4万年前），很可能是因为在与技术更先进的智人争夺食物时落于下风而遭淘汰。这些早期的原始人总人口很可能从未超过1万，因此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同理，那些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很小的，不过一些古生物学家却认为狩猎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某些大型哺乳动物例如猛犸和剑齿虎灭绝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应该发生在农业出现之后。约九千五百年前，除中国之外，全球至少还有四处地方也产生了农业[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新月地区，现在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安第斯地区，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四千五百年前），很可能还有非洲西部和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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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早发展农业并以此作为社会支柱的地区之一，农业也因此成为中国环境史的核心话题。读者可以尝试采用这一思路去理解：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的生存需要维持环境基本不变以保证猎物和各种水果、坚果的供应，他们也许会使用火来清除森林中的矮树丛以让新草长出，以便吸引鹿群来觅食而更易于猎杀[3]，但森林还是会保留下来；然而，定居农业则需要清除森林以便开荒种地，随着农业定居村落的形成，这种对森林的清除会一直继续下去。农耕确保了产量从而增加了食物供给，于是人口增加，继而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耕作技术和定居农业由此成为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重要的互动方式，并且也显著改变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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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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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部分地区人类生存方式向农业过渡的过程，有时被称为“农业革命”，有时被称为“新石器革命”。两者所指代的都是：曾经从事狩猎采集的人类（每年或定期会随着果实和谷物成熟的时间或者鹿群或野鸭群的迁徙路线而迁移）开始种植作物和畜养动物。在每一个发源地，从事农业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的阶段可能和园艺相似，大部分的食物仍然来源于狩猎采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一些学界仍在争论的原因（但多半应该包括人口密度增加），越来越多——最终全部——的食物都来自播种或全农业方式的生产。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因而有学者质疑“革命”一词的使用是否适当。但我认为是适当的，因为无论人类用了多长时间从狩猎采集过渡到从事农业，这一改变都使人类在与环境对话时呈现出一种全新和更强有力的姿态，同时也使得一个全新和更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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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中国农业起源和扩张的认识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农业首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新月地区，早期的研究报告认为农业是从这里“扩散”到全球各地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全球的农业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至少五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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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一些坚持中国农业原生论观点的学者仍然认为，农业最早是从中国北方发展起来，并随着军事和财富的扩张才传播到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5]而我们现在知道，农业生产实践几乎同时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一些地区出现，南方种植和采收的是一年生野生水稻，北方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稷。[6]我们目前仍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何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几个地区发生的。有可能是因为末次冰期结束后全球变暖，于是谷物和草的分布范围得以扩散，使得采集、种植和收获它们成为可能；或者，全球变暖之后也可能增加了狩猎采集者的食物获取，导致人口增长，突破了单靠狩猎采集方式能够供养的人口总量。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就以两种模式出现：中部和南部的水稻种植以及北部的旱地稷（随后是小麦和大麦）种植。[7]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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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定居的狩猎采集者就如你我一样同是人类，既不无知也不愚蠢。从末次冰期尾声到约1万年前的数千年里，他们逐渐从物种丰富的环境中掌握了大量而深入的关于动植物的知识——毕竟他们需要生存。这些丰富知识的累积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条件，但农业的成功发展还需要另一项条件，那就是谷类植物自身性质的改变。分布在北半球的狩猎采集者过去一直是从多年生的稻、黑麦、燕麦、大麦、小麦、豆类（很可能还有稷）上面剥取谷粒，而农耕需要的则是一年生作物，种子既用作食物，也要在下一年继续播种。我们至今尚未确切知晓这些植物是如何以及为何转变为一年生作物的，不过植物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末次冰期后变得越来越干燥，温度升高并带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是促使一年生谷类植物开始出现的原因。[8]按罗伯特·怀特（Robert Whyte）的描述，约1万年前“在一个极短时期内……一年生（植物）的爆发”使得人类通过每年的耕种和采收即可得到足够的粮食。[9]直到那时才意味着谷类植物开始被“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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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水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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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以南的山区被热带常绿阔叶林所覆盖，而热带雨林（包括咸水红树林沼泽）则占据了华南和中国东南部，这些地区在世界上都是物种最丰富的森林区域。根据最早重建中国森林类型的一位专家王启无的研究，“（这里）热带雨林的组成特征不仅在于极其丰富的植物数量，还有在单位面积上植物种类的极端多样化，这些是令其他任何类型的植物群落都望尘莫及的。雨林中存在广泛的生命形式，适应着各种各样可能的小生境……这里，事实上是一个群落的群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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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中国人发现了南方森林出产物品的多种用途。明朝的两种《广东通志》（分别刊于1558年和1602年）中列举了超过60个不同的树种，1558年的《广东通志》中还说明了某些树的用途和相对丰富程度。松树是最多的；樟树长得非常高（50～60英尺），一株即可提供建造半间房屋的木料；柏树可以用来雕刻佛像；杉树可用来建造房屋、船舶和家具；槁树很适合用来制造家具；刺桐可以提供很好的木材。