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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气候也不是一直在变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苦难，在15世纪中期那场可能是因为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照射而引起的气候变冷之后，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不仅出现了气候回暖，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并在16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扩张。[18]大量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加，欧洲人于是乘坐着小型卡拉维尔帆船努力寻找着通往亚洲最富庶国家的航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及其巨量的黄金、白银财富和玉米、甘薯、花生、西红柿等新作物，而这些美洲作物也都随之进入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人们的农业轮作体系。这些全球性的气候、经济和环境变化的组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学者就把这种各大洲、人民和经济之间较以往更为紧密的联系看作现代世界史的开端。[19]本章所探讨的中国环境史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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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所遭受的摧残尤为严重，该省有记录的人口数字在1200年至1300年间下降了超过90%，从近300万户减少到了仅12万户。Paul J.Smith，“Commerce，Agriculture，and C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Yangzi，2 A.D.to 1948，”LateImperial China 9，no.1（19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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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rbert Frank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6，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362.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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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36.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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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Dee Mack Williams，BeyondGreatWalls：Environment，Identity，andDevelopmentontheChineseGrasslandsofInnerMongol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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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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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蒙古人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变成牧场的做法后来遭到了忽必烈的禁止，因为这样会减少粮食的供应，并增加蒙古对于从南方输入稻米的依赖。Herbert Franz Schurman，trans.，EconomicStructureoftheYuanDynas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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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nica H.Green，“Editor’s Introduction to‘Pandemic Disease in the Medieval World：Rethinking the Black Death’，”MedievalGlobe 1（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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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illiam McNeill，PlaguesandPeoples，143-146；Robert Gottfried，The BlackDeath（New York，NY：The Free Press，1983），35.译者注：这里所引述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是非常唐突和缺乏史料支撑的，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表明西方黑死病的病菌源自中国，关于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鼠疫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9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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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dkau，NatureandPower，155.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Carol Benedict，Bubonic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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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蒙古对中国统治影响更为全面的评论，可参见F.W.Mote，Imperial China，900-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s.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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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安敦认为中国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和其他古代社会不同，帝制早期的中国是在货币经济中运转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由国家铸币机构按照标准化大量铸造的钱币来购买……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政府是倾向于重农抑商的，但其又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场法律和条令，极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发掘的法律文本表明，帝制早期的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具有执行力的合同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可靠，保护财产权利和降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种在其他前近代经济中阻碍了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Barbierri-Lowe，ArtisansinEarly ImperialChin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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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特别参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s I，II，and III，JournalofAsianStudies Vol.24，No.1（Nov，1964），3-43；Vol.24，No.2（Feb.，1965），195-228；and Vol.24，No.3（May，1965），363-399。中译本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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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hiba，CommerceandSocietyinSongChina，140，141.中译本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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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相关有趣史料的一个早期评论，可参见Denis Twitchett，“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astandPresent，no.35.（1966）：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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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这一问题的简单探讨，可参见Valerie Hansen，TheOpenEmpire：A HistoryofChinato 1600（New York，NY：W.W.Norton，2000）；and Patricia Ebrey，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Chin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见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译者注：作者下文对唐代土地制度的介绍比较笼统且深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而学界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唐宋之际土地制度的性质似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参见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文史哲》2005年第1期；耿元骊：《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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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ean Grove，TheLittleIceAge（London，Methue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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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关文章详见Trevor Aston，ed.，CrisisinEurope，1560-1660（New York，NY：Doubleday，1967）；Geoffrey Parker and Leslie Smith，eds.，TheGeneral CrisisoftheSeventeenthCentury（London，UK：Henley and Boston，1978）。关于这场“普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可以参见ModernAsianStudies 24，no.4（1990）：625-697的一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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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特别参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Los Angeles and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译本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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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illiam S.Atwell，“Time，Money，and Weather：Ming China and the‘Great Depression’of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61，no.1（2002）：8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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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边疆地区与边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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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考察的帝制晚期阶段，大致相当于1800年之前的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时期基本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首先被纳入中国政府管辖的是后来成为云、贵两省的西南地区，这里最初是由于蒙古军队迂回包抄南宋而被征服，明朝政府延续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清代，满族军队不断向西进军，将西藏、新疆和内蒙古都纳入了帝国版图之中，而满人自己在东北的故土当然也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同样在清代回归中国统治之下的还有台湾岛。这些边疆地区也就构成了我们研究帝制晚期中国环境的“热点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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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热点地区则是南方长江流域的丘陵和山区。随着长江流域地势低平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方人口继续向南方的扩展，累积性的压力促使一些人选择向外迁出。[2]他们有的迁往西部和南部耕地条件相近的地区，有的迁往边疆，而另一些人则找到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继续谋生的办法，后者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山区开垦专家”，而他们能够在山地和丘陵定居并对其进行改造，也得益于市场体系和16世纪早期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这一部分中国环境史的主题或许可以因此而总结为“外迁与上山”（outward and upward）。让我们首先从中国的西南边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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