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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Yoshinobu Shiba，“Environment versus Water Control：The Case of the Southern Hangzhou Bay Are from the Mid-Tang through the Qing，”in SedimentsofTime：EnvironmentandSocietyinChineseHistory，eds.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Cambridge，UK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37-138.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第271-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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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照片参见Cressey，8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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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黄土高原是否曾经被森林覆盖有相当大的争议，张光直认为有，而何炳棣认为没有，参见K.C.Chang，CHAC，43；Ping-ti Ho，TheCradleoftheEast：AnInquiryintotheIndigenousOriginsofTechniquesandIdeasofNeolithicandEarlyHistoric China，5000-1000B.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我的观点更接近于何炳棣另一篇稍做修正的文章，“The Paleoenvironment of North China—A Review Article，”JournalofAsianStudies 43，no.4（August 1984）：725-726，即黄土高原是一个“半干旱草原”，而黄河流经之处以及东部的华北平原则“覆盖着大片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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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Li，“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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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Menzies，Forestry，558.最近一项关于孢粉研究的成果证实了孟泽思的观点：“根据统计数据，我们认为最近十万年以来，除了一些特别适合森林生长的短时期（例如末次冰期期间），黄土高原上并没有森林。”Xiangjun Sun，Changqing Song，Fengyu Wang，and Mengrong Sun，“Vegetation History of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during the Last 100,000 Years Based on Pollen Data，”QuaternaryInternational 37（1997）：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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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Chun Chang Huang，Jiangli Peng，Qunying Zhou，and Shu’e Chen，“Holocene Pedogenic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and Decline of Rain-Fed Cereal Agriculture o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QuaternaryScienceReviews 23（2004）：2525-2535.感谢孟泽思向我推荐了这篇文章。译者注：按照现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黍”属于禾本科的“黍属”（Panicum），栽培黍的学名是Panicum miliaceum；“粟”属于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是Setaria italica。两者是两个不同“属”（genus）的作物，但它们在栽培条件的要求方面非常相似，地理分布也很一致。但“稷”究竟指的是哪一种至今尚有争论。在北魏以前，汉晋的注释家大都释稷为粟，近代以来受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影响，认稷为黍的看法占主流，也有学者仍坚持稷应为粟。本书作者引用的观点中将黍和粟归为稷的两个品种显然并非定论。读者可参考相关文献，如游修龄：《论黍和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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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Zhongpei Zhang，“The Yangshao Period：Prosper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historic Society，”in TheFormationofChineseCivilization：AnArcheologicalPerspective，ed.Sarah Allen（New Haven，CT and London，U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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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o，TheCradleoftheEast，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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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Bray，Agriculture，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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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Richard Pearson，with the assistance of Shyr-Charng Lo，“The Ch’ing-lien-kang[Qing-lian-kang]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Neolithic，”and William Meacham，“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ueh Coastal Neolithic：A Microcosm of Culture Change on the Mainland of East Asia，”both in 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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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Bray，Agriculture，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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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译者注：使空气中的氧分子和氮分子电离并结合生成氮氧化物，再由雨水携带下落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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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hang，“The Origins and Early Cultures of the Cereal Grains and Food Legumes，”in 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80-81.亦可参见Ho，CradleoftheEast，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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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eacham，“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ueh，”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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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o，CradleoftheEast，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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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史前的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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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一万两千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类活动导致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整个史前时期乃至此后的四千年直至今天，都是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也许是因为历经了数千年之久，这次最大的环境变迁看起来似乎显得很自然。特别是给中国大陆带来降水的东亚季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随着季风在这数千年中的日渐减弱，气候也逐渐变得冷而干燥，于是亚热带森林和其中的动物不得不从华北平原向南撤退到了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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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形势的变化至少对新石器时代黄河的两次改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黄河都是向北流入渤海湾，而在公元前3650—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黄河改道向南经过山东山区南部注入黄海。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200年之间，这一次黄河又返回了它北面的河道并固定在此约两千年之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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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耕作的人们来说，黄河改道即意味着可怕的洪水。按照考古学家刘莉的观点，洪水还会导致海平面升高，继而造成严重的“海侵”，海岸线向西后退可达100公里，于是沿海的居民不得不面对洪水的威胁。刘莉认为，这造成了当时人注意到的大量人口迁移[2]，她还认为：“气候的波动并不是造成洪水的唯一原因。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以及支流沿岸黄土区农业日益发展造成的土壤侵蚀，很可能增加了黄河携带的泥沙量，进而抬高了河床和河岸，导致东部平原的洪泛区范围更加扩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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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疑成为早期中国大洪水神话的故事背景，它们经过人们世代的口口相传，最终被文字记录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在这些神话中，圣人大禹将原本混沌一片的洪水世界汇聚为四条主要的河流：黄河、渭河、淮河和长江。[4]中国人对自己以及与环境关系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过程非常重要，这也是后面章节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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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新石器时代黄土高原上耕作的农人对造成洪水是否负有责任，他们的农业确实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好几个地区都已经出现农业。这些史前区域性的农业社会群体被统称为仰韶文化，它是“中国相互作用圈”（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中的一员，并在后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鉴于中国如此丰富多样的环境，我们有理由认为还有其他人群也同样开始了向农业生产的过渡，只是目前还没有考古记录来予以证实。但以上所讨论的这些人群的确都采用了农业技术，并在随后的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年间，开始通过农业改变中国的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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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的种植发源于黄土高原渭河流域的半干旱稀树草原，随着迁徙的人群先向北扩散（如前所述），然后向东进入森林覆盖的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这里的土壤多数也是黄土，主要由黄河千年来的泛滥和改道沉积而成。随着农业村落在这一地区的逐渐形成，它们与长江下游种植稻米地区的往来也开始建立，并且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既暖且湿，于是水稻也成为黄河下游种植的作物之一。由此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华北平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村落，被称为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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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需要被预先进行清理，因此仰韶文化的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清除森林以开垦农田的方法。起初，在村落附近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土地就够了，但时间一长，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可能还有人口增长的压力，更多的森林不得不遭遇毁灭的命运。但即使拥有精心打磨的石斧，伐木依然费时费力，而简单地纵火焚烧森林既不可控也相当危险，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后来的文献中记述了一种通过环剥树皮来清除单棵树木的方法，即从树干上剥掉一圈树皮，阻止从根部吸取的水分和养分向上输送：“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其林木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5]这样，在预先规划好需要的土地大小和形状之后，即可利用这种方法来精确清除指定数量的树木。于是，在农田和森林之间，“自然”和“文化”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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