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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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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唐至宋，农业方面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大型私有田庄这种土地所有权模式的出现，这种新模式改变了中国南方的经济和土地景观。隋以及唐前半期的均田制在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后被打破，官员和一些富有的家族开始抢夺土地，组建自己的私有田庄，利用获得的财富和收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不断吞并邻近的田地，使用各种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力在田庄上劳作。在宋朝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些田庄很可能是由绝大部分均为非自由劳动力耕种的整块土地，而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田庄则很可能是由大量农户耕种并向地主支付租金的小型田块组成的。除此之外，历史学者大多估计，当时有大量的土地仍然是归小型农户所有并由其耕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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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农经济区以及非汉人口大量持有南方土地的情况都仍然存在，但只有大型田庄才拥有资源可以投资大规模的圩田和水利灌溉项目。葛平德（Peter Golas）认为：“与大多数的小农业主不同，大地主们拥有足够的资本可用来投资于新工具、耕畜、水利及其他设备以提高收益。”[19]虽然宋朝政府也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技术革新很感兴趣，但真正去实施的主要还是那些富人。在宋朝接近1亿英亩的耕地上[20]，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了它的人口从唐朝的5 000万～6 000万跃升到了宋中期的1亿～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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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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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中期，佛教寺院令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改变环境的一股力量。早在汉朝，佛教思想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渗透进来，不过在长安太学里养尊处优的学者眼中，佛教不过是存在另一个先进文化的某种有趣的证据罢了。而到了汉朝末年，日益贫困的农民阶层已经受尽了苦难，不过直到经历了汉朝覆亡、游牧民族入侵和洛阳、长安在4世纪初相继毁于兵燹所带来的死亡与破灭之后，佛教四圣谛说的第一条才得到了广泛的信仰：生命即是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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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不仅在北方被征服的贫苦汉人中得以迅速传播，而且在逃往长江下游建立流亡政府并希望能重塑汉朝辉煌的贵族当中也流传甚广，甚至胡人统治者也开始接受佛教，由此在所有这些人群中创造了一套普适的信仰，同时也为南北方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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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得以传播还不仅仅在于其主要学说契合当时很多人的处境，或者它的思想丰富而复杂，足以引起那些有闲情雅致的贵族们的兴趣，它的传播主要是因为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乐于支持建立佛教场所尤其是寺院。佛教在6世纪时迅速壮大，当时统治者捐资大规模建造佛像，给予寺院收取附近田地赋税的特权，并允许那里的土地建在山丘和高地上，它们是属于“国有”而不参与“均田”重新分配计划的。为了确保自己的名字能够被永世铭记，富有的地主们也会将自己乡间的田产或城里的宅院赠予寺院。这种情形从分裂的4世纪一直持续到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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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世纪时的隋朝，共有4 000多座大型寺院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21]，每一座都有20～40名僧人来监督大量农民和奴仆为其耕种数百英亩的土地。谢和耐（Jacques Gernet）估计，有多达300万的农奴、奴隶以及其他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在这些大型寺院的田庄上劳作，所以，这些寺院实际上是一些大型的产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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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因为除了寺院就没有别人拥有大田庄了。自7世纪以来，唐朝的贵族们也拥有类似的产业，但佛教寺院有一个很有趣的差别：寺院一般都建在从未开垦的山区丘陵地带或其他未使用过的土地上。谢和耐认为，“唐朝初期的法律很显然致力于保护农民的土地和维护（均田制）的终生有效性，但在涉及荒地时，它相反倒表现得比较宽松：它们很容易被占用”并被改造成寺院。并不是说这些从未被利用过的土地就是荒弃的，它们只是没有被用来种植谷物：“它们植有树木，包括花园和牧场，位于山岭、小丘或山谷中……寺院常常是建筑在那些水浇地中间荒芜的孤岛上，或一些不平坦的地带、山坡、山谷或山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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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教僧人也并非只是在山中打坐冥思，寺院是一个个规模很大而且实力雄厚的经济单位，承载了把山区土地“开垦”为农田、牧场、果园和木材林的功能。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这些工作还需要投入大量可供驱使的劳动力和信徒捐赠的资金，707年，一位官员（辛替否）就曾抱怨道：“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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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认为寺院的建造导致了某些地区森林的减少，但这些森林的损失“只是在长时间之后才会被发觉，而且也丝毫没有为此而使人感到焦虑不安”[25]。对此缺乏关心的原因看来是双重的。首先，寺院将原始的森林变成了各种多产的乔木林或灌木林，如茶园、果园（尤其是橙最为常见），或者马和羊的牧场。崔瑞德也指出：“山区高地上最重要的产业很可能是伐木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木材和竹子，即主要的建筑材料，成为一项重要的贸易品……木材……经常被长途运输……在这个行业中，寺院对人力的控制权必然成为它们的重要优势。”[26]除了作为森林砍伐的执行者，当资产减少时，那些山中的寺院还会间接地对破坏森林做出一点贡献。一座位于山西山区的大型寺院，曾经因持有大片土地而非常富有，但经过一段困难的时期之后在836年衰败了下来，于是“我们……得知它的森林被砍柴者毁坏——这也证实木材在当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资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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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山区高地汲取资源的佛教寺院，从历代政府致力开荒的政策中也受益颇多，尤其是在西部（四川）、岭南和西北地区。本章前述已提及，唐王朝使用了大量武力来镇压西部和南部的土著族群，随后架构起行政管理的网络来加强汉人的统治。为了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经济基础，位于北方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营田和屯田的方式，其中前者是将北方的农民强行迁移到重新纳入版图的西北干旱地区定居，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农民被安置之后“即为僧祇户……为佛寺提供农业劳动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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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谢和耐疑惑的是为什么政府会将这个任务托付给佛教寺院——在边疆地区进行垦殖和发展农业，通常这应该是由政府亲自来主持的。