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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一万两千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类活动导致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整个史前时期乃至此后的四千年直至今天，都是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也许是因为历经了数千年之久，这次最大的环境变迁看起来似乎显得很自然。特别是给中国大陆带来降水的东亚季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随着季风在这数千年中的日渐减弱，气候也逐渐变得冷而干燥，于是亚热带森林和其中的动物不得不从华北平原向南撤退到了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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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形势的变化至少对新石器时代黄河的两次改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黄河都是向北流入渤海湾，而在公元前3650—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黄河改道向南经过山东山区南部注入黄海。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200年之间，这一次黄河又返回了它北面的河道并固定在此约两千年之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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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耕作的人们来说，黄河改道即意味着可怕的洪水。按照考古学家刘莉的观点，洪水还会导致海平面升高，继而造成严重的“海侵”，海岸线向西后退可达100公里，于是沿海的居民不得不面对洪水的威胁。刘莉认为，这造成了当时人注意到的大量人口迁移[2]，她还认为：“气候的波动并不是造成洪水的唯一原因。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以及支流沿岸黄土区农业日益发展造成的土壤侵蚀，很可能增加了黄河携带的泥沙量，进而抬高了河床和河岸，导致东部平原的洪泛区范围更加扩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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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疑成为早期中国大洪水神话的故事背景，它们经过人们世代的口口相传，最终被文字记录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在这些神话中，圣人大禹将原本混沌一片的洪水世界汇聚为四条主要的河流：黄河、渭河、淮河和长江。[4]中国人对自己以及与环境关系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过程非常重要，这也是后面章节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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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新石器时代黄土高原上耕作的农人对造成洪水是否负有责任，他们的农业确实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好几个地区都已经出现农业。这些史前区域性的农业社会群体被统称为仰韶文化，它是“中国相互作用圈”（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中的一员，并在后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鉴于中国如此丰富多样的环境，我们有理由认为还有其他人群也同样开始了向农业生产的过渡，只是目前还没有考古记录来予以证实。但以上所讨论的这些人群的确都采用了农业技术，并在随后的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年间，开始通过农业改变中国的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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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的种植发源于黄土高原渭河流域的半干旱稀树草原，随着迁徙的人群先向北扩散（如前所述），然后向东进入森林覆盖的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这里的土壤多数也是黄土，主要由黄河千年来的泛滥和改道沉积而成。随着农业村落在这一地区的逐渐形成，它们与长江下游种植稻米地区的往来也开始建立，并且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既暖且湿，于是水稻也成为黄河下游种植的作物之一。由此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华北平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村落，被称为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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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需要被预先进行清理，因此仰韶文化的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清除森林以开垦农田的方法。起初，在村落附近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土地就够了，但时间一长，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可能还有人口增长的压力，更多的森林不得不遭遇毁灭的命运。但即使拥有精心打磨的石斧，伐木依然费时费力，而简单地纵火焚烧森林既不可控也相当危险，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后来的文献中记述了一种通过环剥树皮来清除单棵树木的方法，即从树干上剥掉一圈树皮，阻止从根部吸取的水分和养分向上输送：“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其林木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5]这样，在预先规划好需要的土地大小和形状之后，即可利用这种方法来精确清除指定数量的树木。于是，在农田和森林之间，“自然”和“文化”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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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章前面曾提到过，从稻田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极早期就造成了温室气体和全球变暖，但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从事农耕的人们曾经大范围改变过中国当地的环境。农人居住的村落一般只有数百人，最大的也就1 000～1 500人，村落占地不过四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多少这样的村落点缀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呢？这很难估计，不过一千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村落的数目可能已达到了1 000个。[6]不管这些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是大是小，或者它们的数目达到多少，它们都确确实实是人类开始脱离周围环境的标志。这些人不再生活在林间和依靠狩猎采集来为生——他们或者住在稀树草原上的村落里，或者通过清除森林来给自己还有农田和驯养的牲畜腾出空地，但也因此而使他们的庄稼更容易成为被征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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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 Liu，TheChineseNeolithic：TrajectoriestoEarlyStat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7-31.中译本见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刘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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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186.并可同时参阅第31、193、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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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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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k Edward Lewis，TheFloodMythsofEarlyChina（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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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Bray，Agriculture，97。