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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古代中国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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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关于自然的理念”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自然”在英语和汉语定义之间的差异，而这两种定义其实都存在着问题并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在欧洲的传统当中，长期以来认为“自然”是与人类截然分开的，并假设在“自然与人文”或“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对立或分裂。希腊神话的故事主线就是将人置于与其他人、与自身或与自然的对立中推进的，欧洲将人类排除在自然之外的宗教或哲学传统也是将人类及其需求置于自然之上的。晚近以来，在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境中，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开始将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于是人类与自然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但是，争论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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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关于中国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当中，字词的歧义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含混不清。一直到20世纪之前，汉语当中没有一个词的字面或隐含意义是与英语中的“nature”（自然）这个分离了人类与“外面的世界”的词汇一致的。之前的中国哲学家在讨论“人性”（human nature）或“事物的本性”（nature of things）时使用了一个词语“性（或本性）”，意为“事物的内在品质”。当周击败商并将其解释为是“天”给了它“（天）命”时，它所指的“天”似乎也与英语的nature比较接近，或者至少是指代一个超越人类的永恒存在，魏乐博（Robert Weller）将其描述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指导着整个世界”[1]。还有一些组合的词语也比较接近英语nature的概念，例如“天地人”，或“天地”，后者即指代宇宙之中除人类以外的所有事物。[2]在现代，意义上最接近的词可能就是汉语的“自然（自己成为这样）”了。[3]然而，其中没有哪一个词的意义是静态的，过去两千五百年的争论显示它们始终处于动态之中。[4]简而言之，在中国，关于“自然的概念”存在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这么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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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这些字词的意义和解释长久以来争论不断，汉语中并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一成不变的（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关于自然的理念”。而通常我们都假设这是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在欧洲或美国试图证明“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破坏性，继而提议建立一个类似“东方”特别是中国式“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关系的人们。这种观念被一些欧洲或美国作家广为传播[6]，另外，中国自唐朝（618—907年）以来流传了千余年的山水画风格也给人以这种印象，在这些画作中，山川河流宏伟磅礴而其中的人物则通常都渺小。[7]不过纵观本书就会发现，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这一观念其实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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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为止如我们所见，虽然商很热衷于将自然环境改造成农田，但商代的统治者还是倾向于将农业收成以及他们的命运更多地交托于“天”，而非他们自身的行动。前面已经提到过，周初（约公元前1000年）将其取代商的统治归因于受“天命”。“天命”的想法，部分地体现了中国的这种“关联宇宙观”，即现实中的行为与“天上”是相关的。[8]自周初引入了这个观念之后，思考人类与宇宙之间关系的这种思路在汉朝通过一位哲学家（董仲舒）而得以蓬勃发展。比如这位学者主张，汉字“王”的三横分别代表了天、地和人，它们通过中间的一竖，也就是帝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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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随着一个叫作“士”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兴起，中国对“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反思开始出现。周初向外拓殖的努力大大推动了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加之战国时期各国相互争斗，为了避免战争的失败和国家的灭亡也都千方百计挖掘自然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会太奇怪在当时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种早期中国哲学争论来探讨“把自然仅仅看作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的破坏性甚至毫无同情心的方式”[9]了。这些学派当中最著名的是儒家、道家和法家，后者或许更应该被称为“国家主义者”，该派学者认为国家和它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都是在以黄河冲积平原和黄土高原为自然环境特征的中国北方形成的。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当中国人开始向环境迥然不同的、更为温暖湿润的南方迁移时，又会出现一些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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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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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剧烈变化的时期，当时周的封建统治正趋于崩溃，社会进入了列国时代，旧贵族渐渐失去了地位，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升起。孔子既不喜欢也不赞成这些变化，并试图就如何重建和保持他所理解的由周王朝建立的社会秩序给出一些答案。他认为，保持父系家庭、各阶层之间严守各项行为和礼仪规则是保障社会和政治秩序井然的有效途径。他十分关心人的行为和秩序，而对类似宗教观念之类（例如是否存在神或神与人的关系）则不怎么在意。因此，具有儒家思想的国家治水机构都希望用严格可控的河渠来归拢河水，而当遭遇到其他族群时，具有儒家思想的人也会通过观察服色、饮食以及弹奏的乐器等来判断这些人是否（或有可能变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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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受孔子思想启发的人（“儒家”）力求发展和推广这些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极力倡导发展一个脱胎于自然的文明世界，而在其中自然是作为对立者出现的……（儒家）把人类与动物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正是因为人所特有的道德、礼仪和社会等级”[10]。儒家认为人类会组成社会，恰恰是因为单独一个人只能屈服于野兽，于是人们“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由此形成的社会才是“人之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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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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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认为儒家对社会规范的主张过于僵硬和划一，作为回应，道家认为人应该遵从本性（nature），循“道”而行。人随本性，就像水自然地从高往低流一样，是简单而和谐的方式。