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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记载只告诉我们商为何灭亡而周是如何取得胜利的：末代商王暴戾残酷，而周王则仁慈善良。用周的说法，这种基于道德的合法性可以描述为“天命”：上天命王来管理天下，天下意指宇宙、自然和人类事务，只要王履行他的职责，他的王权就可以保留。如果扰乱了天下，例如末代商王的暴戾统治，使得他治下的人民生活困苦并纷纷逃亡，那么上天就会收回成命，另觅人选——这就是周。只要周能够保持天下的秩序，就能尽可能长久地将王权留在自己手中，并很可能将气候变冷归咎于商的道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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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受命于天的说法将它与商置于相互竞争的地位，但为何如此我们并不清楚。周的记载将我们现在知道与商交战过的其他国家全部抹去了，尽管周意图阻断记忆和重构历史，事实则是战争主导了当时的整个中国：备战，参战，然后再备战。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我们称之为方国间战争的状态构成了这些方国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个事实对理解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化过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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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亦可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216-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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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Bray，Agriculture，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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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ay，Agriculture，159-161.根据白馥兰的记述，在东京地区（今越南北部）出土了青铜制的犁，而时间上与商是同时代的，并且当时这些国家之间是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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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Chang，ShangCivilization，225。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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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引，226-227，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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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44.译者注：详见张钧成：《商殷林考》，《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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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转引自Chang，ShangCivilization，254-255。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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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CHAC，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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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CHAC，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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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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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uddiman，Plows，Plagues，andPetroleum，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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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些例子可参见Edmund Burke III，“The Big Story：Human History，Energy Regimes，and the Environment，”in TheEnvironmentandWorldHistory，eds.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33-53；以及I.G.Simmons，Global EnvironmentalHist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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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hn R.McNeill，SomethingNewundertheSun：AnEnvironmentalHistory oftheTwentieth-CenturyWorld（New York，NY：W.W.Norton，2000），11-12.中译本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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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eightley，AncestralLandscape，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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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eightley，CHA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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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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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居农业在中国北方和南方起源开始，在本章所覆盖的历史时段里，人们主要是在开发利用所处环境提供的各种机会，包括我们今天仍然知之甚少的多年生稷和稻向适于农业种植的一年生的转变。事实上，那些不断观察和实验的人们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抓住这些变化的机会，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此外，适合稷和稻种植的特殊环境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中国农业一种独特的形象。稷种植所在的中国北方，土壤是特殊的黄土，营养物质非常丰富，年复一年的地表蒸发将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毛细作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土壤表层，耕种这样的土地并不需要休耕。南方的情况殊途同归，水稻主要从水中获取营养，因此土地也同样不需要休耕。这种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足以供养起一个不断增加并日趋密集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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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出的新方式——农业，也因砍伐森林以让出耕地而显著改变了环境。不过，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国家时期，人们虽然已经改变了环境以使之更利于人类居住以及植物与动物的种植和驯养，但他们还是特别受自然的眷顾，尤其是气候。一个社会能够变成农业和定居模式，需要气候年复一年地保持稳定，这样才能准确计划（期望）维持生计的收成。无疑，商王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向他们的神灵询问收成的好坏或掠夺邻国的合适时机。商朝从清除森林而建立起的特定形式的农业生产中获得了更多资源，使得这个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调配各种资源，用于制造青铜武器和调遣军队。于是，商朝（中国北方）的人口增加到了400万～500万。这个适应机制一直运行得相当成功，直到气候突然变冷进而加速了商的衰落和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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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约公元前1000年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日后成为中国人祖先的这个人群已经对环境施加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开采和冶炼青铜，建造城市，为农业生产而毁林开荒；他们的稻田和为获得耕地而进行的森林砍伐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可能加剧了全球变暖。在与他人竞争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了国家，进而恣意使用自然资源和管理非自由劳动力。统治集团深知农业的价值，并严格保障食物供应以确保人口持续增长，进而巩固其政权。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以及统治精英尽最大可能从环境中汲取资源以增强和延续自身的权力，他们对环境施加影响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并在下一个千年急剧加速，这也是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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