译者注：《齐民要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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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数据推导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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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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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定居农业是由于哪些原因，以及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来，气候变化毫无疑问都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一个变冷或变暖的气候会是刺激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吗？现有的证据都相当含混不清。在我们探讨的这数千年里，中国的气候既有变冷也有变暖，但农业始终在向前发展。不过，我们也基本可以相信，一个温暖湿润的气候确实会促使农业的收成增加：一方面，生长季变长，甚至在一个生长季中可以收获两种农产品；另一方面，农作物在更多水分以及更多日照下自然长势也会更好。收成的增加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可以有更多的余粮储存以抵御其他人、动物或者气候等外来的威胁；同时，余粮的存在也意味着有部分人无须再在田间劳作也能衣食无忧，而通过他人自愿或被迫向他们供给所需，于是统治集团产生了。总体更加暖湿的气候、余粮储存的增加以及统治集团的出现，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的两千年间，逐渐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一个由数个政权和政权雏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史学家张光直将其命名为“中国相互作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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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以农业为基础的地区性文化开始出现到公元前4000年的这一两千年中，农业技术和基于农业的人类社会都日趋复杂，这些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变得愈加频繁。张光直总结道：“当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仔细探寻各种类型的文化和系统时会发现，很明显到约公元前4000年时，一些相邻的地区性文化之间开始了接触，而这也是（领土）扩张的必然结果……”[1]对张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来说，这些“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次……这个相互作用圈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这个中国相互作用圈已经可以正确而恰当地被称为中国了，因为自此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历史全面展开，其中有定义明晰的角色、事件、动机和叙事线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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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由于农业带来的财富和实力，这个“相互作用圈”在中国北方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强化，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并研究了大量村落遗址，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也在这里出现。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中国南部、东部或中部呢？我们至今还没有答案。无疑中国北方特殊的环境条件使得稷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广泛种植，而水稻所要求的那种潮湿环境显然没有那么多，而且也不那么容易复制。考古学家确实在中国南部、东部和中部找到了一些能反映出农业和社会复杂程度的遗址，但其数量却远不如中国北方。因此只有在北方，农业积累的财富才将社会引向了一个可区分为统治集团与务农人口的新结构。正如何炳棣所指出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一个农业家庭所生产的农产品足以养活超过本家庭的人口数量，“从而释放出部分人口从事非农业劳动，由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同时也为人口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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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以村落为基础的从事农业和具有一定社会分工的混合体之中很可能发展出了某种村落联合体，以便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在这些村落联合体中，第一个国家形态出现了。我们难以确知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确认在公元前2400—公元前1000年间，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夏、商和周——在时间和空间上或许会有重叠。它们是相互斗争和抗衡的政治团体，但拥有共同的文化。张光直认为夏首先出现，核心区域位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农业最初发展的地方；商随后在夏的东面、丛林密布的华北平原建立起了国家；最后是周，位于西边的渭河流域。根据张光直的考订，夏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2400—公元前1200年，商为公元前1800—公元前1100年，而周为公元前1400—公元前700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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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位于北方的文化正是基于一个不断从事战争的统治集团以及供养这一集团的众多农业人口，才形成了早期的国家。由武士和巫师组成的统治集团并不从事农耕而完全由农业生产的剩余来供养。社会分层出现的证据主要来自整个中国相互作用圈里的考古墓葬发现，这些证据清晰地表明少数人聚敛了明显多于其他人的财富，并用众多的随葬品来彰显其政治权力。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来世，但这些行为清楚地印证了古代历史学家所称“万邦”的产生，它们的统治集团负责征收、分配财富和组织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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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尚不清楚夏朝和早期商朝的城市发展程度。这里的城市指的是大量非农人口（数千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人主要包括统治集团、武士、祭司和工匠。统治集团当然会希望将其墓葬安置在他们认为重要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住处附近。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农人手中征收谷物的，但其中无疑会包括一些军事和原始宗教的力量，尤其对于新近征服的农人更是如此。我们在下面即将看到，到约公元前1500年，商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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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中很可能会有一些人更擅长于从农人手中聚敛财富，更善战，更善于制造有力的武器，或者更善于开疆拓土、增加人口。正如后来一种文献中对这些早期政治体的描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当然这很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历经了两千年之久。到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除已经明确形成了一些中心城市及彼此间存在战争的国家外，还产生了青铜制造技术和文字。[6]在结合了统治集团、对外的战斗力、先进的技术以及一套书面记录当地和宇宙事件的方法的基础上，第一个明确的中国国家——商，在华北平原出现了。在深入讨论商朝的细节之前，我们还需要对青铜——这个商朝统治者掌握的强有力的新技术做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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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ng，“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in CHA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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