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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我们也可以把满族的经历放在世界狩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将其与西伯利亚的俄国人进行比较，参见John F.Richards，TheUnendingFrontier：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EarlyModern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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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濮德培同名著作的部分章节，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亦可参见费每尔的简短评论，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along the Frontier，”245。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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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John F.Richards，TheUnendingFrontier：AnEnviromentalhistoryofthe EarlyModern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24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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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Perdue，ChinaMarchesWest，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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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Perdue，ChinaMarchesWest，285.译者注：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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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译者注：“新疆”本意应为“新附旧疆”而不是新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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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关于草原地区的生态，也可参见Joseph Fletcher，“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46，no.1（1986）：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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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Perdue，ChinaMarchesWest，45-48，91-92.译者注：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准噶尔与美洲等地天花传播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欧洲殖民者为了屠杀土著而蓄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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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Peter C.Perdue，“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Russia，and Mongolia，”ModernAsianStudies 30，no.4（199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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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关于不同生产生态（ecologies of production）对清朝政策的影响，可以参见Peter C.Perdue，“Nature and Nurture on Imperial China’s Frontiers，”ModernAsian Studies 43，no.1（2009），24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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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岛屿及其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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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海南和台湾这两个地处热带和亚热带的大型岛屿完全融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当中，并且经历了和西南边疆地区类似的环境变迁，尤其是汉民族所推动的农业发展和森林采伐。尽管这两个岛屿的面积相近（大约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马萨诸塞州的面积），但它们的生态系统和与大陆地区交往的历史却并不相同。海南岛距离北面大陆的雷州半岛仅有15英里，是一个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岛屿；而台湾岛则稍向北一些，正位于北回归线上，距离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约100英里。由于台湾海峡的距离和航行上的困难，台湾岛在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与中央政权相对隔离的状态；而海南岛则自汉代以来时而被纳入中央管辖，时而脱离中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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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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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的北面分布有大面积的珊瑚礁和生产珍珠的牡蛎繁殖区，岛上覆盖着各种热带森林，包括沿海低地的季雨林，岛上中部山脉低坡地区的热带常绿林和落叶林，以及东南部迎风坡的热带雨林。海南岛的物种虽然没有南美洲或东南亚热带森林那么丰富，但也有超过3 500种植物。汉人很早就已经知道这里“亡（无）马与虎”，但海南的森林里生活着豹子、麂、鹿、长臂猿、猕猴以及数百种蛇（其中很多都有毒）。这里也有疟疾，很可能是由早期的移民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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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呢？考古学证据表明近三千年来，这里持续有黎族人居住，不过他们常常自称“赛”、“哈”、“岱”或“疍”。