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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没有因山区水土流失而遭遇明显的淤泥问题是颇有些令人费解的，因为它的北面和西面就是青藏高原东段的山脉，我们在接下来就会看到，居住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和四川北部、西部山区的藏民，其实早已经将那里的森林砍伐殆尽了。但严重的泥沙淤积并没有给四川盆地的农民造成麻烦，秦代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也仍然运行良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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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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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历史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而且充满争论，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清朝在18世纪巩固了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并将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结构，其中有些地区被并入相邻的省份，有些则被另外设立为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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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有些山区特别是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极其干燥恶劣，树木的确很难存活。但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可以支持森林生长的，现代生态学家也发现，这里很可能确实存在过桦树和桧树林。这确实有点让人惊喜，因为绝大部分学者或观察者都认为广袤的青藏高原及其一直延伸到云南、四川的南坡，所覆盖的植被都不是森林，而是藏民用以放牧成群牦牛、绵羊和山羊的草场。藏民和其他观察者也都以为那些草场从来都是如此，一直没有存在过树木，但这些假想最终被证明并非事实：“喜马拉雅山内侧原来长着森林的广大地区，已被人和牲畜消除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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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藏民已经——很可能是用火——清除了这里曾经茂密的原始森林，而代之以各种可以喂养牧群的低矮植物。“经常的放牧助长了那些具有高度再生能力的植物物种，如禾科植物或丛生植物以及匍匐植物或具有匍匐茎的植物。”[69]而另一些地方，“在适度放牧之下，可能形成一个种类丰富、高度大约及膝的低草植被，我们称之为花卉草地，因为它并不是由禾草类植物而是由草本植物占优势。它是喜马拉雅山植物群中最美丽的一种”[70]。贺子诺（Wolfgang Holzner）和柯蕾苞（Monika Kriechbaum）认为，是藏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的放牧活动维持了他们的草地和牧场。“为了这种放养牲畜的方式，对动物与植被以及最佳的放牧与游牧周期，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或者也许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从远古代代相传下来的知识……”[71]换句话说，尽管藏民很可能清除了青藏高原和山区的原始森林，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建立和维护了草场、草原和牧场这些能保持水土的植被，他们虽然砍伐树木并使用沼泽泥炭作为燃料，但这还可以持续下去。不过，现有的证据表明，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孢粉分析，甚至约两千年前就曾出现过一次森林的急剧减少[72]——高原地区的藏民或其他人民，一直都在把森林转变成适合放牧山羊、绵羊和牦牛的草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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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更接近四川盆地的地区，特别是在岷江和毛尔盖河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地方，杰克·海斯（Jack Hayes）发现了19世纪末藏民用火来改变和维护牧场的明确证据。虽然来自欧洲的一些观察者认为森林是美丽的，藏民和汉人纵火清除森林以形成牧场或农田的做法非常令人惋惜，但海斯则认为：“在整个中国帝制社会晚期直至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藏民在广泛使用火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社会。”[73]因此，虽然森林被清除了，但山坡并没有变成不毛之地，而是成为藏民放牧畜群的草场，也避免了过度的水土流失和把生态问题带给下游的四川盆地。在第七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状况到20世纪后期变得越来越严重起来，国家林业部门采用功能强大的设备，对四川西部和北部山区的森林进行了广泛的采伐，直到1998年暴发的长江流域大洪灾，才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下令立即停止对这些原始森林的一切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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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的例子还可参见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along the Frontier，”27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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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B.Marks，“People Said Extinction Was Not Possible：2000 Year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in South China，”in EnvironmentalHistory：WorldSystemHistoryand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ed.Alf Hornberg（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7），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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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Marks，Tigers，331-332。译者注：嘉庆《雷州府志》卷二，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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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ks，Tigers，ch.10.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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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llo，“Imperial Forag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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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段和下一段内容主要参考了Piers Blaikie and Harold Brookfield，“Defining and Debating the Problem，”in LandDegradationandSociety，eds.Piers Blaikie and Harold Brookfield（New York，NY：Methuen，198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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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渭河流域的森林砍伐，详见Eduard B.Vermeer，EconomicDevelopment inProvincialChina：TheCentralShaanxisince 1930（Cambridge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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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orman Shaw，ChineseForestTreesandTimberSupply（London，UK：T.Fisher Unwin，19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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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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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orman Shaw，ChineseForestTreesandTimberSupply（London，UK：T.Fisher Unwin，1914），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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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引自W.C.Lowdermilk，“Forestry in Denuded China，”TheAnnalsofthe 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 152（November 193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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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vid A.Pietz，EngineeringtheState：TheHuaiRiverandReconstructionin NationalistChina，1927-1937（New York，NY and London，UK：Routledge，2002），7.中译本见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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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vid A.Pietz，EngineeringtheState：TheHuaiRiverandReconstructionin NationalistChina，1927-1937（New York，NY and London，UK：Routledge，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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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b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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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lizabeth Perry，RebelsandRevolutionariesinNorthChina，1845-1945（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note p.16.中译本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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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im Sed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Public Good in Xu Guangqi’s Treatise on Expelling Locusts，”paper presented at 2011 AASannual conference，Honolulu，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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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Perry，RebelsandRevolutionariesinNorthChina.中译本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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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Pietz，EngineeringtheState，15-16.中译本见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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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Perry，RebelsandRevolutionariesinNorthChina，42.中译本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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