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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还会进行堆肥，往田地里撒杂草、青草、草鞋、粉碎的砖块和土坯——任何能给土壤增加养分而不是禽畜饲料的东西。[16]还有一个养分的重要来源是河泥，河泥从运河里挖出后即堆置在运河边的田地里[17]，毋庸置疑，离城市或者运河最近的田地是最为受益的，因为随着距离渐远，运送这些肥料的成本将直线上升。离城市越远，土地获得的肥料越少，人们也就越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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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农民是从何时开始如此密集施肥的。一位18世纪早期欧洲来华的旅行者皮埃尔·普瓦沃（Pierre Poivre）曾对这里从不休耕的农作方式惊讶不已：“这里的耕作计划令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从不让土地休耕……（于是一块田地）每年两熟，而再往南方去经常是两年五熟，中间未有一季休耕。”能够连续耕作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施肥：“他们常用的是草木灰，还会利用盐、石灰以及各种动物粪便，不过最重要的是，不同于我们把小便倒进河里，他们还将尿大量用于施肥，每家每户都会在自己家中仔细储存尿液，然后售出以获利。总之一句话，将产自土地的一切都小心翼翼地送回到土地当中。”[18]这个高度发达的系统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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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在北方和南方的两种耕作方法，以及尤其是对自城市中收集的人类粪便的使用，构成了乡村和城镇之间的一种养分循环，使其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远远大于欧洲。认为中国农业具有这一特性的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19]而事实也是如此，宋朝时的耕地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尽管自1970年代以来开始利用化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农业在环境上是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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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对任何环境来说总有一些能量和养分的流失是无可挽回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以另一个南方“桑基鱼塘”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科学上的术语称这种不可挽回的能量损失为“熵”，要阻止它发生需要额外的能量输入来重组“秩序”。因此，一个人为改造的环境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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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府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扩充资源和能源的途径，并因此而不断寻求领土的扩张。通过以中国的方式耕作土地从而获取养分本身也是中国拓殖工程的一个动力。（当它有能力时）向北扩张即与游牧民族对抗，向东向南则与其他非汉族群竞争，在下一章我们还将看到它向西南和西部扩张的过程。在每一次扩张过程中，当地自然财富的宝库都被置于汉人的掌控之下，并回流到中国的核心区域。因此，这些核心区域的“可持续性”部分也是由于中国征服和开发了曾经是非汉族群居住地区的资源而得以维持的。因此，中华帝国的建立、维护以及扩张（或收缩）都是有其基本环境进程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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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o，“Lo-yang，”52.这个数目包括中国史料中记载的曾经建造、毁坏、遗弃和仍在使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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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开封，参见Robert Hartwell，“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102-159；and Lawrence J.C.Ma，CommercialDevelopmentandUrban ChangeinSungChina（960-1279）（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1971）；Pei-yi Wu，“Memories of Kaifeng，”NewLiteraryHistory 25，no.1（1994）：47-60。关于杭州，参见Jacques Gernet，DailyLifeinChinaon theEveoftheMongolInvasion1250-1276，H.M.Wright tran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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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段关于长安的内容主要参考了Arthur F.Wright，TheSuiDynasty（New York，NY：Alfred Knopf，1978），85-90；Edward H.Schafer，“The Last Years of Ch’ang-an，”OriensExtremus 10（1963）：13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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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hafer，“Ch’ang-an，”170.译者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邵博《闻见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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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hafer，“Ch’ang-an，”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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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dward H.Schafer，“Hunting Parks and Animal Enclosures in Ancient China，”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1, no.3(1968): 31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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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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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dward H.Schafer，“Hunting Parks and Animal Enclosures in Ancient China，”Journalof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 11，no.3（196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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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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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转引自J.R.McNeill，SomethingNewundertheSun，比较第336-340页和第310-311页。中译本分别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第344-348、316-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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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Donald Hughe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World：Humankind’s ChangingRoleintheCommunityofLife（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2001），8-9.中译本见J.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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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adkau，NatureandPower，2.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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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rank H.King，FarmersofFortyCenturies，orPermanentAgriculturein China，Korea，andJapan（Madison，WI：Mrs.F.H.King，1911），194.中译本见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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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在她的关于19世纪霍乱暴发的研究中援引了一份18世纪的英国文献，其中提到由于中国人都喝煮开的水，并小心地处理粪便，“污染的危险”很可能已降低到了“最低限度”。Kerrie L.MacPherson，“Cholera in China，”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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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Yong Xue，“‘Treasure Nightsoil as if It Were Gold’：Economic and Ecological Link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Late Imperial Jiangnan，”LateImperialChina 6，no.1（2005）：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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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N.Anderson，TheFoodof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02.中译本见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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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King，FarmersofFortyCenturies，167-170.中译本见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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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Pierre Poivre，TravelsofaPhilosopher（trans.from the French，London，UK 176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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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adkau，NatureandPower，103-104.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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