他认为“这种权力的转移具有多种因素”，而其中有一条，“建立屯田和垦殖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的（佛教）寺院由于正处于宗教信仰的高潮而变得非常富有，所以拥有购买耕畜、农具和各种设备所必需的资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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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寺院经济活跃程度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唐朝在840年代的灭佛运动，这一运动摧毁了寺院经济，将它们的土地变卖给了更愿意缴纳赋税的人，但由于大部分的土地是被官员以及其他致力经营自己田庄（并力图逃避缴税）的人所掌握，唐政府增加税收的目的并未能得以实现，而它的衰败和覆灭也就是几十年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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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5世纪到9世纪的佛教寺院之所以会在环境史上抹下浓重的一笔，是因为它们是引起生态变化的直接执行者，但那些保存到20世纪晚期的寺院，却因有助于重现原始森林的样貌而成为重要的资源。由于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人口的增加也迫使那些梯田一直修到了山顶，而佛教寺院，尤其是南方的佛寺，在此期间却保持了它们宁静的氛围和周边的森林样貌，给生态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去探究过去几个世纪里环境可能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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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自然的态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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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寺院带来的生态变化给中国的野生动物造成了看不见的灭顶之灾，但其秉持的观念，尤其是不杀生的戒条，却使得唐代有文化的城市居民耳目一新，和儒家与道家典籍中的相关内容一样，为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新情感做出了贡献。唐代的政府为了保护长安城免遭周围山陵水土流失之祸，保持城内的街道和水渠整洁干净，同时为了提高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颁布了法令，对那些随意将秽物丢到街道或下水道的行为予以严惩。许多诗歌和绘画作品也表现出对美丽山川和清澈溪流的欣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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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唐代早期的画家而言，“写生是一般的做法”，由此形成了对马、鸟、虫、花等主题的“逼真描绘”。但这种再现绘画技法在唐中期以后就被山水画风格所代替[30]，这是一种更少写实而更多隐喻的画风。在那些不朽的山水画作品中，往往是山川与河流的全貌占据了画作的主体，人物则作为极小的角色点缀其间。一位绘画理论家是这样描述的：“山大于木，木大于人。山不数十百如木之大，则山不大；木不数十百如人之大，则木不大。”中国的山水画并非对自然的真实表现，而是“对一个复杂的、层次有序的人类社会范式的整体呈现”，其中“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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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薛爱华认为，这股升泛起来的对自然的爱恋，以及对森林退化严重后果的认知（在玄宗年间[712—755年]表现得尤为强烈），“并没有能够成功拯救中国的森林”[32]。他指出，对燃料的需求使长安干道沿线种植的大量树木都被砍倒，为获取松烟制墨以供应政府官员和学者，太行山上的松林都被伐尽。“禁止屠杀动物的尝试”也遭到了对保护物种经济需求的抵制，包括“翠鸟，它的羽毛可用于饰品……麝，提供了极受欢迎的香氛……貂，皮毛可装饰武士的帽子……短吻鳄，坚韧的皮可用作鼓膜。另外还有上千种其他动物也因身体某一部分的用处而有了需求市场……不可避免地，有些动物因此而走向了灭绝，其他种类也变得非常稀少”[33]。薛爱华痛心地总结道，虽然“产生自然保护政策所需的所有心理元素……在唐代都已具备……然而最终结果还是归于无效”[34]。即使这种想法曾被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那样坚持过，但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物质需求还是压倒了保护自然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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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至少还有一次燃起过关注动物命运的星火，那是在8个世纪后的晚明时期（下一章将会述及这一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人民日益贫困，商业却呈现爆炸式扩张。一位16世纪晚期的僧人不仅重新唤起了戒杀生的信条，还提出了“放生”的思想，戒杀和放生的双重行动不仅是从蜘蛛网上释放苍蝇之类的行为，还包括购买和释放笼中之鸟以及待宰杀的动物等。这类对动物的同情举动至少还促进了某些中国精英人士对穷人和弱者的关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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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oshinobu，“Environment versus Water Control，”141，1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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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ra Ann Mihelich，PoldersandthePoliticsofLandReclamationinSoutheastChineseduringtheNorthernSungDynasty（960-1126）（Cornell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79），192-193.米赫利奇（Mihelich）认为共开垦了3 400万亩的土地，相当于堪萨斯州的面积。这个数字也有可能是用中国的亩来计算的，一亩约为六分之一英亩，因此也仍然达到了560万英亩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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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ng Zhang，“Ponds，Paddies and Frontier Defence：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Northern Hebei in Northern Song China（960-1127），”Journalof MedievalHistory 14 no.1（2011）：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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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位专家认为：“任何特定品种的改变都有着很多的影响因素，植物当中的规则就是著名的杂交。由于风媒、虫媒或其他不能充分控制的方法，杂交一直都在进行着，水稻也不例外。由此产生的混合物种，稳定的或不稳定的，都使得品种更加复杂。突变无疑也会如此，在偶然的或受控的新环境下，自然的或人为的选择都揭示了某些潜在的差异，给了它们各自表现的机会。这些幼芽中秉承的基因上的差异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会表现出其他一些新的不同，这些新的差异并非来自它们在遗传物质上的差别，而是对一个新环境的响应，并与之长时间保持一致。低地种植、高地种植以及生长季节只是导致形态和生理表现发生改变诸因素中的三种。”转引自Ping-ti 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TheEconomicHistoryReview，New Series 9，no.2（1956）：210 n.1。中译文见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谢天祯译，《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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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i Bozhong，“Was There a‘Fourteenth-Century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Land，Technology，and Farm Management，”in TheSong-Yuan-MingTransitionin ChineseHistory，eds.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150-153，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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