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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脉绵延纵横，湍急的河流穿越其间，原住于此的彝族人早先主要生活在山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迁至河谷低地从事农业种植，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占据了贵州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耕地有限而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彝族内部分裂成了几个支系，彼此间存在着异常血腥的冲突，失败者往往被迫迁往另一条河流附近生活。彝族人“为了能控制肥沃的耕地、稀有的水源和未被破坏的牧场，不仅和外族人发生冲突，而且内部也争斗不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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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对抗唐朝的时期，彝族人已经建立了慕俄格王国，其统治区域接近现今贵州省的全境。为了获取他们在对南诏斗争中的支持，唐王朝对慕俄格王国进行了册封，彝族也由此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成为可能归化中原文明的众多“蛮夷”之一。显然，贵族武士社会的彝族人非常能征善战，而慕俄格王国的统治者，也希望能从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获得封号、印玺和冠带。这种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宋朝，彝族的领袖们总会定期将上千匹马送到南宋都城临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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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对南宋的征服决策同时也导致了云南大理国和贵州慕俄格王国的灭亡，为了从西面和南面包抄南宋，当时总领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在1253年至1255年间发起了灭大理和慕俄格之役。战争结束后，蒙古人更希望通过已有的政治结构来实现统治，因而建立了授予当地首领世袭官职的土司制度。一个世纪以后，蒙古人被逐出中原，明朝建立，朱元璋沿用了土司制度来管理西南地区。在后文介绍清代的云南时我们还会注意到，土司制度和任用当地官员还与中原人对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恐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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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约翰·荷曼所指出的，蒙古军队对西南的征服是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得中国人日益认识到，这一地区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有计划地把中原的汉族人口迅速迁移到西南。不过，对于汉人而言，西南地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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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构成了一个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多山高原区，其东南面的西江平原适合大面积的农业种植。詹姆斯·斯科特将这一地区看作他和其他学者称为Zomia的一部分，指包括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东南亚高地地区。[16]中国境内的Zomia山区大部分为石灰岩喀斯特——一种在大规模地质作用引起的升温和局地小气候作用下形成的神奇地貌（参见图4-2）。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着石灰岩，有很多河流也会在某一段消失不见而成为地下暗河，还有水潭、溶洞、落水洞和峡谷等很多特色景观。在云南西部，长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竞流而下，穿越于高达8 000英尺的崇山峻岭之间（我们在第七章还会回来讨论被称为“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环境的命运），无法通航，要游历这一地区的人们就只好翻越这些层叠的山峰。这里只有6%的陆地地势较平坦且土壤含有足够养分，能够用于农业耕种。森林则主要是常绿阔叶林，只在一些低海拔的地方有热带季雨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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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有着和云南一样显著的喀斯特地形，70%的面积都覆盖着石灰岩，除了1%多一点的河谷地带外，均不利于农业种植。贵州也像云南一样多山和水流湍急，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都很不便利。有人形容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云南的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该省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5 000英尺或以上，而贵州则更加多雨，雨日多达160天。贵州南部的山坡和山谷一般生长季雨林，其他热带地区则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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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西部与贵州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喀斯特石灰岩地貌、贫瘠的土壤和常绿阔叶林等。而广西东部沿西江及其支流区则更适于农业种植，因而人口密度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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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环境如此特殊，加上“亚热带迷宫般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这样的小生境又特别多，这里承载了种类非常繁多的动植物。“蛇、猴、虎、鹿以及许多其他动物和鸟类在森林里繁衍生长，有些地方藏有瘴气，而另一些地方则很安全。”[17]直到20世纪末，据称这一地区仍然蕴藏着中国约25%的动植物区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第七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人们为了保护它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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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人类族群的多样性一直以来也特别丰富。