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5470
于是，当晋都洛阳在311年、长安在317年遭遇游牧入侵者的兵燹之后，幸存者已所剩无几，中国北方人口极端稀少的景象频繁出现，令人印象深刻。依照芮沃寿（Arthur Wright）所述：“一位当时巡视各地的见证者的报告表明，曾经丰饶的土地如今一片荒芜，只有20%的人口留存下来——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弱者。”[3]在洛阳遭劫之后，一位来访的粟特商人在家书中写道：“城市和宫廷陷入了火海……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也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4]匈奴军队盗掘了王室墓葬，并把战利品带回了草原。数年之后，长安城再遭洗劫，统治集团大批地——数十万人——逃往长江流域，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政权。我们很快还会详细讲到，正是从这里起，汉人真正开始了在中国南方从长江流域直到南海地区的定居生活。
1707585471
1707585472
早在洛阳和长安陷落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日趋军事化，主要是因为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豪强士族已越来越像世袭的军事阶层，从日益衰落且需要其帮助的政府那里获得社会地位，而其武装力量则主要由那些为了躲避其他武装团伙和军事组织而来投靠的农民组成，豪强士族还渐渐组织起了骑兵，人员来自那些汉朝时就已定居在长城以内的匈奴人。西晋灭亡、统治阶层仓皇逃往南方之后，门户洞开的中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相互缠斗、争夺战利品的游牧民族，汉人则退居到易守难攻的城墙或山上的坞堡里。4世纪到5世纪，中国北方有数百个这样的坞堡，汉人的“首领之间为争权夺利争执不休，胡人统治者也对他们时而压迫，时而示好……在西晋崩溃（311年）之后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这种防御性的避难群体构成了中国北方地方势力的基础”[5]。
1707585473
1707585474
这个“稳定的状态”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统治者，大部分游牧胡人政权都调集了数以万计的骑兵以及更多的步兵来保障它们的财富，抑或去攫取别人的财富，但其中却没有一个能维持很长时间。中国北方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这些死亡、毁灭和战争的残酷叙述起来是令人沮丧的[6]，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入侵者也逐渐意识到了在他们的战利品中还应该包括储存能量的人——确切地说是汉人农民——用来耕作和生产粮食。不过他们并非通过找到一个农业社区并“控制”这个地区来达到目的——因为大部分汉人都躲到坞堡里去了，他们的办法是抓获数千个汉人，再把他们围禁到自己占领的安全地带去。
1707585475
1707585476
汉朝时期的华北平原人口密集，相对于大量的人口来说，土地供应则显得相对稀缺。4世纪时的情况则相反，在被完全摧毁、人口稀少的北方，土地变得相当充足，劳作的农民却很少，因此也变得非常宝贵。“于是，人成了重要的战利品，一次战役的凯旋往往伴随着数千甚至数万名从新近占领地区掳掠而来的俘虏。在某些时候，一次战役无异于一场大型的劫掠奴隶行动，而将人掳走后，这些占领的土地即遭遗弃。通过这种方式抓去的俘虏往往最后都集中到了征服者的都城附近。”[7]
1707585477
1707585478
所有这些条件——人口减少、大量抛荒的土地、数万人被迫移居他处而余下的都躲进了坞堡——看起来似乎都为中国北方某种类似农奴制度的出现做了几近完美的铺垫。无论是新组织的保护当地人口的汉人军队，抑或是来犯的游牧骑兵，都对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土地上保存相当数量的农民兴趣浓厚。也许恐惧使得中国北方的大量农民不敢逃跑，也有可能他们的“保护者”懂得了这些能够从事生产的农民是自己生存的基础。这些农民也许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但他们对农业生产还没有失去决策权。无论是怎样的动力或原因，看起来各种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举措似乎都在暗示着，基本的生产单位仍然是汉人农户。即使是在汉末，当时帝国已被各个军事将领瓜分，而其中最著名的曹操还在已经荒弃的土地上建立了军屯并将地块分给农户，作为回报，农民则缴纳税粮支持他的军队。
1707585479
1707585480
4世纪和5世纪的游牧征服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并将它们写入了律令当中。汉朝崩溃和游牧民族入侵的大屠杀之后，体现农田大面积减少的一个标志就是，北方地区各种汉人或非汉人的统治者都尝试了大量的方法来让农民重新回去耕田，包括保障供给耕地、严格限定富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等。然而其中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这里面通常有很多的对立，一方面，包括游牧民和农民之间、作为征服者的鲜卑人和被征服者的汉人之间；另一方面，在与汉人士族联合起来的部落贵族和普通的士兵、牧民、农奴所组成的落后贫穷的部落大众之间，也产生了日益显著的鸿沟。其次，一旦战争停止，北方人口结构的问题——被暂时的入侵所打断——就会重新显现，甚至破坏力更强，这个问题就是，最肥沃地区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持续压力”[8]。不过在当时来说，即使是这样的地方，也仍然有充足的土地供应。
