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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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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我们还需要考虑造成四川环境变化的组织背景。清除森林、开垦土地，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更遑论采矿和伐木了，这些工作同时还需要有将劳动力协调组合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我们确实不知道滇、佬或彝是如何自我组织的，不过后两个曾被形容为“部落”，这是一个并不精确的词语，通常指的是由一个（或一组）受人尊敬并具有洞察力（如果不是魔法的话）的长者领导的一个家族群体，这些长者能够指挥这个群体中的所有其他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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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的组织方式则与此不同。前面已经提到，汉人是通过“当地权贵”来领导农户们侵占周围土地的。这个组织的基本元素是农户家庭：丈夫、妻子、孩子，可能还有一两位祖父母。正是这样的家庭单位在从事农业活动，最终决定种什么、卖什么以及种多少和卖多少。在四川，宋朝为边疆扩张政策而建立军事支撑的举措，削弱了当地权贵的权力和地位，也鼓励了由政府直接组织和管辖的村庄这种形式的形成，由村长（通常是村里比较富有的人）来负责组织本村上缴赋税及服徭役等事宜。在其他一些省份，如邻近的湖南，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组织方式——宗族——将各个家庭都捆绑在一起，通过集体的努力来提供资源，不过这与村庄的形式是同时存在或者是在村庄领导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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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究竟是谁真正“拥有”农户耕种的土地（国家、大地主、农户、“权贵”，正如我们即将所见，这可能非常复杂），做决定的经济单位还是农户，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各种村庄之中，有些村庄仅有几户而有些则多达数百。当然，凭农户自己在武力上也是无法与组织更好且通常更“残忍”的土著对抗的。因此当隋唐重建中华帝国并在宋代得到延续的情况下，汉人政权拿出军事力量来“安抚”这些土著，无论是通过胁迫、武力、合作抑或招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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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对“蛮夷”和其他物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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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边疆地区如此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从唐代开始的历代政府都在此设置了一个行政网络来实施占领、主张主权以及进行管理。那些已经属于汉人的地方——主要是有汉人农业村落定居的低洼地带——被设立为“县”，由那些皇帝直接委派并向其效忠的官员来负责管理。而对于仍属“土著”控制的地区，汉人则设法扶持那些顺从帝国统治的世袭酋长，这些人通过定期向中央纳“贡”以示忠心，这些地区也称为“羁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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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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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当然是从汉人，尤其是帝国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的，也被边疆或境内的非汉族群所接受（有的或许没有接受）。从周朝或者可能更早的商朝开始，汉人就将他们领土以外的人群称为“蛮夷”。周将这些蛮夷分成四类（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而当汉人遭遇到更多的外族时，他们开始赋予他们其他名称（例如佬、苗、倮倮以及其他在本书中提及的名字）。中国人视他们从汉至宋（以及我们在后续章节中会看到的，贯穿明清直至现代）的拓殖扩张政策为“教化”那些“蛮夷”：通过让“蛮夷”接受汉人的主权、汉人的教育以及将当地环境重塑成汉人式的田园来改变（“化”）“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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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将那些接受如此安排的族群称为“熟”蛮，而将那些抵抗汉人统治的称为“生”蛮。假以时日，熟蛮甚至可能变成汉人（也就是彻底的同化）。而“生”则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仅指生活在那些不受汉人控制地区——例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研究中的Zomia[5]——的族群，也包括那些汉人无法改造的生态和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生”蛮也就是兽性未除的意思，在汉人的书写系统中，它与“虫”、“狗”或“兽”属于同类，而“生”蛮栖居的环境也抵制了汉人改造的企图[6]，我们在下一章还会继续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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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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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动物的境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物种的情况，我在引言里也介绍了一种评估生态变迁的方法，即追踪两个“明星物种”——象和虎。它们的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直到最底层在地表分解落叶的昆虫和细菌都是健康而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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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直到汉覆亡之后的分裂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有虎存在。虎的生存需要有森林，因此5世纪时能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虎的踪迹即表示当时附近应该还有森林存在。不过即使有，森林可能也已不太多了，因为当虎开始攻击人类并“食人”时，说明它们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都遭到了破坏。因此即使是在5世纪之前的中国北方，虎的活动空间也已经在收缩了。我们可以十分确定，当隋唐时期农业发展进一步清除森林时，同时也清除了虎的栖息地。到宋代时，虎在北方很可能只存在于一些残余的森林以及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大片沼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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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的遭遇也与之类似。公元600年之前，象的踪迹遍及整个华北，而随着隋唐统一中国和华北平原不断推进森林砍伐的活动[7]，象也就从这个地区消失了。到了宋代，有关象和虎的记录绝大部分都来自南方地区。根据薛爱华的记述，“9世纪（岭南）山中仍有大量的象，如果我们读到10世纪岭南沿海有象群出没也毫不奇怪”[8]。伊懋可认为到11世纪中期，象群不仅被排挤出了华北，长江流域也已不是它们的活动范围。如果是这样，那么覆盖这些地区的森林应该也已不存在了，虽然看起来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似乎还有一些留存。这些地方能继续为虎提供栖身之处，但习惯在低洼地带生活的大象已无法留在此地[9]，到1400年，中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没有了象的踪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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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到帝制晚期已经如此，参见Magnus Fiskesjö，“On the‘Raw’and the‘Cooked’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InnerAsia 1（199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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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四川的内容主要参考了万志英的研究，Richard von Glahn，TheCountry ofStreamsandGrottoes：Expansion，Settlement，andtheCivilizingoftheSichuan FrontierinSongTime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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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ichard von Glahn，TheCountryofStreamsandGrottoes：Expansion，Settlement，andtheCivilizingoftheSichuanFrontierinSongTime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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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ichard von Glahn，TheCountryofStreamsandGrottoes：Expansion，Settlement，andtheCivilizingoftheSichuanFrontierinSongTimes，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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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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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iskesjö，“On the‘Raw’and the‘Cooked，’”139-168.亦可参见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chs.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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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证据来自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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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dward H.Schafer，“War Elephant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Oriens 10，no.2（195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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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1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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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rks，Tigers，44-45.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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