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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彭慕兰看来，华北地区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不完全是由人口压力所导致的，也不完全是大运河带来的环境问题；事实上，“是过去水利体制”——由国家维护的黄河、大运河、淮河、洪泽湖复杂体系——“的废弃损害了黄运地区”[43]。也就是说，帝国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列强更大的威胁，放弃了维护大运河这个传统的治国方略。而且，由于市场体系的缺乏，华北的人民无法通过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甚至鸦片）来交易生活必需品，生态上的贫困也就导致了人民生活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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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明珠（Lillian Li）对华北地区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即使帝国中央政府把全部资源都倾注在黄运地区的问题上，同样的生态问题似乎还是会出现。在首都北京周围，尽管中央政府对维护水道和防止洪水予以强烈关注，最终仍然无济于事。在20世纪初，海河流域，包括流经北京的永定河，情况并不比黄运地区更好，两者有着类似的基本地理和生态特征。李明珠注意到，“虽然永定河不像黄河那样是帝国的中心问题，但其所处的关键位置决定了它的问题也不可小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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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约1700年到1900年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朝历任皇帝和督抚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通过筑堤、引渠和挖泥来稳定首都地区的河流。李明珠教授在她的著作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努力，并复制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18世纪中期标注有无数防洪水利工程项目的地图。[45]最终的结果，用她的话说，“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1661—1795年），共计花费了超过1 000万两的国家和私人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但仍然无法消除水患”[46]。此后，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河流的状况持续恶化，再加上异常的强降雨，导致了无尽的灾患”。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随着更多的自然植被和森林被砍伐开垦，泥沙不断淤积，洪水也日趋频繁和严重。在20世纪初的一场洪水中，一位西方传教士曾描述道：“这个地方变成一片汪洋，看不到边际……一年多的时间水都根本不可能流得出去。”[47]内涝及随之而来的土地的盐碱化不仅困扰着北京地区，而且也出现在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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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地区为解决淤塞问题而开展的工程之一，是在位于天津和保定之间绵延约80英里的两大湿地“东淀”和“西淀”之间，以及其南、北约20英里的地方挖掘引河，以排放淤泥，同时也（希望）能引出水泊中的清水。从水文角度而言，湿地可以作为集水盆地，像一个巨大的肺一样张开以吸纳每年的洪水。但对于中华帝国晚期的水利专家而言，这些湿地则成了河流淤泥的定期排放之所。然而，这些湿地本身也是一个物种丰富的大型生态系统，它们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很可能是华北平原最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这里一定曾经生活着各种鹿群，包括梅花鹿和原麝，甚至也可能有过成群的麋鹿，因为残存的麋鹿就曾经被饲养在湿地北部的皇家猎苑里。同时存在的还可能有鹿的天敌狼、豹子甚至老虎，以及各种各样的水鸟，包括现在已经濒危的天鹅、野鸡和其他喜欢在沼泽地带生活的鸟类，如红翅黑鸟和黄鹂。像东淀和西淀这样巨大的水面，肯定也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栖息地，以及各种贝类、鱼类和龟类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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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淀和西淀的日益淤塞，农民开始将其垦为农田。事实上，到19世纪后期时，该地区的富户已经对这些肥沃的河底泥进行了开垦和耕作，东淀的规模也缩减到了先前的三分之一，当时一位重要的督抚曾经预测这里最终会消失，事实的确如此。今天，北京周围的河流已经很少有水流了，它们绝大部分都在更上游的位置就被拦截和储存到了为首都北京而建设的水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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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珠书中的这段话值得我们在这里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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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环境变迁之后，结果就是如此。18世纪水利管理的成功——包括永定河的平稳，千里堤周边的有序灌溉，携带着淤泥的河水得以排入水泊等——都在鼓励着人们进一步密集地开垦利用水泊和堤坝或其附近的土地。由于淤积的土壤非常肥沃，农民们也就愿意承担这些偶然发生洪水的风险，政府也通过诸如减免税收等赈济饥荒的方法对这些风险起到了缓冲的作用。随着定居人口的日益密集，每次自然灾害的风险和救灾成本也越来越高。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生态危机也是由18世纪帝国工程所导致的，体现了工程的效果。1890年代洪水中（传教士）描述的河床变化和奇怪的地形，正是几个世纪以来挖掘引河和修筑堤坝遗留下来的产物。每场暴雨过后，地面“一片汪洋”的描述在1890年代以后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经常使用……尽管自清代初期以来花费了数百万两白银，搬运了数以吨计的土石和稻草，消耗了无数繁重的劳工，但河水的状况仍在日趋恶化，“一劳永逸”的希望最终还是化作了泡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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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华北地区包括淮河流域自汉代以来就一直进行农业耕作，宋代又砍伐了大量森林，所以这里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环境退化迹象的地区也并不令人吃惊。