[1]和华南、西南地区的一些其他土著民族一样，黎族也属侗泰语族，并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山薯和旱稻，兼以森林狩猎和采集为生。在此过程中，黎族人也在改造着他们的环境，不过由于人数较少，他们对海南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不算大。公元前200年前后，秦始皇的军队第一次登上海南岛，此后汉朝的军队和官员也来到这里，他们发现了在低地地区到处生活着的黎族人，以及黎族人已经相当成熟的农业经济和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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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元80年前后完成的汉朝正史记载，这里“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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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与海南岛和黎族人民早期的交往有起有伏，汉人在海南的存在也主要限于北部琼州海峡沿岸的平坦地带。到了唐朝（618—907年），汉人向政府呈请并获得了整个沿海地带的控制权，此后的低地地区尽管仍有黎人生活，但在汉人的记录中，黎人变得更加深入山区了。同时，低地地区和山区的贸易往来也发展了起来。其中特别受汉人珍视的“沉香”，是一种含有受创伤后所分泌树脂的伽南木或沉香木心材，其质地致密，放在水中会下沉。山区的黎民常用这些芳香植物和精致的纺织品来换取食盐、粮食和铁制的大小斧头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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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海南岛建立了更为持续性的政府管理体制，汉人的居住范围也扩散到了岛上几乎所有的低地地区，他们把岛上的黎族人分为“熟黎”和“生黎”，前者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和中央政府的管辖，是比较安全的，而后者则还比较原始和危险，与汉人保持着距离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4]但并非所有的汉人移民都坚持要让黎族人接受自己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些人还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如何在岛上生活，他们接受了黎族人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加入了黎族。[5]但是，就像宋朝在四川和一些地区的推进政策导致了汉人与当地民族的冲突一样，宋代海南岛的汉人和黎人之间也发生了18次主要的暴力事件。我们尚不确知这些冲突究竟是不是由汉人争夺土地或者强制推行汉族的管理或军事统治所导致的，但从本书中其他边疆地区的史料推断，最有可能的是前者。正如蔡红（Anne Csete）所谨慎指出的：“尽管我们没有汉族农民定居模式的精确数据，不过这种黎族人对汉族客民的攻击很可能是为了抵制汉人的侵蚀和维护自己的土地。”[6]汉族农民需要清理森林和种植水稻，而黎族人的游耕农业虽然也会定期烧掉部分森林，但他们的生活还是要依赖于森林的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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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对黎族人的战争仍在继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黎族人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但仍有大量黎民不肯降服，这导致了1290年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元军洗劫了岛上的每一个黎族定居点，并迫使626峒归降……元军第一次攻入了海南岛的腹地，并在五指山脚下刻石留迹：‘大元军马到此’。”[7]除了征服黎族以外，元朝还对海南岛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岛上居住的黎族人和汉族人规模几乎相等，各约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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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遭受了蒙古的军事剿杀，黎族人仍然在继续抵制中央政权对他们土地的侵蚀。随着14世纪初蒙古统治的崩溃，黎族的峒首和他们身经百战的部队从元朝逃离的官员那里接管了这一地区。到1368年明朝建立时，黎族人已经控制海南岛数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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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368—1644年）海南岛的耕地数量扩大了一倍，从1400年前后的约200万亩增加至1615年的380万亩。其中大部分都由汉族农民耕种，而且有不少都是16世纪中期从黎族地区获取的。到这一时期，海南岛和其他边疆地区一样，都以土司制度的方式接受了中央政府较为松散的管辖（羁縻）。明朝政府授予黎族峒首以世袭土司的职务，以换取其臣服中央和定期朝贡，并继续允许海南岛产品的贸易和出口。这样，低地地区与山区在唐代建立的粮食、丝绸、铁制品与芳香植物及其他林产品贸易得以继续发展，汉人在河谷地带的定居也不断向岛内渗透，而他们与“生黎”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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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持续不断的汉黎冲突发展成了一场全岛范围的战争，主要是富有的汉族客民购买军屯的耕地并进一步侵蚀黎人土地的结果。1550年，一些当地官员和海南出生的右都御史海瑞一同上书，请求在岛内的重要区域加大推进汉民的开垦，从而消除黎民及其对中央统治的威胁。他们的想法是将那些在黎人已归化地区驻扎的屯田军队向岛内纵深地区推进。一位当地官员“指出黎人各峒地方土地肥美，建议开辟十字道路……通往山区腹地”。海瑞也认为：“其间虽多峻岭丛林，彼之出入来往，自有坦夷道路……大兵一退，即旋转耕其田、处其地……开道设县，今日可及为也……招民、置军、设里、建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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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明朝官员都把黎族人看作敌人，毕竟很多黎族人已经接受了汉人文化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并采用了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向国家缴纳税赋。从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归化了。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真正的敌人其实是危险的环境，而随着黎族人被教化得越来越像汉族农民，他们的状况也就改善了。“国初所以不立州县屯所者，盖其时黎民鲜少，土地荒芜，山岚瘴气犹未消灭故也。方今（1503年）生齿众多，土地垦僻，山岚瘴气已消灭八九。”[9]汉人和他们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显然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方式，征服了蛮荒和危险的环境并将其改造得更加适宜人居（至少对汉人而言）。正如海瑞所暗示的，汉人由此而认识到，自己不仅有能力教化黎族人和把生黎变成熟黎，而且还能改善他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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