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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出现对太平洋群岛造成了广泛的环境破坏，不过他们实际也是在为中国的市场服务。“除捕鲸外，整个19世纪对太平洋地区檀香、海豹皮、海参，有时甚至是木材的掠夺，主要都是为了供应中国市场。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商人们组织了这些用西方工业品获取太平洋群岛特产，再用这些特产交易中国丝绸和茶叶的转口交易。从1790年代到1850年的这种环球‘三角贸易’将太平洋群岛与欧洲、北美洲和中国的经济和生态系统联系到了一起，而对其中最小和整合程度最低的地区却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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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与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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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优质动物毛皮也有着很大的需求，特别是西伯利亚的貂熊和美国西海岸的海獭。北京位于寒冷的华北平原北端，皮草既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和舒适，也可以彰显身份，因而很受重视。满族贵族和汉族高官所需要的动物毛皮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第五章中所谈到东北地区的“帝国猎食”来供应的。这些毛皮很多都来自东北满族故土的最北部地区，但到1700年前后，或者是因为需求逐渐超过了供给，或者是因为这些动物资源已经基本耗尽了（毛皮的供应逐渐呈现不足），一个新的毛皮来源适时地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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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后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向东穿过西伯利亚，不断扩张领土，迫使他们所遇到并征服的当地人向其进贡，大约相当于每个成年男性一张貂皮。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指出，这些毛皮贡赋为早期近代的俄国提供了资金上的助益，因为当时的俄国几乎没有其他产品可以出口欧洲以换取金币和金条。于是，这种需求促使俄罗斯的探险者不断地向东推进并穿越西伯利亚，直到17世纪后期遇到了同样也在向北推进到黑龙江流域西伯利亚地区的清朝。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后，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得以开展，“中国市场愿意为西伯利亚的各种毛皮支付高昂的价格，紫貂和狐狸皮都可以卖上好价钱，而貂熊的价格还要更高。作为回报，（俄国）商人可以带回瓷器、丝绸、金、银、茶叶、宝石、半宝石和象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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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俄国毛皮出口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对西伯利亚毛皮的巨大需求——理查兹称之为“无法满足”——的确对西伯利亚的生态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这一地区的人口很少，随着对毛皮动物的大量宰杀，到1690年代，紫貂已经从西伯利亚的很多地区消失了；而当地稀疏的人口即使逃过了天花造成的大批死亡，也因这些贡赋而变得一贫如洗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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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生态方面的影响甚至波及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西北部。对于那些刚抵达哥伦比亚河不久的美国和英国商人而言，位于现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土地上广袤的自然财富正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而他们则立即将这些资源与“中国市场”联系了起来，在1820年代用数艘船只满载着美国西北部的海狸毛皮，直接驶向了中国的广州港。然而，这些商人在位于亚热带的华南地区并没有找到他们所期望的毛皮市场，到1828年，海狸毛皮交易宣告失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由美国船只在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太平洋群岛间进行美国西北部出产的毛皮、木材和鱼类贸易，最后再把沿途获取的商品包括前述的檀香运到广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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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獭的毛皮却获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海獭的栖息地位于从阿拉斯加直到加利福尼亚州长达4 000英里的美国西海岸，黑色光滑的海獭皮在18世纪末的广州市场上价值高达40个西班牙银元，但三十年后，它只能卖到2个银元。原因并不是中国需求的萎缩，而是供给的爆炸性增长。“宰杀海獭……需要非常专业的技巧和本地的猎人”，特别是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和科迪亚克人。通过一场（美国和俄国商人）肮脏的交易，俄国的掮客们以这些土著中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强迫他们的男子为北美洲西海岸一带的英美商人工作，“整个海岸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屠宰场……这一地区的海獭种群很快就面临灭绝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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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消费需求对遥远美国西海岸产生的生态影响外，主要由美国和英国船只建立的太平洋贸易正在不断扩张，并将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之间巨大的太平洋地区，逐渐编织成了一个以檀香山和广州为主要枢纽的大型贸易网络。戴维·伊格勒（David Igler）指出，在这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来自欧亚大陆的一些疾病如天花和流感，也被传入了太平洋群岛并经常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当地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10]结果，太平洋上的这些船只开始将整个区域都联结进了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人类的疾病、技术、思想和货物在其中都能够更容易地进行远距离交换。