人类治水的愿望往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适得其反，导致更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有时还不如不去干涉这些河流和周边的生态系统。但至少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中国的汉族人民就已经开始在华北平原的河流上筑造堤坝了，这种可以控制而且应该控制自然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但有时候也会对自然生态和人类自身带来危险。华北平原在古代曾经有过数以百计的湖泊和湿地，但到1980年代时只剩下了20个。位于北京南面的皇家围场在乾隆时期还有117处泉水和5个大湖，今天已经全都没有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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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的环境退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影响。我们首先来看水泊和湿地的损失，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当然受到了影响；而且，当地人的生活也依赖于这些湿地，更直接地说，他们需要其中的动物和植物作为食物和药物——鹿和鱼都是人类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但和中国其他一些地区一样，随着这些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单一农业化，人们也就失去了这些可以提供多种补充营养物质的自然膳食蛋白质来源。于是，华北的人口就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耕地出产的粮食，而一旦庄稼歉收——随着华北发生洪水和旱灾频率的增加，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人们就会面临粮食短缺，整个地区都会遭受饥荒的打击。1876—1879年、1917年、1920—1921年，以及1928—1930年所发生的大饥荒，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疾病和死亡，也带来了“饥荒的中国”这一称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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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地出现的匪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盗匪会以不同形式与其他一些当地和全国性事件相结合，进而形成叛乱或起义，其中起源于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起义就包括捻军（1851—1863年）、义和团（1899—1900年）和红枪会（1911—1949年间零星发生）。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在日本战败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51]事实上，生态退化是农村贫困化的重要原因，因而，毫不奇怪，中国农村最贫困的地区也向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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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的社会动乱、起义和革命并不完全是由环境条件所导致的，但正如裴宜理和周锡瑞所指出的，我们对于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解或解释，也不能脱离相关的环境条件和生态退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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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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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考察了华中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所面临的生态变迁和挑战，这里就不再重复相关史料了，只简要回顾一下结论：山区的森林砍伐导致了水土流失和洞庭湖沼泽地区的泥沙淤积，随着洞庭湖周边地区对沿岸低地的不断开垦，湖面积和蓄水量不断下降，洞庭湖也因此而逐渐失去了吸纳周期性（和可预测）洪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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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洞庭湖北面、长江及其支流汉水之间的江汉平原，长期以来的水文变化也引起严重的生态问题（部分内容参见第五章）。这里原本是一片巨大的水泊，但也已经逐渐被长江和汉水的沉积物所填充，到宋代时，已经成为“成千上万个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小沼泽”。堤坝和圩垸将该地区转变成为高产量和输出稻米的农田，但由于这些稻田在开垦前原本都是沼泽地，比河面更为低洼，因而随着泥沙在河床的不断沉积，堤坝和圩垸也必须越修越高，这个农业区每年所面临的防洪排水困难也在与日俱增。因堤坝失修而导致的决口日益增多，洪水的危险也不断增加，到18世纪时，有些田地已经成为永久性的涝区。19世纪里的洪水淹没了更多的地区，当地农民于是开始种植那些能在汛期洪水到来之前成熟的作物或水生植物，有些人则完全放弃了农耕，转而从事渔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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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南岸山区的森林砍伐导致了越来越多贫瘠的沙石被冲入山下肥沃的稻田，为保护这些资源，官员禁止对山地再进行任何开垦，但其效果值得怀疑。类似的情况一直蔓延到杭州及其湖泊和山区[54]，位于长江南岸萧山平原上的湘湖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如第四章所述，这里的稻米种植最早是在高地地区，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修筑堤坝资金的积累，逐渐转移到了沼泽平原地带。根据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研究，在宋朝，该地区曾拥有217处湖泊，“是中国湖泊分布最稠密的地区”。