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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的疫病暴发始于636年，就在唐都城长安附近。崔瑞德认为，由于当时鼠疫已在中东和君士坦丁堡肆虐，因此“中国于636年暴发的流行病很有可能是从伊朗和粟特沿陆路扩散到此的鼠疫”，这也就是古老的汉代丝绸之路，唐朝军队曾沿此路向西挺进。“无论这次疫病的源头在哪里，在中国境内的传播我们都可以按照贸易路线来按图索骥。”他最后总结道：“这是唐代唯一一次我们可以实际追踪进度的鼠疫事件。疫病几乎完全是通过运粮船只通行的水路或是主干驿道传播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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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波大暴发不同，后来在8世纪发生的疫病似乎都是从东南沿海长江口以南直至广州的海港开始向外扩散的。例如在762年，太湖周边暴发了一次可怕的瘟疫，当时这里产出的稻米正供应着一个庞大而密集的人口，而随着大运河的竣工，整个地区已成为长江和大运河向南延伸线上“一个水路交通的枢纽”，从这里起航出海还能到达日本和朝鲜。而且，这里并未发生饥荒或其他食物短缺问题，但仍然“死者大半”，崔瑞德认为：“这看起来很有可能是从海外来的新型传染病，当地的汉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免疫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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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年开始并持续了将近十年的那次瘟疫“是一场全国范围的灾难”。很可能这是一次“以前所未有规模暴发的”鼠疫，疫情过后一连串的大洪水冲毁了大片庄稼，不仅引起了北方的饥荒，还第一次在南方造成了粮食短缺。尽管崔瑞德无法像636年那次一样给这次瘟疫画出清晰的暴发路线图，他还是很确定这次是通过水路迅速扩散，并在有水路联通的城市之间跳跃前进的。洪水、饥荒和瘟疫共同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可能是造成这个地区日渐罔顾法纪的一个因素，而830—840年代间政府对长江沿途省份控制的丧失，更使得土匪、海盗和贩私盐成为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促成了起义的大规模爆发并最终在907年拖垮了唐王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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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造成这些社会和政治上的结果外，“疫病显然对人口变化趋势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两次疫病暴发均伴随着相当高的死亡率，至少在当地是如此”。尽管崔瑞德意识到“这类损失很难量化”，但636年的瘟疫之后“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人口（统计数字）确实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一。832年的那次瘟疫之后并没有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传闻的描述，其结果的严重性还要大于前一次。崔瑞德总结认为，这些疫病必然会影响到人口规模，或许因而使得唐朝的人口限制在1 000万户以内，也即汉和隋时的水平。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下一个王朝宋朝（960—1279年）随即冲破了这一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显著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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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部分摘自Robert B.Marks，Tigers，Rice，Silk，andSilt：Environmentand EconomyinLateImperialSouthChina（Cambridge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71-76。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6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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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疟疾的历史，可参见三种近期的文献：James L.A.Webb Jr.，Humanity’s Burden：AGlobalHistoryofMalari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Sonia Shah，TheFever：HowMalariaHasRuledHumankindfor 500，000 Years（New York，NY：Sarah Crichton Books，2010）；Randall M.Packard，The MakingofaTropicalDisease：AShortHistoryofMalari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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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ian Maegraith，AdamsandMaegraith：ClinicalTropicalDiseases（Oxford，UK：Blackwell Scientific，198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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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Marks，Tigers，72。译者注：周去非《岭外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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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egraith，ClinicalTropicalDiseases，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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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Marks，Tigers，75。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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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中国古代霍乱的简短描述，参见Kerrie L.MacPherson，“Cholera in China，1820-1930，”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492-499。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47-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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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hang Yixia and Mark Elvin，“Environment and Tuberculosis in Modern China，”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521-523.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97-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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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nis Twitchett，“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in StudiaSino Mongolia：FestshriftfürHerbetFranke，ed.Wolfgang Bauer（Weisbaden，DE：Steiner，19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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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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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enis Twitchett，“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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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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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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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节 新型农业技术与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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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之前所述，即使是在中国农产最为丰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汉人的定居和水稻种植一开始也只局限于地势较高的区域。直到9—12世纪新的水利技术发明之前，低洼地带始终是无法有效垦殖的区域，在这里务农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遍布的常绿阔叶林——如前所述，汉人清除森林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来自环境方面的主要障碍还是疟疾和洪水，每年季风性降水给长江造成的大洪水会在中游直至入海口长达1 000英里的范围内溢出河岸，进入平原、湖泊和沼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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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洪水泛滥。当农民打算清除森林从事农耕时，每年在秧苗正在生长或者稻谷即将收割之际，夏季和秋季的洪水都会淹没整片农田。汉人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圩田，即用土堤坝将一个区域完全包围起来，不让洪水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耕地的水平高度将会低于环绕周围的洪水或河水，使得人们在防洪的同时还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参见图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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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南方地区的特殊农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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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祯农书》（WangZhen’sAgriculturalTreatise）（n.p.，1911），6a，11a，10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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