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19世纪末涉及鸦片生产的贸易网络也把中国西南地区的瘟疫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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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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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商人之所以急于在新殖民地上搜寻中国市场可能需要的商品，是因为他们从中国人那里买入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而用他们本国的产品无法支付这一贸易逆差。中国的需求及其漫长的供应线对欧洲和美国人而言是一种激励，促使他们不再像狩猎采集那样从大自然摄取资源以供自己的生存，而是将这些自然资源转化成商品，卖到中国市场。然而，尽管西伯利亚、太平洋群岛和美国西北部已经为此而遭到了生态破坏，这些产品也还是不够。最终，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白银，欧洲和美国的飞剪船将越来越多的白银运到中国南方的广州港，码放整齐并经过鉴定之后，在这里每年举行的交易会上换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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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各国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对于邻国和战争的担忧使得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思想：一个国家应该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并不断积累贸易盈余所产生的黄金和白银，以备战争之需。因此，大量白银被运往中国购买茶叶的情况引起了各国的战略关注。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开始从事一种特殊商品的买卖，这种商品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并用间接的、原本是非法的手段来交易广州港里存储的中国商品，这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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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麦克尼尔曾指出这种环境上的讽刺：“到1850年时，要享受中国的茶叶，已经不再需要追捕所剩无几的海豹或砍伐檀香树了，鸦片提供了打开对华贸易大门的钥匙。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孟加拉的大片土地用于鸦片种植，中国的贸易圈也发生了转移，太平洋转口贸易逐渐失去了重要性……经过几十年的狩猎或采伐，海豹、檀香树和海参日渐稀少，对华贸易已经开发掉了这些资源的精华部分。”[11]土耳其的鸦片为美国的飞剪船省下了残存的海狸，美国东部地区出产的动物毛皮相对于国内和欧洲市场突然变得供过于求了，因为欧洲的上流人士更喜欢戴毡帽而不是松鼠皮帽子。正如麦克尼尔所提示的，孟加拉地区从种植其他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向种植罂粟（鸦片是其提取物）的转变，毫无疑问会给当地带来生态方面的影响，不过这个故事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鸦片贸易与19世纪后期世界腺鼠疫大暴发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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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与世界性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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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鸦片贸易催生的商业路线同时也造成了两种疾病在世界范围的流行。一种是从印度被带到中国并在1820—1821年造成了一次全国性疫情的霍乱，同样的霍乱弧菌，在1930年之前，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六次大流行。[12]另一种是腺鼠疫，在1894年造成了一场从中国西南地区直至全世界的大暴发。这些流行病菌乘坐着蒸汽轮船，被传播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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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中，我们曾经讨论过云南的一些地区汇集了黄胸鼠、一种寄生于黄胸鼠的鼠蚤（印鼠客蚤）、鼠疫杆菌和人类等腺鼠疫疫源地的条件。随着云南被纳入帝国和贸易路线对省内市场的日益整合，鼠疫疫情也逐渐在云南省内传播开来。但如果不是因为鸦片贸易，鼠疫疫情很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云南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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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瘾性的作用下，广州港周边和城内有数十万中国人都在吸食大量由英国和美国船只走私来的鸦片。由于贩运的长距离和风险，鸦片的价格当然非常昂贵。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学家确信正是鸦片消费，逆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直到1833年中国人手中积累的白银流向。在此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中国国库就面临白银短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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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作为一种药材，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包括云南省一直都有种植。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开始有商人在云南大规模种植罂粟[13]，提炼鸦片，然后通过陆路和水路经广西运往中国鸦片贸易的中心——广东。沿着这一连接云南与广东沿海的新贸易路线，鼠疫也在1860年代、1870年代和1880年代先后暴发，最终导致了1894年在香港、广东的大流行和数十万人死亡，鼠疫还进而沿着轮船航线一直传播到印度、越南、美国的旧金山和英国的格拉斯哥，成为世界历史上继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和14世纪更著名的黑死病以来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4]，曾经是中国局部地区的环境与生态关系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的、病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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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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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鸦片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既不令人愉快，也不是一件道德的事，这一事件最终的结果是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爆发和中国被英国打败。