[18]在这些瘴气弥漫的河流低地居住并从事农耕的大部分人口应该属于侗泰语族的泰语支，他们可能也是新石器时代最早在此定居的人类。但也有另外一些族群，而且在西南地区的不同族群之间，有过相当大规模的迁移。[19]在云南，阿昌族主要生活在西部山区，但有些也在河流附近的平坦地带从事农耕或饲养牲畜。信仰佛教的布朗族生活在南部山区的山坡之间，采用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从属于泰语支的民族。哈尼族和基诺族善于在山坡上种植野生茶树，大山深处的拉祜族和傈僳族则主要从事渔猎，佤族原本也以狩猎采集为生，但在13—18世纪间迁移到了低地地区，只是在傣族和汉族人占据了最好的农田时，才被迫撤退回山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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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主要生活着七大族群——苗族、布依族（仲家）、仡佬族、彝族（倮倮）、瑶族、侗族和壮族（侬族）。中国最早将这些土著民族分为13个族群，到了清代，为了更好地征服和管理这一地区，又将贵州土著民族最终划分为82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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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西南地区有多少个土著民族，人口总数也并不很多，其对于环境的影响也并不算很大。直到1400年前后汉人大批来到这里时，仍然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提到了老虎和大象的出没以及广袤的森林，这些都表明这里的生态系统仍然保持良好。虽然泰语民族的农人已经把一些山间的河谷地带开垦成了农田，少量其他民族的人们也在从事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但这里高山和深谷太多，非常难以到达，人们尚无法在很多地方安家落户，因而少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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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驱逐蒙古并于1368年建立新的汉人政权明王朝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向西南地区所有曾经听命于元朝的土司们颁布谕旨，授之以原官，继续实行由当地首领世袭管理的土司制度，以维持帝国形式上的秩序和这些地区对中央的贡赋，当地的首领也由此成为世袭土司，并受命全权管理属下的人民。尽管如此，明军还是要到1382年才击溃了云南的蒙古军队，而对当地反对势力的镇压又花去了十年的时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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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刚刚建立的明王朝会对西南地区如此重视呢？对于一个农业帝国而言，西南地区并不适合农业生产，乍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征收农业税的机会。朱元璋之所以将大量汉族人民和官员迁入西南，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对蒙古和西藏安全的考虑，以及对一些战略性资源特别是银、铜等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西南“无人居住的地区”[23]推行卫所和屯田制度增加一些税收。军队与农业拓殖相结合的屯田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就曾用于开拓和驻守西北边疆，唐宋时期也曾在四川和岭南地区推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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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当地土司的任命和对军事反对派的讨平，明朝建立的卫所和军屯也逐渐遍及西南各地，有25万汉人士兵携带家眷在河谷地带建立了工事日益坚固的卫所，获得土地，并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到1400年，已经有约100万甚至更多的汉人移居到了西南地区，并且用历史学者约翰·荷曼的话说，这“仅仅是个开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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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次汉人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浪潮或者是政府强制命令的移民，或者是由政府许诺免费提供种子、农具和三年免税所推动的。在汉人大量到来之前，西南的农业开垦仅限于适宜种植的耕地，而且非常缺乏铁犁等农具，土著族群所使用的木制器具只能开垦河谷地带比较轻的冲积土壤，而不适合开垦森林地区的重壤土，也没有牛来拉犁。因此，明朝政府不仅为汉人移民配备了铁犁，而且提供了数以万计的耕牛——仅在1385年至1390年这五年间就有三万头——来拉动沉重的铁犁，开垦森林中的土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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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乎所有分配给这些屯田士兵的土地都是从当地其他民族那里夺取来的”[26]。但到1400年和1441年，云南和贵州已经分别又清理开垦了130万亩和100万亩的土地；到1597年，又开垦了170万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依照汉人的土地占有特别是所有权观念进行管理（因此也可以进行买卖）。当然，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的各土著民族也会经常对此进行抵制，而这又会引来更多政府军队对这些“叛乱”的镇压。在15世纪和16世纪，有十万乃至更多士兵被派往这些地区，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其实是被征召的另一些地区的土著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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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模最大且史料记载最多的一次，是发生在1465年广西西部浔江流域的大藤峡瑶民起义。大藤峡得名于当地瑶民用以攀附渡江的一根大藤，也是一个瘴气纵横的地方。无论这一事件是如何触发的，其核心问题总与汉人对瑶民土地的挤压有关。据官方正史记载，在首领侯大狗（苟）的领导下，瑶人对明朝军队采取游击战术，“出没山谷，守吏不能制”。明政府兵部尚书于是奏请派遣将领韩雍统率明军三万及西江土兵十六万（他们似乎能够抵抗当地的瘴气），进攻大藤峡“叛乱”的瑶民。明军首战擒获千余瑶民，并斩首三千二百余级。[28]但这并没有遏制住瑶民的“叛乱”，于是韩雍再度发起进攻，封锁了大藤峡的所有出口并纵火烧山，瑶人四处溃逃，韩雍“饬兵穷追，伐山通道”，攻至山寨。在诱敌接战后，韩雍又以火炮轰击，“发火箭焚其栅”，再斩首三千余级。