宋朝后期，人们修筑了一个名为湘湖的人工湖来蓄积山上流下来的水，并用以提供和调节稻田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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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围绕着湘湖地区的泥沙淤积，各种政府机构的定期清淤，以及一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为扩大农田而侵占湖面，展开了一幕幕的悲喜剧。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在18世纪时已经非常紧张，到19世纪中叶，又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人口损失，加上此后的洪水冲毁了水闸和堤坝，最终陷入了崩溃。萧邦齐认为，如果官员能够为公益投入更多的精力或拥有重建资金的话，湘湖还有可能被挽救。然而，这些条件在当时都不具备。于是，以前的沼泽和湖底变成了茂盛的稻田；到1937年时，“在曾经是50英尺水深的地方，建了许多茅屋和草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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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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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环境退化最为严重的一些地区居然位于热带和亚热带。16世纪中叶以来，和长江南岸丘陵地带的情况一样，那些善于开垦山区的农民也逐渐迁移到了华南各地的丘陵和山区。他们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客家人，意识到了山区环境的脆弱性，于是更加注意补种树木，以弥补那些被砍伐和卖到河流下游地区的木材。然而，后来由于人口压力而从低地流域被排挤到这里的汉族移民，则在砍伐树木之后，种植了玉米和烟草之类对养分要求很高的作物。例如，据1819年的《南雄州志》记载，在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烟草种植“旧志未载，近四五十年日渐增植，春种秋收，每年约货银百万两，其利几与禾稻等。但种烟之地，俱在山岭高阜，一经垦辟，土性浮松，每成水患。然大利所在，趋之若鹜，是惟有土者严禁新垦，庶可塞其流而端其本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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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禁令对制止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华南各地的农民“习惯于在每年的旱季放火焚烧自家附近的山坡，这种做法的持续毁灭了绝大部分的木本植物，也把原来茂盛的森林变成了满山遍野的草地”[57]。西方观察者认为人们放火烧山是为了搜集草木灰肥料用于自家的农田；但当地农民却告诉研究人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蛇、老虎和盗贼驱逐出藏身之所；而克里斯·考金斯（Chris Coggins）则在福建发现，这种做法有助于一种在饥荒时期可以食用的蕨类植物的生长。[58]然而这些森林植被一旦被清除，尤其是在浙江南部、广东各地和云南南部的山区，季风带来的大雨就会立即冲走那些土壤中留存的所有营养物质，使得当地的树木再也无法重新生长了。[59]而且，烧掉热带和亚热带森林还会导致一种非常坚韧的茅草到处生长并扼杀其他的植被，这样虽然会让山看上去还是绿色的，但却没有了森林[60]，而且这些茅草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暴雨导致的大规模山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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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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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章节已经对云南和贵州的环境变迁做了一些介绍，在下一章中我们还将继续详细考察在西南很多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大坝。在这里，我只想对战争和疾病传播环境特别是疟疾（瘴疠）做几点说明。[61]如前所述，18世纪的疟疾曾经挫败了清朝对缅甸的军事行动。紧随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和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在1932年暴发的长江下游洪灾，导致了受灾地区60%的疟疾发病率和30万人死亡。1933年，在云南的一个县就有3万人因患疟疾而死亡。[62]在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和1941年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承诺，为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当时已内迁到四川盆地的重庆）抵抗日军，将协助修筑从缅甸东北部到云南的滇缅公路以输送战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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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的美国工程师和军事人员均遭遇了疟疾，发病率高达50%，对人员健康和工程进度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于是派遣公共医务人员到这一地区（主要在遮放盆地）进行检查。这里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稻田环境（参见图6-5左），只是另外多了按蚊和疟疾。美方医务人员向各村庄派发了肥皂，因为肥皂水可以驱走溪流中“约100码范围内的蚊子”，他们还挖掘排水沟，向积水上喷油，并在稻田中放养食蚊鱼。此外，美国人还注意到“这里的山很高，那里没有蚊子”，这显然也促使了一些当地人在更高的山坡上开垦梯田以摆脱这些致命的蚊子（参见图6-5右）。[63]这样做是否有用，抑或将山坡林地改造成稻田实际上更有助于传播按蚊，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开垦梯田的人们是不是因为日本侵略而新近来到这里的还没有抵御疟疾经验的汉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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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云南遮放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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