1178年，周去非还在其书中提到了一种绝好的木材，名为乌婪，发现于钦州，“用以为大船之柂……他产之柂，长不过三丈，以之持万斛之舟，犹可胜其任……唯钦产缜理坚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此柂一双，在钦直钱数万缗，至番禺、温陵，价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长，甚难海运故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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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树木并不一定要将其砍伐，有些树种能够提供油和漆（如漆树和油桐树），有些树的叶子或树皮可用来制造酒曲（板杏），还有的种子或叶可入药（树）或杀虫（杬树），另外还有一些可提供织布的原材料（如木棉和桄榔）。有趣的是，把榕树归为“土产”是因为其没有经济用途而形成的新用处：“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其荫十亩，故人以为息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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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万年前华中和华南的人们来说，水稻是他们所熟悉的众多植物之一，沿着河塘湖岸或在淡水沼泽里生长；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周边，野生水稻尤其丰富。毫无疑问，新石器时代人类长期以来已将野生水稻作为采集物种之一，并对其特性和价值非常了解。遵循古植物学家的看法，白馥兰（Francesca Bray）认为野生水稻发源于包括中国中部和南部在内的东南亚北部至印度东北部的狭长地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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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野生水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作为农作物需要将它转变为一年生品种——在一些有干湿周期的沼泽地边缘，很可能已经生长了一些一年生的水稻品种。经过这一转变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人工干预。考古研究表明，华中和华南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1万年前采集和食用水稻时并不区分多年生或新的一年生品种。[14]中国最早培植水稻的有力证据来自数千年后的长江流域，不过，无论确切的地点和时间如何，华中和华南地区人们对水稻的种植可能都始于把它作为芋头地里的杂草拔除之时。到公元前5000年，水稻种植已经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台湾岛以及现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的一些地区。在这些有明确水稻种植（粳和籼）证据的考古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的骨头和甲壳，他们也饲养鸡、猪和狗，使用精心打磨的石斧、锛和箭镞，并烧制陶器。换句话说，到公元前5000年，以水稻（见图2-3）种植为基础的定居式农业群落已经在长江以南的中国中南部广泛存在并确立下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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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景象：在水源地不远处的小村落里，人们定期照管那些水稻作物，然后从中挑选出最大、最多产、最可口或最健康的稻谷留待明年播种之用。农学家称之为“选择育种”。我们已经确知这一过程的存在，因为在整个历史时期，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和用途，曾经有多达数百个水稻品种出现。事实上，水稻是适应能力最强的一种谷类作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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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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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ancesca Bray，Agriculture，vol.6，partⅡof Joseph Needham，Scienceand CivilizationinChin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483.获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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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对考古发现的最近阐释中认为，一年生野生水稻的培植很可能始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也就是气候回暖、全新世开始时，最早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湖南彭头山遗址考古发现，狩猎采集者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开始挑选出一年生野生稻种（很可能是因为颗粒较大），然后在季风带来的洪水退去之后播撒到留下的泥滩中。野生稻通常会在一个月内陆续发芽，而培植的水稻则几乎同时发芽，从而可以在成熟时同时采收。学者在长江下游位于江西省内一个同时期的石灰岩溶洞（上饶仙人洞）遗址中还发现了更多类似的证据。考古发现表明，此后的三千年中，野生和培育的水稻品种是混合使用的。直至公元前6500年，在几乎所有遗址中发现的水稻品种就已经全部是培育的了。到公元前6800年时，长江中游的人们不仅培育水稻，还会制作陶罐来储存和烹煮稻米。到公元前5000年，这套培育水稻的技术进入了下游的长江三角洲。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正是由于水稻，至公元1000年左右，这一地区因农业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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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古植物学家李惠林所指出的，仅仅依靠水稻是无法支撑起整个农业系统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流域和华南地区的人们还培植了多种水生开花作物以满足食物需求：“通过一些其他地区的人们尚不了解的作物品种，长江流域在其特定的环境中发展形成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水田农业种植体系……水产养殖……在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18]另外，新石器时代的农人还以鸭子和鱼类丰富他们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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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农业将从腐烂的植物中产生的甲烷释放到了大气中，这是一种强力的温室气体。气候学者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认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南亚，早期的稻作可能早在六千年前就已经向全球大气中排放了足够多的甲烷，导致了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变暖的早期加剧；而由于中国人可能早已占到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他们对早期全球变暖的贡献可能也是显著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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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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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水以及一种特定类型的蚊子，哪里就很可能会有疟疾。这是一种能令人极度虚弱甚至危及生命的传染病。但与鼠疫、天花或霍乱不同，疟疾并不能在宿主之间直接传播，而需要借助一种感染了疟原虫的特殊蚊子（按蚊）。因此疟疾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存在，并且无法超越这个环境传播，华南和西南地区就具有这种类型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