因为这些征服西南地区的战争有计划地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所以历史学者伊懋可也将其称为“生态战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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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战争还是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和汉、唐、宋代一样，解决“叛乱”的最终办法还是要把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改造成农田，从而摧毁这些异族非农业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进而消除它们的抵抗。在17世纪早期明帝国的一项计划中就指出：“地益垦辟，聚落日繁，经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轶民地……以耕聚人，不世其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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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将森林改造成耕地的并不仅仅是汉人，在1570年代的贵州，一些得到朝廷任命的当地土司也领导自己的人民，从一直以来的刀耕火种转向汉族的犁耕生产。（水西纳苏）倮倮的首领们也意识到，通过采用汉族的耕种方式可以获得比传统生产方法更多的收入。而新的耕作方式需要比他们治下人口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这些纳苏首领们就“劫掠汉人定居点获得俘虏，为他们耕作已开垦的土地，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来为水西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体提供奴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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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南地区的环境转变是一个复杂的中央政府通过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与土著民族既有政治与阶级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运用汉族方式对土著首领的拉拢收买和回报，是明代政府向西南地区拓殖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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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南的拓殖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继续实行土司制度的间接统治方式，但他的继任者则对有效获取西南矿产和木材更感兴趣，因而试图对这一地区进行直接管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清政府都为此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据曾被康熙皇帝派往贵州测绘地图的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说：“为了能够控制或者至少遏制他们，汉人花费了难以置信的成本在地势险要处修建大型的堡垒……结果使得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都被这些堡垒和市镇阻隔开来，尽管这些屏障花费了政府大量的资金，但确保了当地的平安……”[32]被派往贵州的汉族士兵恢复了屯田的体制，继续从土著民族那里获取土地，并用军事力量保护自己免受由此而产生的怨恨和攻击。有的汉族居民也会以抵债的方式从拖欠借款的当地居民那里获取土地，还有一些汉族男子通过与非汉族女性的通婚继承了她们的土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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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西南地区的汉族人口迅速飙升，到19世纪中期时，贵州的汉族人口已经超过了土著的其他民族。根据历史学者李中清的研究，“西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250—1600年间西南人口从300万增至500万，增加了接近一倍；而在1700—1850年间，人口则增长了三倍，从500万增至2 000万”[34]。第一阶段的人口增长主要是西南地区农业拓殖所带动的，而在增幅更大的第二阶段，正如李中清所指出的，几乎全都是汉人移民云南开采铜和其他矿藏的结果，这也是明朝政府最初决定开发西南地区时的一项重要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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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一带最先吸引汉人的矿藏就是银矿。宋元时期曾经使用过纸币，但到1400年时，由于种种原因，纸币已经不再受青睐，商贾和其他人都更愿意使用白银；到1430年代，中央政府也开始接受用白银来缴纳税款，纸币的价值则下跌到仅有票面价值的2%，中国由此转向以银作为基础货币的经济，从而引发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35]虽然从西南地区开采了一些白银并用于经济流通和税收，但由于中国经济体是如此巨大，对白银的需求也是如此之多，明代的中国还从日本输入了数量庞大的白银，后来随着新大陆及其巨大白银矿藏的发现，历史学家估计，在1500年至1800年间出产的美洲白银中，多达一半到三分之二都流入了中国，中国也对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环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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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使用的耕地一样，开矿也会导致一些土著民族的土地被剥夺，有一些当地居民还被迫充当矿工。在15世纪，这里开采和提炼了数十万盎司的白银，并在1500年前后达到了产量的顶峰。此后，中国开始大量输入日本及美洲白银。除银矿石外，人们还用汞从矿砂中提取白银，而汞是一种从朱砂中提取出来的含有剧毒的液态金属，西南地区也有大量的朱砂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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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汉族官员对开采朱砂和银矿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如此批评：“沿村野老，接涧孤茕，措斗引竿，漉末拾零。足浸溪而蚀趾，目注粒而损睛。波涛为之尽赤，襟袂为之顿頳。苟锱铢之可取，虽纤忽其敢轻……更呼为汞，改号曰朱……此一物也，既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传服食之神。”[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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