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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南岸山区的森林砍伐导致了越来越多贫瘠的沙石被冲入山下肥沃的稻田，为保护这些资源，官员禁止对山地再进行任何开垦，但其效果值得怀疑。类似的情况一直蔓延到杭州及其湖泊和山区[54]，位于长江南岸萧山平原上的湘湖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如第四章所述，这里的稻米种植最早是在高地地区，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修筑堤坝资金的积累，逐渐转移到了沼泽平原地带。根据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研究，在宋朝，该地区曾拥有217处湖泊，“是中国湖泊分布最稠密的地区”。宋朝后期，人们修筑了一个名为湘湖的人工湖来蓄积山上流下来的水，并用以提供和调节稻田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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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围绕着湘湖地区的泥沙淤积，各种政府机构的定期清淤，以及一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为扩大农田而侵占湖面，展开了一幕幕的悲喜剧。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在18世纪时已经非常紧张，到19世纪中叶，又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人口损失，加上此后的洪水冲毁了水闸和堤坝，最终陷入了崩溃。萧邦齐认为，如果官员能够为公益投入更多的精力或拥有重建资金的话，湘湖还有可能被挽救。然而，这些条件在当时都不具备。于是，以前的沼泽和湖底变成了茂盛的稻田；到1937年时，“在曾经是50英尺水深的地方，建了许多茅屋和草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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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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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环境退化最为严重的一些地区居然位于热带和亚热带。16世纪中叶以来，和长江南岸丘陵地带的情况一样，那些善于开垦山区的农民也逐渐迁移到了华南各地的丘陵和山区。他们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客家人，意识到了山区环境的脆弱性，于是更加注意补种树木，以弥补那些被砍伐和卖到河流下游地区的木材。然而，后来由于人口压力而从低地流域被排挤到这里的汉族移民，则在砍伐树木之后，种植了玉米和烟草之类对养分要求很高的作物。例如，据1819年的《南雄州志》记载，在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烟草种植“旧志未载，近四五十年日渐增植，春种秋收，每年约货银百万两，其利几与禾稻等。但种烟之地，俱在山岭高阜，一经垦辟，土性浮松，每成水患。然大利所在，趋之若鹜，是惟有土者严禁新垦，庶可塞其流而端其本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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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禁令对制止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华南各地的农民“习惯于在每年的旱季放火焚烧自家附近的山坡，这种做法的持续毁灭了绝大部分的木本植物，也把原来茂盛的森林变成了满山遍野的草地”[57]。西方观察者认为人们放火烧山是为了搜集草木灰肥料用于自家的农田；但当地农民却告诉研究人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蛇、老虎和盗贼驱逐出藏身之所；而克里斯·考金斯（Chris Coggins）则在福建发现，这种做法有助于一种在饥荒时期可以食用的蕨类植物的生长。[58]然而这些森林植被一旦被清除，尤其是在浙江南部、广东各地和云南南部的山区，季风带来的大雨就会立即冲走那些土壤中留存的所有营养物质，使得当地的树木再也无法重新生长了。[59]而且，烧掉热带和亚热带森林还会导致一种非常坚韧的茅草到处生长并扼杀其他的植被，这样虽然会让山看上去还是绿色的，但却没有了森林[60]，而且这些茅草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暴雨导致的大规模山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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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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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章节已经对云南和贵州的环境变迁做了一些介绍，在下一章中我们还将继续详细考察在西南很多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大坝。在这里，我只想对战争和疾病传播环境特别是疟疾（瘴疠）做几点说明。[61]如前所述，18世纪的疟疾曾经挫败了清朝对缅甸的军事行动。紧随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和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在1932年暴发的长江下游洪灾，导致了受灾地区60%的疟疾发病率和30万人死亡。1933年，在云南的一个县就有3万人因患疟疾而死亡。[62]在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和1941年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承诺，为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当时已内迁到四川盆地的重庆）抵抗日军，将协助修筑从缅甸东北部到云南的滇缅公路以输送战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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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的美国工程师和军事人员均遭遇了疟疾，发病率高达50%，对人员健康和工程进度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于是派遣公共医务人员到这一地区（主要在遮放盆地）进行检查。这里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稻田环境（参见图6-5左），只是另外多了按蚊和疟疾。美方医务人员向各村庄派发了肥皂，因为肥皂水可以驱走溪流中“约100码范围内的蚊子”，他们还挖掘排水沟，向积水上喷油，并在稻田中放养食蚊鱼。此外，美国人还注意到“这里的山很高，那里没有蚊子”，这显然也促使了一些当地人在更高的山坡上开垦梯田以摆脱这些致命的蚊子（参见图6-5右）。[63]这样做是否有用，抑或将山坡林地改造成稻田实际上更有助于传播按蚊，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开垦梯田的人们是不是因为日本侵略而新近来到这里的还没有抵御疟疾经验的汉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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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云南遮放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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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品与照片部“印度与中国的疟疾控制（1929—1940）（Malaria Control in India and China，1929-40）”栏，编号LOT 1786（M）[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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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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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9年以前连续的森林砍伐，我们还可以举出好几个环境退化的例子。