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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侵略者还通过另一项改变来帮助他们长期占领中国北方地区。他们意识到，马背上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于是其中一些统治者很快就开始利用汉人来为他们出谋划策。文化和学识并没有随着汉朝一同消亡，很多汉人在持续学习传统儒家经典并熟悉那些在汉朝时实行良好的治国政策，而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在入侵者的朝中寻求仕进。不过，其中最终选择入仕的人数已经足够帮助征服者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有统治阶层、法律和税收的国家了。那些最成功的征服者还采用了汉字来命名他们的国家，并自视为正统，虽然这些朝代的政权是留给他们的儿子还是被他们的对手消灭还未可知。草原人同时还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汉字（语），或变得“像”汉人，而不至于失去他们对自身原有身份的认知。这或许是个有争论的话题，因为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并与周围互动、随后双方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时，对身份的认知也会随之而发生游移，而通婚更是大大促进了那些基因和社会的变化。换句话说，就像汉武帝的军队不得不去适应草原战斗的不利条件而创造了骑兵部队一样，草原民族也不得不去适应华北平原的文化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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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北方游牧族群中最成功的当属鲜卑，其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包括南方的汉人政权，于581年建立了隋朝，并于589年重新统一中国。早在493年，北魏孝文帝就开始采纳汉人的习俗、语言和执政方式，在朝堂上禁止说非汉语和穿着部落服装，并且还采用汉人的姓氏。最重要的是，他将大量的官员和士兵重新向南安置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已经在两个世纪前的那次兵燹之后荡然无存了，留下的至多只能称得上是一个驻军哨所，城市需要重建，而建成之后，它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筑有城墙的城市。[12]以15万鲜卑人为核心，洛阳迅速成长为拥有6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在那里生活的鲜卑人越来越像汉人，不仅全盘接受汉族文化，还与上层汉人女子通婚。不过鲜卑人在这一政策上的意见并不一致，分歧导致了多次内战，并在534年再一次洗劫了洛阳。不过鲜卑国家（此时为北周）的实力仍然在增强，直到它成为争夺中国北方的三强之一。到580年，鲜卑人打败了北方所有的对手，隋国公杨坚随后夺取政权，于581年建立隋朝，并于589年征服了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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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气候变化也有助于冷却北方势力的争夺，并削弱了南方的政权。汉朝末年以来气候普遍转冷，而到了6世纪情况似乎有所缓解。鲜卑人重建洛阳和巩固其在北方的势力恰好是在这个时间点上。[13]不过地质学家认定，在536年，也就是内战摧毁洛阳的两年之后，在拉包尔（Rabaul），即今天新几内亚的近海发生了剧烈的火山喷发，大量的火山灰随着烟羽进入大气当中，产生了后来被称为“核冬天”的现象[14]，数年之内，本应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都会部分地遭到阻挡。全球变冷使得生长季节缩短，国家倚赖的税收和粮食产量也因之而缩减。这次气候变化是鲜卑人成功控制全中国的原因抑或只是巧合，其中的关系尚未厘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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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S.Yang，StudiesinChineseInstitutional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61），126.中译本见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01-102页。译者注：《三国志》卷八《张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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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David A.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300-900（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2002），47。译者注：《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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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rthur F.Wright，TheSuiDynasty（New York，NY：Knopf，19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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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Arthur F.Wright，BuddhisminChineseHistor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42。中译本见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第32页。译者注：原文引自粟特商人Nanai-vandak的信札，1907年在敦煌发现，详见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苏银梅译，《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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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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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简短的例子可参见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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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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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tienne Balazs，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ed.and intro.Arthur F.Wrigh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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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ing Chew，TheRecurringDarkAges：EcologicalStress，ClimateChanges，andSystemTransformation（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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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ancesca Bray，Agriculture，96-98.译者注：《齐民要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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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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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ing-ti Ho，“Lo-yang A.D.495-534：A Study of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of a Metropolitan Area，”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26（1966）：5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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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iu，“A Retrospective of Climate Changes and the Impacts in China History，”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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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个令人恐惧的描述可参见Jonathan Schell，TheFateoftheEarth（New York，NY：Knopf，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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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Barrett，TheWomanWhoDiscoveredPrint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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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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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洛阳（311年）和长安（317年）陷落之前，数十万汉人——有可能达到100万左右——就已逃向南方相对较为安全的长江流域，甚至继续深入，到达了南海（后来的广州），而秦朝军队的戍边和汉朝的开发政策在更早时候就已将一些汉人移居到这里，因此当新一拨难民抵达时，南方已经不完全是边疆或者未知的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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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避乱的大军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葛洪。葛洪的祖辈在汉朝时就已南迁并定居到长江北岸，还曾在汉朝和晋朝为官。303年，葛洪率兵成功镇压了当地的叛乱，但他没有选择留在北方接受皇帝的封赏，他的一位故友时为广州刺史，邀请他做参军，葛洪于是欣然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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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这位好友在他动身前往广州时被人杀害，不过葛洪仍然去了南海郡，并最终遁入南海郡以东的山林中做了隐士。葛洪以道教学者、炼丹家为人所熟知，他的一些著作也得到了保存。[1]他从道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去探究心灵和身体的内在意义，还炼制了很多种丹药来治病和寻求长生不老，他的儒学知识则用在了思考国事上面。不过最近在他的其他方面著作中所发现的一些新信息，又将他置于了中国环境史当中。中国南方的很多地区都有瘴气存在，而在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除了记录各种丹药、药水和草药之外，还记录了一个配方来治疗一种发热疾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疟疾。他在其中建议将青蒿叶子泡水后绞汁饮用，在第七章中我们会看到，20世纪晚期中国的研究人员重新发现了这个文献，并科学地证明了青蒿（Artemisinin annua）确实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可以治疗疟疾。[2]出于本章论述此事的目的——在科学论证该草药治疗作用之前的一千七百年——我们推断，葛洪可能是从他所遇到的当地人中搜集到了这个治疗方法，有可能是在低洼地带务农的泰语族群，或者是如瑶和壮这类为躲避汉或隋统治而逃入南方山林中的非汉族群。[3]也许是这些人发现了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这个知识在南方各族群中有多普及我们无从得知。奇怪的是，虽然葛洪在他的书里记录了这个配方，但一千七百年以来汉人却完全将它忽略了，这个高效的治疗方法——而不仅仅是治标——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任由疟疾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南地区肆虐。疟疾成了一种地方性的疾病，等待着北方新鲜血液的到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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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世纪初晋都城的陷落，除王室之外，还有曾经住在都城地区的贵族，也带着随行的家人、护卫、佃农甚至请求庇护的邻人——浩浩荡荡数十万之众——来到了长江流域。在长江南岸，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建康（即后来的南京）作为流亡晋朝的首都。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思想、制度和文化规范，并希望能在南方将这些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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