1707585481
1707585482
但是土地本身并不能给游牧入侵者提供构建国家或者说国家雏形所需的足够基础，他们需要农民来耕作固定的、纳税的土地。因此这些侵略者意识到，他们不能杀光北方所有的汉人，或不给后者生存所需的资源。不过强行将大量人口移往他处，以及北方人口总体的减少，也造成了大量的农田被遗弃长达好几代人的时间。那么一个重要的生态问题又来了：这些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呢？
1707585483
1707585484
一方面，战争以及人口的灾难性骤减通常会给环境以喘息的时间来从人类开发中得以恢复。因开垦农田或冶铁燃料而砍伐的森林可以在数个世纪内重新恢复，因农业活动而淤塞的河流湖泊（包括黄河）也可以重新清澈地流动起来，而当生态系统愈合之后，动物种群也能得以恢复。大多数情况下，从森林里切分出来的农田在弃耕后通常会恢复成郁郁葱葱的森林，就像新英格兰部分地区自1950年前后以来所发生的情形那样，或如人类学者周新钟（Sing Chew）所引述的那几个例子一样[9]，其他还有一些地区（例如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意大利和法国部分地区），也在相同的状况下出现了森林的再生。
1707585485
1707585486
因此，一份公元6世纪早期关于农业的文献中就建议，要从“荒山”中重新“开垦”农田：“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其林木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耕荒毕，以铁齿镂楱再遍杷之，漫掷黍穄，劳亦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10]
1707585487
1707585488
但也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怀疑在汉朝灭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北方的森林和动物种群是否得到了恢复。首先，森林的再生需要种子，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汉朝时大片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种子的来源；其次，中国北方的土地上一直有军队穿行来去，在这种情况下，连灌木丛也很难生长，更不要说重新恢复起健康的森林了。
1707585489
1707585490
不过我怀疑，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游牧民族带来的食草动物。366年，一个游牧部族曾夸耀说其“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这只是一个部族而已，还有其他很多部族所拥有的数目也需要叠加上去，华北平原之前的汉人耕地变成数百万匹马的牧场在当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除了马，还有山羊和绵羊——它们在抑制树木和灌丛再生这一点上很可能贡献更大，50～100头羊就可以啃光一座小山并让这里很长时间都没有树木再生。所以，北方人口相对减少和土地弃耕并不一定会导致森林的恢复，这里最有可能的还是成为游牧民族牧场的延伸。
1707585491
1707585492
而且，“人口相对减少”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烟，即使是280年，极低的人口数字下也仍然还有1 600万，或者有可能更多，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汉朝时，在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尤其是黄河冲积平原，人口已经相当密集，即使在经历了4世纪的死亡和毁灭之后仍然会留下一些。370年，前秦灭前燕后，得郡157个，农户250万户，或者说接近1 000万的人口。[11]很显然，这些人继续留在了当地务农并缴纳税赋。
1707585493
1707585494
游牧侵略者还通过另一项改变来帮助他们长期占领中国北方地区。他们意识到，马背上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于是其中一些统治者很快就开始利用汉人来为他们出谋划策。文化和学识并没有随着汉朝一同消亡，很多汉人在持续学习传统儒家经典并熟悉那些在汉朝时实行良好的治国政策，而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在入侵者的朝中寻求仕进。不过，其中最终选择入仕的人数已经足够帮助征服者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有统治阶层、法律和税收的国家了。那些最成功的征服者还采用了汉字来命名他们的国家，并自视为正统，虽然这些朝代的政权是留给他们的儿子还是被他们的对手消灭还未可知。草原人同时还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汉字（语），或变得“像”汉人，而不至于失去他们对自身原有身份的认知。这或许是个有争论的话题，因为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并与周围互动、随后双方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时，对身份的认知也会随之而发生游移，而通婚更是大大促进了那些基因和社会的变化。换句话说，就像汉武帝的军队不得不去适应草原战斗的不利条件而创造了骑兵部队一样，草原民族也不得不去适应华北平原的文化和环境。
