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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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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uddiman，Plows，Plagues，andPetroleum，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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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些例子可参见Edmund Burke III，“The Big Story：Human History，Energy Regimes，and the Environment，”in TheEnvironmentandWorldHistory，eds.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33-53；以及I.G.Simmons，Global EnvironmentalHist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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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hn R.McNeill，SomethingNewundertheSun：AnEnvironmentalHistory oftheTwentieth-CenturyWorld（New York，NY：W.W.Norton，2000），11-12.中译本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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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eightley，AncestralLandscape，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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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eightley，CHA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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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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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居农业在中国北方和南方起源开始，在本章所覆盖的历史时段里，人们主要是在开发利用所处环境提供的各种机会，包括我们今天仍然知之甚少的多年生稷和稻向适于农业种植的一年生的转变。事实上，那些不断观察和实验的人们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抓住这些变化的机会，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此外，适合稷和稻种植的特殊环境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中国农业一种独特的形象。稷种植所在的中国北方，土壤是特殊的黄土，营养物质非常丰富，年复一年的地表蒸发将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毛细作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土壤表层，耕种这样的土地并不需要休耕。南方的情况殊途同归，水稻主要从水中获取营养，因此土地也同样不需要休耕。这种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足以供养起一个不断增加并日趋密集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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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出的新方式——农业，也因砍伐森林以让出耕地而显著改变了环境。不过，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国家时期，人们虽然已经改变了环境以使之更利于人类居住以及植物与动物的种植和驯养，但他们还是特别受自然的眷顾，尤其是气候。一个社会能够变成农业和定居模式，需要气候年复一年地保持稳定，这样才能准确计划（期望）维持生计的收成。无疑，商王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向他们的神灵询问收成的好坏或掠夺邻国的合适时机。商朝从清除森林而建立起的特定形式的农业生产中获得了更多资源，使得这个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调配各种资源，用于制造青铜武器和调遣军队。于是，商朝（中国北方）的人口增加到了400万～500万。这个适应机制一直运行得相当成功，直到气候突然变冷进而加速了商的衰落和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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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约公元前1000年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日后成为中国人祖先的这个人群已经对环境施加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开采和冶炼青铜，建造城市，为农业生产而毁林开荒；他们的稻田和为获得耕地而进行的森林砍伐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可能加剧了全球变暖。在与他人竞争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了国家，进而恣意使用自然资源和管理非自由劳动力。统治集团深知农业的价值，并严格保障食物供应以确保人口持续增长，进而巩固其政权。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以及统治精英尽最大可能从环境中汲取资源以增强和延续自身的权力，他们对环境施加影响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并在下一个千年急剧加速，这也是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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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章 国家、战争与农业：上古及帝制早期中国的环境变迁，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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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到公元前1500年时，诸多驱动环境变迁的因素，包括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商王朝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和支撑了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而且促进了用于日常生活和战争的青铜器冶炼技术的进步。结果到公元前1000年时，规模达400万～500万的人口，为了开辟耕地和获取青铜冶炼及日常所需的燃料，砍伐了大片的落叶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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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日后成为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定居农业体系，一个是在北方以稷为主的旱地耕作，而另一个则是南方的水稻种植。这两个区域的分界线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大体是沿着淮河一线。在约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全世界仅有四五个地区的定居农业产出能够超过农业从业者自身所需，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在本章中，我们将会把视野从华北平原向北面和西面拓展，关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考察他们是如何学会开发草原生态系统的特殊资源，以及如何与从事农业的中原人进行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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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国家、战争与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迁，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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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剩余催生了统治集团，它们建立城市并在其中居住，也与其他结构相似的群体发生战争。到公元前1200年，商只是中国北方诸多相互竞争的政权中的一员。因此，中国不仅是全球少数几个农业起源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少数几个最早出现战争的地区之一。[1]国家、战争和农业，显著地驱动了中国的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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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农业、战争与精英集团的共同作用导向了一个新的局面，促使统治者具有强烈的愿望去开发环境资源以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与敌国对抗。让我们来更精确地考察一下国家力量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需要能量来生存，一个群体所汲取的能量超过自身生存和再生产需要越多，这个群体——通过国家政权——所能支配的力量也就越大。在使用化石燃料之前，绝大部分的能量来源途径只有一个：植物吸收并转换太阳能，再被人类或动物食用并吸收，农业就是人类集中获取稷和稻等作物中所积累太阳能的主要方式。因此，人作为一种能量的储存器，无疑也是很好的俘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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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中，扩张农业就是扩大能源供给；人类和动物本质上就是能量的储存器——就像小电池一样，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2]权力即意味着控制和调配这些人类和动物能源的能力，当然这个基于太阳能的能量体制极大地限制了所有前工业时代国家的实力。对商而言，组织和利用能量的方式主要是在统治集团的直接控制下，利用非自由劳动力进行耕作、战争和毁林开荒。商非常善于调配人力来从事改变环境的活动，这促使它将增加人口和农业产出视为头等大事，也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中国的森林带来了相当的压力。我们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间，这种清除森林开辟农田的行为达到了毁林（deforestation）的程度，考古学者吉娜·巴恩斯（Gina Barnes）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毫无疑问，新石器及之后历史时期的农业活动造成了绵延黄土地带东部和中原地区的大量森林被毁”[3]，而且还令人惊讶地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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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不仅是树丛，还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所有的生物组成了一张复杂的食物网——微生物以腐烂的有机体为食，释放出矿物质和营养物质供新的植物生长，这些植物（有些）被别的动物食用，如此类推。伐倒树木开辟农田则意味着这些非人类的“野生”物种——不受人类控制的动物的栖息地被迫缩减。我们在前述章节中看到，中国北方的森林曾是众多物种的栖息场所，包括象、虎、犀牛、种类众多的鹿、野猪、鸟类以及各种植物，所有这些动植物都需要在森林中生存。当树木被砍伐、森林被条块分割时，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大型动物，它们的消失可以当作粗略的指标来划定环境变化的范围。例如，我们知道，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象的活动范围从最开始遍布中国（包括华北平原）到向南退到了淮河流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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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公元前1000年时中国北方的落叶阔叶林已经消失，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也并非如此。公平地来说，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农业和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发展、统治者及其观念、战争还有环境变化，所有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要分清到底哪个首先出现就如同要分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困难。在此我只想说，在中国，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复合体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并作为一个持续的驱动力在接下来的三千年中不断地改变着中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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