[15]就我们理解中国环境史而言，鸦片战争的意义包括几个层面。首先，中国的失败开启了此后列强对华长达一个世纪的侵略战争，虽然没有变成某个或某几个列强的殖民地，但1900年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因这些战争而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国人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些条约都是中国政府在枪口下被迫签订的——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框架，将中国纳入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当中。其结果是，中国政府被迫将它的注意力、资源和能源从传统的治国方略转向了保护民族国家免遭外国攻击这一更加现代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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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进口鸦片高昂的价格和中国商人的活力、进取心以及他们的组织，我们不难理解此后中国人为什么开始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一种早期形式的“进口替代”。罂粟种植与鸦片提取最早的国内中心在中国西南，特别是云南（那里的鸦片贸易在前述第三次全球鼠疫暴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贵州和四川，从这些内陆省份出发，各种档次的鸦片首先由陆路运出，然后或者经西江运往广州，或者经长江运往上海。在19世纪后半期，罂粟和鸦片也传播到了北面的陕西、甘肃和东面的福建。[16]到1900年，中国生产和消费了全世界鸦片的70%～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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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种植的大面积扩张本身似乎没有对中国的自然环境产生多大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会在已开垦的土地上用罂粟替换掉原来的作物，“为了实现更高的产量和最大的商业利润……罂粟占据了最肥沃高产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力看护”[18]。在那些稻麦轮作的地区，稻米仍然会被继续种植，但小麦则被拥有更高市场回报的罂粟所替代。至于为什么偏远的西南地区会成为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的中心，贝杜维认为既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适于规模化种植罂粟，也与中央政府在当地控制力较弱有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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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世界的努力下，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鸦片生产经历了一段短暂的下降，但到1910年代末，罂粟和鸦片又泛滥起来，“1922年中国生产了超过全世界总量80%的鸦片”[20]。事实证明，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制止鸦片生产，而且还对鸦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征税，以至于历史学者爱德华·史雷克（Edward Slack）将其称为“中国的毒品经济”，最终把这个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遗留给了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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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失败的第三层重要意义，与英军所凭借的工业革命初期锻造的利器——完全使用钢铁制造、蒸汽动力的尼米西斯号战舰有关。[21]尼米西斯号战舰标志着英国已经开始迅速地摆脱旧生态体制下的能源约束，而中国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受限于此。这些新能源——首先是煤，其次是石油——将这种武力上的优势赋予了那些在19世纪拥有了新技术的强国们——先是欧洲列强和美国，然后是日本，再后是俄国。[22]但这些新技术需要使用和消耗非常巨大的能量，由此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要大于世界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而中国还要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之后，才会真正进入新的工业社会，这一部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探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此前的中国仍然停留在旧的生态体制中，其自然环境的生命力和对人民与社会制度的支撑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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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饱受国内暴动、叛乱和革命的痛苦。首先是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或者更恰当地说，也是一场革命），这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叛乱之一，到太平军完全被镇压时，已经造成了2 000 万～3 000万人口的死亡，大多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列强的入侵、战争和不断的叛乱最终导致了1911年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的结束。此后中央政府唯一能够正常运作的一个短暂时期，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南京十年”（1927—1937年）；但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南京政府日趋式微，日本占据中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直到1945年。而兴起于1920年代前后的两个主要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虽然曾经一同合作抗日，但还是在1945年到1949年兵戎相见。在这场决定由谁来统治中国的战争中，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撤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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