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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中国古代霍乱的简短描述，参见Kerrie L.MacPherson，“Cholera in China，1820-1930，”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492-499。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47-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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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hang Yixia and Mark Elvin，“Environment and Tuberculosis in Modern China，”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521-523.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97-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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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nis Twitchett，“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in StudiaSino Mongolia：FestshriftfürHerbetFranke，ed.Wolfgang Bauer（Weisbaden，DE：Steiner，19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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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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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enis Twitchett，“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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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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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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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节 新型农业技术与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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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之前所述，即使是在中国农产最为丰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汉人的定居和水稻种植一开始也只局限于地势较高的区域。直到9—12世纪新的水利技术发明之前，低洼地带始终是无法有效垦殖的区域，在这里务农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遍布的常绿阔叶林——如前所述，汉人清除森林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来自环境方面的主要障碍还是疟疾和洪水，每年季风性降水给长江造成的大洪水会在中游直至入海口长达1 000英里的范围内溢出河岸，进入平原、湖泊和沼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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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洪水泛滥。当农民打算清除森林从事农耕时，每年在秧苗正在生长或者稻谷即将收割之际，夏季和秋季的洪水都会淹没整片农田。汉人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圩田，即用土堤坝将一个区域完全包围起来，不让洪水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耕地的水平高度将会低于环绕周围的洪水或河水，使得人们在防洪的同时还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参见图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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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南方地区的特殊农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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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祯农书》（WangZhen’sAgriculturalTreatise）（n.p.，1911），6a，11a，10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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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像圩田这样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户的能力，它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力。一些特别富有的地主能够完成这样的项目，最初有些是通过侵占已建成的水库而达成的，但是这样的举动侵犯到了那些依靠水库灌溉农田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于是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随着唐王朝在907年的覆灭，其后是一段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在这之后，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王朝宋（960—1279年）开始了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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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宋帝国一直在不断改善和增强其军事实力，供养着多达100多万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常备军。要养活士兵，政府需要从农业上获得足够的税赋，因此对如何提高农业产量有着相当大的兴趣。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在长江三角洲的低洼地区建了很多巨大的圩田，在大量增加农田面积的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收成和税赋。据史料记载，从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以这种方式开辟了数百万英亩的田地。[2]这一广大的地区因此而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密布的水网连接起一块块的稻田，既提供了灌溉水源，也成为交通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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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初，宋朝北边的游牧民族对手辽国还促使宋在北部边境开挖了一连串的塘泺来阻止契丹骑兵的战马跨越。为了给这些塘泺灌水，工匠们设法引入海水，改变河道，筑起堤坝。可以想见这些塘泺一旦建成，日后的维护将耗费巨大。因此，那些熟悉长江下游水稻种植技术的宋朝政治家们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让负责建设和维护这些塘泺的军民通过种植水稻来自给自足，但由于气候过于寒冷，这个屯田计划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些塘泺确实阻止了辽军来犯的脚步，也给巨蚊和黑蝇提供了滋生的温床。[3]这里的尝试虽告失败，但长江三角洲那边的圩田工程确实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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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田的建立，加上其他方面改进措施的配合，大大增加了粮食的总产量，提高了农田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对水稻而言。通过选择育种，农民开始开发新型水稻品种以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包括土壤、养分甚至口味。[4]与其他植物一样，水稻在太阳辐射破坏其脱氧核糖核酸（DNA）后也会引发突变。当然，并非所有突变都对农民有利，但确有一些引起了农民的关注因而被择优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适应性改变就是早熟品种的开发。这方面的飞跃是由11世纪早期的进口品种带来的，来自占城（今越南北部）的新型水稻品种成熟期仅需60天，远小于一般品种的150～180天。早熟耐旱稻种的加入，意味着在同一块农田里可以实现水稻或水稻与小麦轮作的一年两熟甚至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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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几十年或数个世纪的水稻种植经历之后，地势较高地区的农民发现，每年给稻田排干一次水会提高它的性能、肥力和生产效率，于是在这些地区，人们会在种植一季水稻之后再加种一季小麦或者蔬菜。而在那些经由建设圩田而新近开垦的低洼农田区，要排干田块里的水分再种植小麦或蔬菜，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将圩田细分成更容易管理的小地块，同时建立了跨村合作的灌溉管理机制，从而使这些甚至如沼泽般的田地也能达到一年一排干的水平。随着这些条件的具备，一年两熟和三熟耕作的范围也得以不断扩展，将越来越多的森林和沼泽变为了农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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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品种的另一个贡献是将水稻种植区域扩大到了水分充足的圩田以外。根据何炳棣的观点，“由于适合本土中晚熟稻种植的低地面积相当有限，而耐旱早熟品种的发展又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使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通过直接加倍扩大中国的稻作区面积和间接地改进栽培方式，早熟稻种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长期作用是巨大的”[6]。中国在汉唐顶峰时期人口均超过了1 000万户，而在宋代则达到了2 000万户，或者说1亿～1.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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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稻带来的革新在整个中国南方缓慢扩散，“在占城稻传入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国稻作区东半部的地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到了13世纪，长江下游和福建很多水源、气候或土壤条件并不适宜种植（中晚熟稻种）的丘陵地区都被改造成了梯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早熟品种和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模式传遍了整个南方地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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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农业的技术进步，还包括为规范进入农田的灌溉用水而设计完备的水闸，以及往灌溉渠中注水（或排水）的脚踏水泵和水车。所有这些被伊懋可称为“农业革命”的改进，使得长江下游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宋元时期，单是长江下游一个地区就贡献了全国税收的40%，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粮食的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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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和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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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只要当地环境受到了干扰，不管是自然的火灾、山体滑坡甚至小行星碰撞，还是人为除去天然植被并转变为园林或农场，某些特别善于在空旷裸露地表取得优势地位的植物就会迅速占据这些地方。对于人类来说，这些并不需要的植物就是“杂草”。“通常，它们是进化来填补裸露地面的小角色……而在新石器时代农民用镰刀或犁清除的广阔土地上，它们也有着很好的适应性。”[8]由于农业的目的就是要为耕种的作物供给最多的光照、水分和养分以得到转移的能量供人类消费，因此不需要的植物——杂草——必须要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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