[65]如果山区和丘陵地带被冲刷下来的总是越来越多、数以吨计贫瘠的沙土，而不是肥沃的淤积层，就会堵塞河道，淹没低地的农田，即使是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那青翠茂盛的稻田，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问题的。我所见到的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环境退化的人类农业生态系统，就是成都周围的四川盆地（红盆地）（参见图6-6）。根据20世纪初对中国森林砍伐影响的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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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农业精耕细作。这种精细的精神还延伸到了实用型和观赏型植物的栽培上，如竹子、油桐、桑树、杉树、漆树和各种果树。红盆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成都平原，这里被描述成了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由于气候极为潮湿，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像热带一样繁茂的植被，这也赋予了成都平原（两千多年来）极其优良的灌溉系统。从高处看，成都平原就像一片森林，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一小片竹子、杉树、棕榈树和果树林，油桐和漆树更比比皆是。在嘉定（乐山）和重庆之间的岷江沿岸也生长着很多树木，被称为“绿意盎然，不生虫害，看不到残枝败叶”，使（四川）这一地区也成为远东地区的典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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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四川被精心照料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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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r.Joseph Beech，“The Eden of the Flowery Republic，”TheNationalGeographic Magazine 38，no.5（192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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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没有因山区水土流失而遭遇明显的淤泥问题是颇有些令人费解的，因为它的北面和西面就是青藏高原东段的山脉，我们在接下来就会看到，居住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和四川北部、西部山区的藏民，其实早已经将那里的森林砍伐殆尽了。但严重的泥沙淤积并没有给四川盆地的农民造成麻烦，秦代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也仍然运行良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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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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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历史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而且充满争论，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清朝在18世纪巩固了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并将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结构，其中有些地区被并入相邻的省份，有些则被另外设立为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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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有些山区特别是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极其干燥恶劣，树木的确很难存活。但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可以支持森林生长的，现代生态学家也发现，这里很可能确实存在过桦树和桧树林。这确实有点让人惊喜，因为绝大部分学者或观察者都认为广袤的青藏高原及其一直延伸到云南、四川的南坡，所覆盖的植被都不是森林，而是藏民用以放牧成群牦牛、绵羊和山羊的草场。藏民和其他观察者也都以为那些草场从来都是如此，一直没有存在过树木，但这些假想最终被证明并非事实：“喜马拉雅山内侧原来长着森林的广大地区，已被人和牲畜消除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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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藏民已经——很可能是用火——清除了这里曾经茂密的原始森林，而代之以各种可以喂养牧群的低矮植物。“经常的放牧助长了那些具有高度再生能力的植物物种，如禾科植物或丛生植物以及匍匐植物或具有匍匐茎的植物。”[69]而另一些地方，“在适度放牧之下，可能形成一个种类丰富、高度大约及膝的低草植被，我们称之为花卉草地，因为它并不是由禾草类植物而是由草本植物占优势。它是喜马拉雅山植物群中最美丽的一种”[70]。贺子诺（Wolfgang Holzner）和柯蕾苞（Monika Kriechbaum）认为，是藏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的放牧活动维持了他们的草地和牧场。“为了这种放养牲畜的方式，对动物与植被以及最佳的放牧与游牧周期，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或者也许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从远古代代相传下来的知识……”[71]换句话说，尽管藏民很可能清除了青藏高原和山区的原始森林，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建立和维护了草场、草原和牧场这些能保持水土的植被，他们虽然砍伐树木并使用沼泽泥炭作为燃料，但这还可以持续下去。不过，现有的证据表明，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孢粉分析，甚至约两千年前就曾出现过一次森林的急剧减少[72]——高原地区的藏民或其他人民，一直都在把森林转变成适合放牧山羊、绵羊和牦牛的草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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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更接近四川盆地的地区，特别是在岷江和毛尔盖河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地方，杰克·海斯（Jack Hayes）发现了19世纪末藏民用火来改变和维护牧场的明确证据。虽然来自欧洲的一些观察者认为森林是美丽的，藏民和汉人纵火清除森林以形成牧场或农田的做法非常令人惋惜，但海斯则认为：“在整个中国帝制社会晚期直至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藏民在广泛使用火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社会。”[73]因此，虽然森林被清除了，但山坡并没有变成不毛之地，而是成为藏民放牧畜群的草场，也避免了过度的水土流失和把生态问题带给下游的四川盆地。在第七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状况到20世纪后期变得越来越严重起来，国家林业部门采用功能强大的设备，对四川西部和北部山区的森林进行了广泛的采伐，直到1998年暴发的长江流域大洪灾，才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下令立即停止对这些原始森林的一切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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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的例子还可参见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along the Frontier，”272-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