道家理想的世界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显然，现实中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战国时期的最终降临都是与其理想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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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学派当中，道家尤其对“文明”带来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这个文明指代的是儒家认为必须而且应该是善的、与自然相分离或者主导自然的人类社会。道家向往的那个时代，人类尚未从宇宙中分离，还是其中和谐的一部分。“故至德之世，”一位道家代表说，“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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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后国家的建立、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这些人类建设“文明”的举动——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道家用“天人合一”的理念对比“文明世界”，并指责文明（和儒家）破坏了这种原始的和谐。[12]不过，很多道家学者并不因此而热衷于去摧毁文明和文化，他们寻求的是个体化的解决方案。遁入山林，过起隐士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循道而行”，脱下文明的外衣，成为自然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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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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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所劝诫的“道法自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自然”（nature），什么是“人性”（human’s nature），这个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起，而公元前4世纪的儒家接受了这个挑战，尤其是其中关于人性的部分。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思想继承者是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对于什么构成了人性这个问题，孟子倾向于将其归纳为“善”，并用了一个有趣的有关环境的比喻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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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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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孟子指的是哪个国家，也不知道是否确有牛山这个地方。他只是用牛山上的森林砍伐这个故事来证明人类与生俱来的善，以及培养这种善的必要性。通过这个比喻，不仅我们，公元前300年的人们也能明白这些道理，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些山上森林砍伐的过程，也很清楚这个森林退化的原因和结果。而孟子根据现实构造的这个寓言，也证明了战国时期由国家驱动的环境变化是多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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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并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些思想应该对战国各国都很有用处。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很看重土地的管理，认为应该实施水土保持的措施。孟子认为人类是高于动物的，是它们的主人，但他也承认，人类在看到一头牛被杀之前那种恐惧瑟缩的状态会感到很难过，因此人们（包括帝王）在对待其他人时可以并且也应该抱着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孟子认为王室的大量财富都是通过掠夺农人和动物生存的土地而得到的，因此王室和富人应该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以免资源耗尽。不过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包括孟子在内的思想家提出的这些建议在统治者那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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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公元前312—公元前230年）接受了儒家关于文化和社会是有益的这个基本前提，但不同之处在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的本性应得到抑制和控制，主张对人的教化和约束。因此，“荀子主张人类在对待自然时采取一种积极的调控者的态度……以人类需要为基础‘驯化’自然以建立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新秩序，使人类在其中能够达到最佳的状态”[15]，而无论是人类还是人类主宰的自然，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来维持它们的秩序。这种思路也被秦国的谋士商鞅（卒于公元前338年）和韩非子（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所采用，他们创造的政治哲学就推崇国家权力凌驾于人类和自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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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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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对如何推动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最为感兴趣，相信人与自然都需要被控制。正如《管子》所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七法》），耕作和粮食是一国权力的基础。与秩序井然的国家如秦国相比，一些较差的国家则“田畴荒而国邑虚……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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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担心劳动力短缺，不仅是为了农业生产，还有军事方面的需要，于是引进了多项改革措施来吸引他国农人逃离故土来到这里，其中改革土地所有权、将其从贵族手中分散给普通百姓这一条尤为引人注目。相较于其他仍然保有贵族的国家，秦国的农人已具有人身自由，并可以拥有土地，自己进行垦殖决策。向农人课税并不是秦发明的，早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即向农人课10%的税，但秦国的抽税比例高达50%，国家收入即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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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税负，秦国的农人都必须让土地变得高产，因而他们也受到了农业大臣的助劝。农业大臣的职责是“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管子·小匡》）。在他的手下，虞师专事“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司空则“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管子·立政》）；而由田的职责则是帮助农人适时耕种，在他们种植各种作物时提供正确的技术指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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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人与环境的关系影响深远，因为秦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新的帝国政治制度，随后两千年中的历朝历代虽然普遍反感秦朝的残暴统治，但这一制度却得到了普遍的采用。更进一步而言，秦的法家人物也并不是仅有的对环境持这种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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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约束和控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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