1707585495
1707585496
回顾历史，北方游牧族群中最成功的当属鲜卑，其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包括南方的汉人政权，于581年建立了隋朝，并于589年重新统一中国。早在493年，北魏孝文帝就开始采纳汉人的习俗、语言和执政方式，在朝堂上禁止说非汉语和穿着部落服装，并且还采用汉人的姓氏。最重要的是，他将大量的官员和士兵重新向南安置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已经在两个世纪前的那次兵燹之后荡然无存了，留下的至多只能称得上是一个驻军哨所，城市需要重建，而建成之后，它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筑有城墙的城市。[12]以15万鲜卑人为核心，洛阳迅速成长为拥有6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在那里生活的鲜卑人越来越像汉人，不仅全盘接受汉族文化，还与上层汉人女子通婚。不过鲜卑人在这一政策上的意见并不一致，分歧导致了多次内战，并在534年再一次洗劫了洛阳。不过鲜卑国家（此时为北周）的实力仍然在增强，直到它成为争夺中国北方的三强之一。到580年，鲜卑人打败了北方所有的对手，隋国公杨坚随后夺取政权，于581年建立隋朝，并于589年征服了中国南方。
1707585497
1707585498
也许，气候变化也有助于冷却北方势力的争夺，并削弱了南方的政权。汉朝末年以来气候普遍转冷，而到了6世纪情况似乎有所缓解。鲜卑人重建洛阳和巩固其在北方的势力恰好是在这个时间点上。[13]不过地质学家认定，在536年，也就是内战摧毁洛阳的两年之后，在拉包尔（Rabaul），即今天新几内亚的近海发生了剧烈的火山喷发，大量的火山灰随着烟羽进入大气当中，产生了后来被称为“核冬天”的现象[14]，数年之内，本应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都会部分地遭到阻挡。全球变冷使得生长季节缩短，国家倚赖的税收和粮食产量也因之而缩减。这次气候变化是鲜卑人成功控制全中国的原因抑或只是巧合，其中的关系尚未厘清。[15]
1707585499
1707585500
[1]L.S.Yang，StudiesinChineseInstitutional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61），126.中译本见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01-102页。译者注：《三国志》卷八《张绣传》。
1707585501
1707585502
[2]转引自David A.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300-900（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2002），47。译者注：《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1707585503
1707585504
[3]Arthur F.Wright，TheSuiDynasty（New York，NY：Knopf，1978），24.
1707585505
1707585506
[4]转引自Arthur F.Wright，BuddhisminChineseHistor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42。中译本见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第32页。译者注：原文引自粟特商人Nanai-vandak的信札，1907年在敦煌发现，详见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苏银梅译，《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1707585507
1707585508
[5]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56.
1707585509
1707585510
[6]一个简短的例子可参见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ch.3。
1707585511
1707585512
[7]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60.
1707585513
1707585514
[8]Etienne Balazs，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ed.and intro.Arthur F.Wrigh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107.
1707585515
1707585516
[9]Sing Chew，TheRecurringDarkAges：EcologicalStress，ClimateChanges，andSystemTransformation（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7）.
1707585517
1707585518
[10]Francesca Bray，Agriculture，96-98.译者注：《齐民要术》卷一。
1707585519
[
上一页 ]
[ :1.707585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