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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匈奴联盟击退了中原的势力和移民，于是秦国开始修建一条“长”城来巩固其在草原上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秦汉所筑的长城其实是为了保护它们从匈奴手中夺取的土地而做的防御工事，匈奴与中原人作战是对中原进犯的回应，而并非“野蛮”的匈奴侵袭“文明”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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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所筑的长城（在15世纪又建立了类似的长城，参见第五章）确实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分隔了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方式。中原人和游牧民族在边境上的关系也成为之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部分。秦长城规模如此浩大，以至于一些学者如李约瑟表达了对其“过度干扰自然界固有面貌”的担心。将军蒙恬受始皇派遣负责长城的设计和施工，在始皇死后即被赐死，蒙恬感叹道：“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59]这有可能是后来中国人风水信仰的一个早期佐证，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但它的确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希望主宰自然，同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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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并没有完全阻隔农业的中原和游牧的草原，所有的互动方式——借用一位蒙古史学者的话[60]，“和平、战争和贸易”——使得中原人在随后的两千年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这里，关于游牧民和长城之间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长城的确在其南面定居的农业中国和其北面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起到了某种边界的作用，只要中原人还无法征服游牧民族，他们就会一直视其为威胁。基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而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东亚地区建立了起来，通过持续的接触和互动，他们都将彼此定义成“对方”。第二，汉文史料总是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文明的”，是被觊觎粮食和丝绸的“蛮族”无端抢掠的受害者，游牧民与汉人缔结的和平条约中也的确经常包括定期奉送粮食、丝绸和黄金。但草原上的游牧民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把中国农业生产的粮食作为自己获取充足碳水化合物的唯一方式，根据狄宇宙的研究，只要条件允许，牧民随时随地都会种粮，而汉人不是他们用马匹交换粮食的唯一选择。因此对游牧民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需求来袭击中原，反倒是中原地区的国家更有可能需要草原上的资源，尤其是骑兵所需的马匹和放牧用的草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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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经常性的接触，至少到公元前200年，中原人和草原游牧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了某种共生关系。有时中原国家的领土会推进到大草原上，试图控制或消灭游牧民族的势力，但胜利几乎都不长久；有时游牧势力又会攻击中原国家的前哨阵地，甚至有一次（13世纪蒙古的侵略）征服了整个中国。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统治者才对游牧民“问题”尝试了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五章中涉及。在那之前，游牧民族及其特殊的环境一直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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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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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的中国与之前五百年的情形完全不同，周王朝让位于一个充满活力的或者说暴力的列国体系。这些战争促使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加密集化，并催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即自然的馈赠是有可能耗尽的，而那些耗尽本国资源的国家会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甚至灭亡。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段时期也是中国人自然观念的形成时期，这个话题我们将在本章后续部分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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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的中国人已经经历了超过二百年的列国时代，并且也看不到多少向其他方向发展的迹象。毕竟在欧洲，公元1500年前后出现的多国体系延续了五百年，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状态会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这种体系在三十年之后就消亡了，列国之一的秦于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最后一个敌人并统一了天下，统治者嬴政也给自己冠以一个全新的头衔“始皇帝”。不过战争虽然结束，对自然的开发却并没有减少。相反，在长治久安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人口增长到近6 000万，农田的扩张摧毁了华北平原上的大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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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两位政治学者的研究，“在上古世界至少三个最早出现战争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中美洲，战争和政治都具有某种跨文化的共性，是从各个社会最初状态中自发产生的现象，而不是某种文化扩散的结果”。Claudio Cioffi-Revilla and David Lai，“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2700 B.C.to 722 B.C.，”TheJournal ofConflictResolution 39，no.3（199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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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种能量体制的详细讨论可参见J.R.McNeill，SomethingNewunder theSun：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Twentieth-CenturyWorld（New York，NY：Norton，2000），10-12。中译本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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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ina L.Barnes，TheRiseofCivilizationinEastAsia：TheArcheologyof China，KoreaandJapa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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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ichard Louis Edmonds，PatternsofChina’sLostHarmony：ASurveyofthe Country’sEnvironmentalDegradationandProtection（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1994），29；亦可参见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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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安敦（Anthony Barbierri-Lowe）认为：“帝制早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济范本，即当国家还处于强烈依赖农业和再分配的阶段时，商业活动已开始蓬勃发展。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帝制早期的中国是在货币经济中运转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由国家铸币机构按照标准大量铸造的钱币来购买……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政府是倾向于重农抑商的，但又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场法律和条令，极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发掘的法律文本表明，帝制早期的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具有执行力的合同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可靠，保护财产权利，降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种在其他前近代经济中阻碍了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Anthony J.Barbierri-Low，ArtisansinEarlyImperialChina（Seattle，WA and London，UK：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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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vid W.Anthony，TheHorse，theWheel，andLanguage：HowBronze-AgeRidersfromtheEurasianSteppesShapedtheModern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199-201，221-224，237，267，311.关于游牧民族的性质和起源、骑马和整个中亚草原内的战争有非常多的争论，除安东尼（David W.Anthony）的观点之外，还可参见Michael Frachetti，PastoralLandscapesandSocialInteractioninBronzeAgeEuras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Christopher Beckwith，EmpiresoftheSilkRoad：AHistoryofCentralEurasiafromtheBronzeAgetothePres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非常感谢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介绍给我后两本专著，并与我分享他即将发表的关于这三本专著的综述文章“‘Pots Are Not People’：Recent Books on the Archeolog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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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omas J.Barfield，TheNomadicAlternative（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9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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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wen Lattimore，Th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Boston，MA：Beacon Press，1967），21-23.中译本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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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arfield，TheNomadicAlternative，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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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ancois Bourliere，TheLandandWildlifeofEurasia（New York，NY：Time Incorporated，1964），85，87，102-103，104-105.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也敏锐地洞察了20世纪蒙古东部草原上的蒙古人、马、狼、羚羊、旱獭、老鼠和猛禽之间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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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eorge B.Schaller and Gu Binyuan，“Ungulates in Northwest Tibet，”National GeographicResearchandExploration 10，no.3（1994）：26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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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ndrew C.Isenberg，TheDestructionoftheBison：AnEnvironmentalHistory，1750-1920（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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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Nicola Di Cosmo，AncientChinaandItsEnemies：TheRiseofNomadic PowerinEastAsianHist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3.中译本见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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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nthony，TheHorse，theWheel，andLanguage，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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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arfield，TheNomadicAlternative，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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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亦可参见Di Cosmo，AncientChinaandItsEnemies，28。中译本见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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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Barfield，TheNomadicAlternative，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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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狄宇宙认为：“骑马者的生活要在实践中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生活，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有可能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才彻底完成这一转变。而最早的斯泰基马上弓箭手，则在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才出现。”Di Cosmo，Ancient ChinaandItsEnemies，27.中译本见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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